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知侠

《史记》表的意义与作用，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提纲挈领的表现历史内容。表既可以把《史记》其他四种体裁的内容提纲挈领的表现出来，也可以把其他四种体裁不便记，不能记，没有记的内容同样表现出来。比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分别把一百多人和七十二国受封者的功绩、履历、官爵、封邑，、传国、失侯等内容，详悉具备地表述了出来，这就大大省却了为他们各自立传的繁琐。

第二，简要明晰地揭示天下大势。牛运震说：“表以著年，以事附之，自宜摘其会盟征伐兴衰成败大事列于篇，要以简要明晰为贵，一切闲文细事，均宜从略”
( 《史记评注》 )
。这一点自应成为作表的基本要求。比如《十二诸侯年表》所记的主要是春秋时期的周天子以及十二个诸侯国的立国，受封、传代、世事、灾异、存亡的情况，而其中一些主要国家，《史记》都已为之设了本纪或世家，分别来看，它们各自的发展线索都很清楚，但如何将本纪、世家所记述的内容综合在一起，以表现一个时期总的历史面貌，这是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司马迁采用简要明晰的表格来揭示天下大势的做法，得到了后人的肯定。

第三，经纬纵横的创为“无言之文”。这是说，司马迁这时的笔削微旨，不是用文章，而是用史表的形式加以表现，从而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第四，从通古今之变的述史目的看，十表编年纪历，划分历史断限，建立了古代的年代学，这是《史记》十表的最大功用。
书。
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现象为主体，对礼乐、天文、历法、经济、水利，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具有文化史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记录各种典章制度的历史变化时，也借此抒发了他对社会现实和政治兴衰的种种看法。比如在《礼书序》中，司马迁认为礼仪可以“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可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因此就必须防止礼仪方面“淫侈”与“凋敝”。在《乐书序》中，司马迁认为音乐的演变与政治颇有关系，它既可以兴邦，也可以覆国，因此对于这些事情，不可不慎。在《律书序》中，司马迁站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高度总结了历史上的战争和兵略理论，表达了对战争的正确认识。在《天官书》中，司马迁阐述了他对“天道”与“人道”的看法，强调了在“天变”面前，人的行为的能动作用。在《平准书》中，司马迁以“物盛而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批评了汉武帝“与民争利”的做法。总之，八书在《史记》中所处的地位很重要，它是我们研究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以及司马迁思想的重要材料。
世家。
是一些有爵位、俸禄可以世代相传的贵族之家的历史。这里面主要包括三部分人：其一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各个诸侯国，它们是接受周天子的分封成为“世家”的；其二是汉代被封为诸侯王的刘姓子侄；其三是被汉朝封为侯的开国功臣如萧何、张良、陈平等。除此之外，尚有《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三篇。《外戚世家》是写的历代皇后及其家族，人们争议不大，有争议的是司马迁把孔子、陈涉列入了世家。司马贞、刘知几等人认为，世家的意思就是“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而孔子和陈涉皆“无世可传，无家可宅”，怎么能把他们立为世家呢
!
这是由于他们对“世家”本义的理解，与司马迁的原意不一致。司马迁作世家的目的，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在这里，司马迁明确指出，世家记载的是“辅拂股肱”、“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人，“凡能拱辰共毂，为社稷之臣，效股肱辅弼之任者，则史迁入之世家。开国可也，不开国亦可也。世代相续可也，不能相续亦可也。乃至身在草野，或不旋踵而亡，亦无不可也。”
( 朱东润《史记考索》 )
因为司马迁是以承认天子在国家政治和社会历史内的中心地位而创设世家这种体裁的，所以孔子虽然没有仕于周室，但是他“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 《太史公自序》 )
，为维护周天子的地位和加强国家的统一，汲汲奋斗了一生，完全是个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社稷之臣”，因此他的事迹符合列入世家。同样，陈涉在秦末率先发难，他“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最后真正导致了国家的统一和定安，所以也可以入世家。相反，吴王濞、淮南衡山王“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所以他们虽然实际上曾是侯王，但司马迁也没有把他们写入世家。
列传。
是记载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的历史。作者取舍的标准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操行高洁，有功于天下，能传名于后世，那么即使像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商人，他也都为之立传。为了表达的需要，司马迁把列传分为专传、合传、附传、类传四种。
专传
即一人一传，如《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等是。
合传
有的取其人品相近，如《张释之冯唐列传》；有的取其彼此相关，如《魏其武安侯列传》；有的取其学术思想相承袭，如《老子韩非列传》。在写法上，两人以上的合传，有的是并列叙述，无所谓轻重主次，如《管晏列传》；有的一人为主，旁人附录，如《孟荀列传》，标题为孟子荀卿，而内容所讲的有驺子、田骈、慎到、环渊、墨子、淳于髡、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等十几个人。
类传
是按行事相类或属性相同加以编排，如《循吏列传》专记遵纪守法的官吏，《酷吏列传》专记严刑峻法的酷吏，《游侠列传》则专记轻生尚义，救人危难的侠士，而《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是少数民族的专传，表现了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列传是《史记》中的精华，无论从思想的丰富还是描写的精彩，它都是值得珍视的一部分。
三、 “ 太史公曰 ” 及《史记》的史评方法

