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寺－－袁世凯与谭嗣同

花生

　这些年，每去北京时，我总想去看看那个大名鼎鼎的法华寺，也就是谭嗣同深夜来找袁世凯密谈的那座古寺。
  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剧中的大白脸，这座京都名刹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从被指责出卖了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志士，到弹压“义和拳”、“红灯照”等民间排外运动；从恃武力耍谋略逼清廷退位，到施诡计使自己留在北京当国家元首；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到悍然宣布取消共和国体恢复帝制，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这个河南矮胖子有关。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戊戌年的背叛行径——人们说，不是他的变法关键时刻的卑鄙出卖，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或许会一举成功，若果如是，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会越拉越大。

  这桩历史公案太刺激！他奉令晋京，破格受到皇上的两次召见，回到旅居的古庙里后，深更半夜时，忽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且不待门人通知，来客就闯进内宅！看名片方知是军机处的章京（秘书）谭嗣同。然后，两人闭门密谈。一个是不顾一切要拯救深宫中的明君、并决心以暴力强行推进改良大业的热血党人，一个是手握精兵且是维新圈儿里的强学会会员的壮年将领；两人一文一武，均是受“圣上”信任的汉人精英，岁数相差也不大（时谭32岁，袁39岁），相谈甚密。不期，古庙夜谈之后仅两天，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里返回宫中亲政，主持新政的光绪皇帝却戚然被囚——变法惨败。两位密谈者，一个成了京城保守派的刀下鬼，血溅菜市口刑场；一个则成了越来越得当权者青睐的政坛红人，由武卫右军统帅升任山东巡抚，后来接替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再后来，升入中枢任练兵处会办大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气焰甚是了得！两位密谈者的结局真是相去天渊！

  

  我尽管自忖对北京已经有些熟了，但对法华寺却一无所知。读到的书中，说起发生在那座寺中掌故，都详尽备致；但说起它的具体方位，却均语焉不详。

花生

春上去北京的潘家园“淘”旧书，满载而归时，车经天坛路时，蓦然见到路牌上有“法华寺”的地名。但箭头指处，是一座大棚化的农贸市场。

  停车暂借问，或恐有遗存？老人遥指楼群里，慨叹：早没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本人遂死了觅找法华寺之心，只道是该古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楼群中与世长辞矣。

  然而，就在全然无意间，我结识了北京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志诚先生，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感柳暗花明。老李说：你要看的法华寺不在南边，就在我们东城，可能老北京的法华寺不止一处。他不光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还马上安排属下李继宝专程陪我前往其“势力范围”内的法华寺旧址探看。于是，原以为早已辞世了的古刹，瞬间复活了。

  对了，不能不交代的是，这一次，天老爷还是没忘朝我头上洒点阴雨，而且，这回已经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车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黄色的点子。大自然虽宽大无边，但偶尔也会朝无休止地折腾他老人家的某个地区的人类来点小惩戒什么的。

  文物局的司机轻车熟路，一会儿就把车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东稍拐，便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停车场。

  正疑惑，小李已经领我从停车场后门出去，走进一条小巷。

  “到了，就是这个大杂院儿。”他停在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儿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门框上的小红标牌：多福巷44号。

  

  中国的寺庙都是坐北朝南，法华寺自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无套路的老房子挤在一块儿，使人看不出个南北东西了。不过一进院儿，我就明白，小李是领我从最北边进入了原先的法华寺——我走历史的后门了。

  从后往前看，满目是伤心景。

  所有的老房子都变了样，早没了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只通往东边院落的廊门上方有些旧日失了色的画梁。一户挤一户的陋室把个京都名刹塞得满满当当。从昔日神祗们住的殿堂飞檐往上看，只有华侨大厦的高楼岌岌乎压在头顶。

  小李显然是个敬业的青年官员，三拐两拐就把我领到了大杂院的最南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细巷里。躲过身旁一辆辆自行车和头顶一件件晾着的衣衫的羁绊，他伫足一方巨石前，指点：这是整个庙里留下的惟一文物了。

