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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文字特点（16）
熙宁四年，司马光的好友吕诲去世，司马光给他写了篇墓誌。好事之徒将摹本递呈给王安石，以为深文周纳之资。王安石将之挂在墙上，对手下人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不仅仅是后人，当时人就已认为司马光的文字很有西汉的特点。
何谓“西汉之文”？汉初文章承战国之习，大有纵横家的余风，论辨的思想很强。文景之后，提倡经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涵养，士人文章遂多尔雅深厚。说白了，就是西汉时人的文章，比较朴实，不喜欢华丽和词藻。朱熹朱夫子评司马光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我们南方人主食大米，天天吃，淡而有味，香而不腻，此皆水稻成长时集天地之精气荟萃而成的原因，不似油炸东西的滑腻。这其中也有特例，比如司马迁，文风高奇得很；如杨雄，其赋才气奢靡。
司马光不喜“四六”之体，也就是说，司马光不喜作骈体文。骈体文句式或六字或四字，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约束比较多。古代散文自汉至六朝，形成了“文”“笔”两流派，所谓“文”，就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所谓“笔”，就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文笔”一词概出于此。司马光显然偏好后者。治平四年三月，仁宗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不肯就职，借口是“臣不能为四六。”仁宗说：“卿能考进中士，却说不能四六，谁信？”司马光没话说，扭头就走。内臣拿着“委任状”追上来，司马光就是不接。内臣说：“皇上还在朝堂等你呢。”司马光不得已又返回去，仁宗将“委任状”强塞进他怀里，这才勉强接受了。康熙皇帝这样解释司马光此举的意义：“司马光学殖淹博，文词最为典雅，哪里做不了骈体文。司马光大概认为，北宋承五季文风，崇尚排偶，以词藻华丽相高，所以有意改良时弊，使文风重归于淳朴，便以不能四六推脱。并不如后世鄙陋无文之人，一味高谈性命，其实是腹无诗书，不过是以蔑视词章为借口来掩饰自身的无学罢了。”司马光自己也曾对“文”有过一段精辟的论断：“今人所谓文，古人所谓辞也。古之所谓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岂辞章之谓哉！尧之文思，文王之所以为文，此圣人之文也。下此则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孔文子之文。”说白了就是文以载道。
司马光平素就不喜欢花花绿绿的东西。小时候，家里人要是给他穿华美的衣服，扭头他就把衣服脱了，更不要说给他戴银手镯金项链。景祐五年，司马光20岁时考中进士，皇帝大宴新锐之士，按惯例，大家都得戴花以示荣耀，司马光偏不戴。别人劝他，这是皇帝赏赐的，怎敢违抗。不得已才戴上。顾栋高《司马光年谱》载，司马光十五岁时，于书无所不通，文笔醇厚，俨然有西汉风。也是打小的养成。《司马光年谱·凡例》称，公文体似西汉，其奏议当不在陆贽之下。
陆贽是唐德宗时期人，时局已大不是盛世，地方割据已成朝廷腹心之患。陆贽先任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文诏，甚得朝廷倚重，号称“内相”。贞元七年(791)，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次年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时局艰危，陆贽励精图治，为朝廷出了许多善策。其所写奏议笔力雄健，善将诚挚的感情与精当的议论融汇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为德宗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情词恳切，深自痛责，据与其同时代的权德舆说，“行在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翰苑集序》)。其于德宗贞元十年（794）写成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奏疏，一千多年来仍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屡为史家所征引。陆贽亦主张藏富于民，不主张过份削弱民力，“当今之要，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以成永厚也。”其所处身时局与政治主张，和司马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顾栋高将司马光比作陆贽，相当高明。苏轼说陆贽是“王佐”、“帝师”之才，而权德舆比之为汉代的贾谊。这样，陆贽的文风也归到西汉一路上。有一点不同的是，陆贽擅长骈文，而司马光不为之。
《通鉴》一书最后的定稿由司马光一手完成，因此前后文风相对统一，司马光几乎以“白描”的手法来行文，不作“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抒情，但读来也见笔底波澜。“赤壁之战”写“时东南风急，（黄）盖以十舰最着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曹）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黄）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聊聊数语，整个战景如在眼前。五代朱温听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嗣攻克夹塞，《五代史》这样说：“朱温在开封闻讯，惊叹道：‘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猪狗）尔！’”司马光如是修订：“朱温听到夹塞失守，大惊失色，既而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嗣小名），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司马光交待书局诸人编草卷“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他最后定稿却相反，宁简戒繁，“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于此却做了铺陈，文字虽不多，但一唱三叹的韵致就出来了。淝水之战，谢玄大胜前秦苻坚，东山再起的谢安，时与客人围棋，你看《通鉴》的传神笔意：“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司马光写火烧赤壁，那么大的场景就那么二行，63个字，写谢安的矜持之态55个字，名士的派头也就出来了。
司马光多注重这类细节描写，很具文学性，司马光也主张“小说家言”并不是都不可取。《通鉴》开篇写智伯之亡，当年晋国权臣不是三家而是四家，智伯是首领。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又求地于魏桓子。最后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赵襄子不给。智伯大怒,联合韩、魏的部队来进攻赵氏，决开汾水来灌晋阳。韩康子、魏桓子陪着智伯去前线视察，看着滔滔河水将晋阳死死困住，危在旦夕，很高兴地说：“到今天我才知道，水可以亡人之国。”听到这句话，《通鉴》这样写他们两人的反应：“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因为汾水也可以灌魏桓子的老巢安邑（山西夏县），绛水可以灌韩康子的老巢平阳（山西临汾），一“肘”一“履”，就哄托了两家唇亡齿寒的忧惧，最后与赵简子里应外合，灭了智伯。
梁启超说，司马光“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可并称史学界“两司马”。他曾用“飞动”一词来盛赞《资治通鉴》的文采:“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在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上去令人感动。”司马光的文字功力如此，所以《通鉴》一书，不但有生动的故事可以读，有些篇章甚至可以当作精美的文章来背。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选《通鉴》至十一篇，毕沅的《续通鉴》，一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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