司马迁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方法，同时也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古籍中的“君子曰”的基础上，创造了用“太史公曰”来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史评新形式。全书有“太史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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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条，除《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外，几乎篇篇都有“太史公曰”，这些论赞大多被安排在每篇结尾，也有放在篇首或散见篇中的。这些论赞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们“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记其游涉所亲见，或征引典籍相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笔。”
( 牛运震《史记评注》 )
自从司马迁“太史公曰”这种史评形式开创后，得到了后代史家的广泛效仿，成了后世纪传体史书沿用不变的基本形式。

“太史公曰”是作者亲自出面对历史人事作的评论，与此相配合，司马迁又创造了“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评论方法。清顾炎武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
( 《日知录》卷廿六 )
顾炎武在这里所说的，都是司马迁借别人的评论来表达自己观点的事例。而《史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更重要的形式，乃是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把自己对所叙人物、事件的态度、论点自然地流露出来，也就是通过客观的叙述史实来体现主观的评价。比如《陈涉世家》在描写陈涉称王后的骄奢与脱离群众时，用笔轻灵巧妙，不作正面叙述，没有大段铺陈，而只是写了宫门前的一个小纠纷：陈胜“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整段文章没有一句写陈涉本人如何骄纵，只是写宫门令的傲慢凶盛。但俗话说，“有其主，必有其仆”。在这里，我们不正是又由其仆以见其主了吗
? 通过叙述历史，让事实本身说话，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做法。

总之，《史记》是一部规模宏伟，严谨博大的纪传体通史，自从这种体例创立后，历代相沿不衰。郑樵说：《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 《通志总序》 )
赵翼也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 《廿二史札记》卷一 ) 。
四、《史记》叙事的互见法

讲到《史记》的体例，不能不讲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与纪传体相适应的编撰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把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补充。作者或作明示，如《周本纪》说“其事在商君语中”，《秦始皇本纪》说“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等，而更多的情况是，作者没有声明互见而实际上互见的。司马迁为什么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互见法呢
?

首先，这是组织材料的需要。《史记》五体彼此配合，融为一体，克服了编年体“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的缺陷，而具有“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包罗万象的优点。但是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又必然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史记》记载的时间长、事件多、人物众、场面大。有时一个场面就会牵涉到众多的人物，联系到各个方面，这些都不是一纪一传所能全部概括的。比如长达数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参加的人成千上万，其中的主要角色也有数十人，即便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场面，如鸿门宴，也涉及到项羽、刘邦、张良、樊哙、项伯、范增等多人。假如作者写史，将这些在每个与之相关的人物传记中都加以叙述，那势必造成文章的重复冗杂。为了合理解决这一矛盾，司马迁创立了互见法。也就是说，
他把某一重要事件集中写在与此相关的最重要的人物传中，而在其他相关的传中记得比较简略
。如鸿门宴在《项羽本纪》记载最完整，但在高祖、张良、樊哙等纪传中也予以提及；诛诸吕事以《吕后本纪》记载最详细，而在孝文、陈平、周勃等本纪、世家中也有说明；吴楚七国之乱事以《吴王濞列传》中记载最具首尾，但在周亚夫、袁盎、晁错等有关此事的十几个篇章中也作了简略记载。司马迁这样做的好处，不仅使历史事实有头有尾，集中明确，减少重复累赘，而且经过互见法的穿针引线，使五体连为一体，唤起读者不要把每篇记载孤立起来看，而应该联系他篇来考虑问题。