  侧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带龙首的大碑。

花生

碑已前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里，正是沦落风尘状。旁有废弃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正辩识碑文，碑后褪了色的木门吱呀开启，一位妇人探出头来问：干嘛的？小李申明：文物检查。妇人方退回宅中。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法华寺已经破败至如此模样了！

  

  东华门外二里许，豹房巷有古刹法华禅林，明正统间，内监刘通，舍宅创建……

  

  我艰难地摸识着碑文，约略明白了法华寺的身世。

  豹房巷即如今的报房胡同，应该是法华寺正门所在的那条小街。该庙是太监业最为发达的明代时，一位叫刘通的出宫人舍弃自家住宅而建的寺庙。不知这位刘太监是什么鸟，是毕生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了点钱全部用来修善呢？还是本来就是坏蛋，不过是用横财敷衍老天爷一把而已？从明正统年间算起，此庙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国朝二百余年间，中间迭有废兴……”，已经漫漶了的刻字隐约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难。

  法华寺最富神秘色彩的，当然不是它当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称的“规模宏敞”和“焕然增丽”，而是1998年八月初三日的那通深夜密晤。

  清代时，前来京城汇报工作的各地官员们没有宾馆或内部招待所可居，要么在京城有自已的住宅，要么就得借寺庙栖身，尤其是离皇宫近些的禅林，更成为住客率较高的业余宾舍。这王府井一带，距紫禁城东大门（东华门）很近，所以此地的寺庙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脚地。隔这儿不远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贤良寺，就是当年李鸿章李大人最后的住处。对领导一向谨慎有余的老袁奉诏来京后，赶紧在该庙住下。

  其实，若论此庙接待过的要人的级别，只是新建陆军头目的袁世凯还不上数，早在他来此下榻的几十年前，就很有几位王大臣屈尊假此设巡防处——因为咸丰爷已经被蛮横的英法联军打得跑去热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们不愿在别处接待前来谈判的可恶的洋大人，便选了规模“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法华禅林寺与敌酋会谈。有人考证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都里与老外进行外交交涉，此前，他们都像乾隆爷一样的德行，以为夷人们来华只为想做我泱泱中华的藩属，他们的通商要求不过是为了纳贡的借口。这会儿，羞汗涔涔的满清王公们终于在这座庙里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后世的邓小平先生总结出的“落后了就要挨打”的道理。

花生

如此说来，我面前的这幢石碑的额题“万代流芳”四个大字就该改改了，实为“万代铭耻”之地呐！

  与东洋人打了无数次交道的袁世凯，理应也立于这碑前怅然而叹。但他没有，因治军有方而声誉鹊起的袁世凯，已经没有青年投军时的那股子爱国热情了，而且，此时也全无心思谓叹先帝时代的国难了。他一直在纳闷：正在忙于推行新政的年轻“圣上”为何会对我这般厚爱？初一在颐和园里接见了他一次，紧接着第二天又召他去。为什么？皇上为什么给并无显功的他突然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之高位？金口玉牙说的那句“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是什么意思？浩荡的皇恩让人诚惶诚恐，不知正对他疑虑重重的顶头上司荣禄大人会怎样看他。官场咸知，大学士荣大人乃慈禧太后最信赖的满族皇戚，以当朝第一要臣之位被下派到了直隶总督任上，不就是为了确保京城里太后等人的安全嘛？而直隶总督，就等于后来共产党时代的北京军区加济南军区的司令员，何等要紧！他袁世凯的新军不就才是荣禄麾下的一小部分？据传荣大人和大批朝臣们对光绪爷在康梁等人鼓动下的“变法”并不“感冒”，而一直在颐和园养天年的“老佛爷”也越来越为儿皇帝的一味胡闹感到头痛。时局相当微妙，他袁世凯不能不惊悚。

  在确，当时宫廷内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到关键时刻，两种风言搅得人心惶惶：一是说皇上已默许维新党人采取非常措施围杀慈禧太后，并杀尽老臣；一是说下个月慈禧将逼皇上一道去天津阅兵，届时在荣禄营中宣布废黜光绪另立新主。无论怎么说，皇上地位岌岌乎！

