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人·司马迁：阉割不了的史魂（下）

地藏王

司马迁的第三个伟大之处就是他以无上的勇气，把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呕心沥血的著作里，他“不仅随处写出了历史，也随处写出了正义”，为我们留下了一股浩然正气！

宋朝诗人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里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他把史官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精神作为人间的正气之一。“太史简”和“董狐笔”是两个讲滥了的故事，但还要讲，因为在现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气节真是太少了。那个时候的史官是世袭的，秉笔直书的精神也往往随着史官家族的延续而传承下来。在这两个感人的史家故事中，他们的忠实和无畏不下于司马迁，因此我将他们的伟大故事和司马迁融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为了理想而视死如归的勇气；更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为了几句真话，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的大臣崔杼将齐庄公杀了，太史伯直书其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诛杀太史伯，太史伯有弟三人，曰仲、叔、季。仲和叔并没有为鲜血所吓倒，依然直书，两人也被杀了。在这种情况下，三弟季依然不放弃直书历史的传统，并且掷地有声地回答崔杼：“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在史官的气节和勇气面前，崔杼杀人杀得手软，只得作罢。太史季如实刻完竹简，刚出史馆，看见另一个系列的史官“南史氏”携着竹简而来，说：“听说你们兄弟都死了，我怕历史被歪曲，赶来接着写！”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这种前赴后继的勇气、视真实重于生命的精神逼退了强权，历史就这样在淋漓的鲜血中被记录下来。


“董狐笔”出自《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残暴荒淫，正卿（宰相）赵盾经常劝谏，晋灵公不但不听，还派人去刺杀赵盾，赵盾出逃首阳山，但没有出国境，赵盾的族侄赵穿杀了晋灵公，晋国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写道：“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且在朝廷上公布了。赵盾感到很委屈，辩解说那不是我干的。董狐说，你是宰相，逃亡没出国境，回朝不讨乱臣，不是你主谋干的，谁信？我头可断，简不可改。赵盾无计可施。“简”就是竹简，就是历史，是文天祥所说的“汗青”。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齐庄公和晋灵公都是坏国君，但是杀了就是杀了，作为史官，其职责所在就是如实记录，否则就是失职，失职不如去死。这就是史家秉笔直书的伟大传统，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还有一些浩然正气，那些强权之所以还有所忌讳，全懒于史官们沾着鲜血举起刀笔，在“汗青”上刻下了一个个堂堂正正的方块字！强权们干什么都无所顾忌，他们唯一害怕的就是遗臭万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司马迁是这种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的继承者和光大者。什么是“实录”？他之后的史学家班固总结得十分精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也就是说，历史是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不为尊者讳，不为圣者隐，不阿谀奉承，不服从强权的意志，只服从于真实，服从于自己心中的道德律。


关于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我们来看一个细节。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申董仲舒的话说，孔子作春秋目的就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而在班固写的《汉书·司马迁传》中，变成了“贬诸侯，讨大夫”，班固尽管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汉书》记事之缜密、周详甚至胜于《史记》，但是如果论起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班固把“贬天子”一删，就可以看出，他的境界和勇气实在是离司马迁差得远呢！天子为什么就不能贬？史官记述历史，就是要善恶必书，这样才可以使为政者不敢为非作歹。更重要的是，历史的目的就是求真，如果历史突破真实这一底线，使善者得不到褒扬，恶者得不到贬抑，是非不明，黑白颠倒，我们将何以面对未来呢？


班固在评论《史记》时说“是非颇缪于圣人”，说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退处士而进奸雄”，在《货殖列传》中“崇势利而羞贫贱”；东汉的王允（就是设连环计杀董卓的那位）干脆说司马迁的《史记》是“谤书”，埋怨汉武帝没有及时杀了司马迁，以至于“谤书”流行于世——他们也太小看司马迁的境界和心胸了。司马迁固然因为家贫无钱赎死，朋友无一人相救，而不得不忍受宫刑，因此在他的某些篇章将这些感慨有所流露，但综观全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一直充盈其间，两千年以降，犹使人感奋不已。至于《史记》被诬为“谤书”，更从反面证明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勇气。


还是看看他的如椽巨笔吧。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中，他既写了刘邦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也把他的流氓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公元前205年4月，楚汉大战，汉军陷入楚军的重围，危急之中，幸亏刮了一场西北风，飞沙走石，楚军大乱，刘邦才得以率十余骑逃出来，路过老家沛县，本想接上老小，怎奈已经失散，只在半路上遇到了逃亡的一子一女，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楚兵穷追不舍，刘邦人困马乏，为了自己逃命，他竟然三次把一双儿女从车上踢下来，每次都是驾车的大将夏侯婴跳下来把孩子抱上车，让孩子抱着他的脖子逃命，气得夏侯婴大叫：“虽然逃命要紧，好意思把孩子扔掉吗？”为此，刘邦在路上十几次想杀了夏侯婴。项羽抓了刘邦的老婆和父亲太公，告诉刘邦说：“你再不投降，我就烹了太公。”刘邦摆出一副无赖架式说：“我与你曾约为兄弟，我爹就是你爹，如果你坚持要烹你爹，到时候别忘了分给我一杯羹尝尝鲜！”气得项羽没法，要杀太公，项伯说：“他要天下不要亲爹，你杀之何用？”对刘邦如此，对于操着自己的生杀大权的汉武帝，司马迁也毫不留情。尽管《史记·今上（即汉武帝）本纪》遗失，但在《封禅书》等章节中，他把汉武帝好大喜功、迷信长生不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封禅以宣扬文治武功、任用酷吏滥施严刑峻法等种种劣政暴露无遗。


在《酷吏列传》中，他共写了当时有名的酷吏十人，尽管他自己深受酷吏的催逼和侮辱，但司马迁是公平的，他既写出了他们中一些人的耿直、廉洁，也写出了他们的残酷无情、严刑峻法，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他笔下的张汤是其中最著名的酷吏。小时候，其父命他看守门户，结果家里的肉被老鼠偷去，其父痛扁了他一顿。张汤一怒之下，掘开鼠洞，抓住老鼠，在堂下“审判”它们并施以肢解的酷刑。他的“判决书”竟然如老狱吏那样老练、毒辣，其父看后大惊失色。他后来当上“法官”，发明了一种“腹诽之法”，“腹诽”即“心谤”，就是你在心里骂我。张汤以“腹诽”之罪处死了大臣颜异，从此阿谀奉承、谄媚取容之风大盛，司马迁深恶痛绝，因此在自己的《史记》中予以无情的揭露。


除了这些历史上所谓的大人物，他还史无前例地写了那些小人物，比如义薄云天、扶危济困的游侠，一诺千金、不欺其志的刺客，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伶人，他浓墨重彩地为他们树碑立传，大力弘扬他们身上所蕴涵的直接来自民间的气节、品行和理想，既暗讽了上层社会的礼崩乐坏纲纪混乱，又不使民间的浩然正气隐没无闻，这一番史家的苦心，现在的人读懂了吗？


太史公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描写了屈原的高洁品行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后，深情地写道：

（被流放的）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长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我想，太史公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必然联想到自己的身世，那种不随波逐流的勇气，怀瑾握瑜的品行，宁死而维护自己清白的气节，是属于屈原和司马迁等所有伟大的中国人的，他们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股浩然正气，成为我们民族永远的怀想。为了对历史负责，司马迁被阉割、被耻笑、被倡优视之，现在的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们少有被诛身的，更没有被阉割的，但甘于被诛心、甘于被精神阉割的又有多少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