其次，这是实录的需要。毫无疑问，司马迁是一位敢于秉笔直书，富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我们今天赞扬他的实录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司马迁能大胆地暴露封建统治者的阴暗面，甚至连汉代帝王也绝不放过。但是“逆鳞”难批，弄得不好就有杀身之祸，所以这种揭露不仅要有勇气，而且还要讲究策略。因此司马迁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既能全身远害，又能秉笔直书的方法。互见法具有“此详彼略，互为补充，联类对比，两相照应”的特点，很自然地就适合了司马迁的需要。我们细读《史记》不难发现，司马迁写汉代帝王，每篇本纪都以肯定为主，而将他们的庸俗、暴戾一面分散在其他传记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迂回实录”。例如《高祖本纪》详细记述了刘邦由起事反秦、楚汉相争，到统一国家、建号称帝的全过程，对于刘邦取得成功的一切优胜措施，如顺应时代，从合人心，分化敌人，团结内部，知人善任，而又驾御有方，刚柔并济，恩威兼施等，都一一做了生魂的描绘，说明了刘邦的胜利绝非偶然。从这些办大事的主要方面看，刘邦的确是一个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能用人，尤其是能驾御人的政治家。而至于刘邦那些无赖行径和恶劣品行，则都写到其他篇章中去了。如在《留侯世家》、《周昌列传》中写了刘邦的贪财好色，在《项羽本纪》中写了刘邦的卑怯自私。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写了刘邦忘恩负义，诛杀丁公；在《淮阴侯列传》等篇中写了刘邦的阴忍，写了他的过河拆桥，残杀功臣。我们只有联系各篇记载，才能对刘邦其人作出正确评价。清代李笠曾说，司马迁因“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是非，
( 但亦 ) 不忍隐蔽其事，故互见焉。” ( 《史记订补》 )

再次，是刻画人物的需要。凡是历史人物，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作为人物传记，应该如实地写出人物的长处和短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果只写好的，舍弃坏的，势必影响历史的真实，但是，如果好的坏的不分轻重主次地一古脑儿拉杂写来，也会妨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司马迁的做法是，充分发挥互见法的效用，每篇作品都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根据这一主题去选择和组织材料。对于那些不利于表现主题、或有损于人物形象完整性的其他史实，则放到与之有关的人物传记中去加以叙述。比如《魏公子列传》的中心是突出魏公子的“礼贤下士”、待客以诚和宾客对公子的以死相报，所以有关表现魏公子个人才干的事情，诸如魏公子曾有一大段很精彩的反对魏王亲秦伐韩的议论，他就把它写到《魏世家》中去了。至于由于信陵君在接待逃亡的魏相魏齐时的表现犹豫，以致造成魏齐自杀的事，则记载到《范睢传》中去了。

在《史记》中，运用互见法写人写得最成功、最出色的是《项羽本纪》。该篇通过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典型事件，描写了项羽由兴起到失败的全过程，歌颂了项羽在推翻暴秦斗争中的巨大历史功勋，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形象，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是项羽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有许多缺点，为了保持项羽形象在本传中的统一完整，对项羽的种种缺点，司马迁在他的本纪中或是轻捕淡写，一笔带过，或是略而不载。而在《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黥布列传》等篇中却作了相当的补叙。比如项羽刚愎自用，不善用人的短处，就是通过韩信的口说出来的。这样既保持了项羽在其本纪中的英雄形象的完整，同时又为表现韩信的远见卓识留下了余地，在描写人物上起到了一举两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