  袁世凯有所不知的是，正是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光绪才公开召见了袁世凯，并赐以重恩，皇上和维新党领袖都希冀在紧要关头让思想进步且手握精兵的袁世凯挺身前来保卫改良大业。这几天，可怜的皇帝已经看到了危机的迫近，他一面托人带出密诏，令康有为速逃往上海“以图将来”，一面连接召见袁世凯委以高位期待做自己和新政的厚盾。这一切，袁世凯哪里知道？

  就在这时，官场上公认的皇上身边的红人谭嗣同神色异常地出现了！

  

  关于谭袁二位的夤夜密谈，现在世上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大将梁启超的流传甚广的追记，一是袁自己于民国时期发表的《戊戌日记》。人们宁肯相信康梁说，也决不愿听信袁的时过境迁的辩白。

  康梁不仅是一代改良领袖，还是一代文化巨擘，他们的文字自然极富魅力。

  试看康有为对这一天的记载：

花生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字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康写道：此时，几位党人赶来）筹划救上（皇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敢死队）数百扶上（皇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皇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梁启超的文字则更是绘声绘色，像亲历一样生动：

  

  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慈禧太后将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闻（老袁一点儿不掩饰自己已经知情）。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花生

单从这两段文字上看，手握精兵的袁世凯真是大义凛然的伟丈夫——你们党人拿我袁某当什么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圣明君主，不光是你们的事，我也会随你们之后拼死去做的！杀荣禄算什么？还不就像杀条狗一样！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都相信，袁世凯是新派人士，他不光加入了维新组织强学会，而且在风云突变之际还派幕僚徐世昌专门到康的住处表明其政治态度，所以，他们势在必然地选择了袁。

  而袁世凯是怎么记述的此夜秘谈呢？1926年2月发表在上海《申报》上的袁氏《戊戌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讲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但都因荣禄阻碍，所以袁虽“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却升迁甚慢的大有挑拨意味的话，之后，话锋一转，出示了一份在袁看来是非常可疑的一件皇上的手令，让袁在荣禄前宣读皇上的命令后，诛杀荣禄，然后“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太后），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魂飞天外”的袁世凯又受到了谭嗣同的生死胁迫，若换了个庸人，真也该活活被吓煞！好在老袁在朝鲜时就经历过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考验，所以，他虚以委蛇——

  

花生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抿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传统的说法是说袁世凯骗取了冒险赶来求援的谭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光绪皇帝惨遭囚禁，维新党人横尸街口，轰轰烈烈的“变法”猝死于血泊中。

  不过，看老袁的记录，却是另一种说法，即他不承认自己背叛了维新党人，相反，他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过激谋划。他坚持认为，是这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党离间了太后与皇帝的关系，激化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一旦谋乱爆发，必然“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所以，他理应向上司反映实情以求“诛锄误君误国之徒”。

  静下心来读读袁氏的表白，其实有他的道理。尽管他的过于详细的记录与过于流畅的行文让人怀疑其事后的作伪，但对一个正受宠于朝廷的正统封建军人，一个精明过人、深谙宫内权势消长的政治新秀，在狂风大作乱云骤起的紧要关头，他只能做出如此抉择。用他的话说，他是不忍坐视疆域被瓜分；而身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乱弑太后诛上司？而且，即便他的“为国避祸”的动机是事后的贴金之说，那他也异常清楚冒然用兵的结果——那天晚上，他当面告诉过谭军机：

  

  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

花生

平心而论，他说的是实情。

  近年，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引人入胜。有人考证出，围攻颐和园谋害慈禧太后一说并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谣言，而确有其事。而且，慈禧回宫与袁的举报并无关系，她是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迫在眉睫的阴谋的，所以，她匆匆赶回皇宫，指着儿皇帝的鼻子痛骂：“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小人的话想害我？”见光绪嗫嚅着欲辩白，她气不打一处来，竟一口唾沫吐过去：“痴儿，今日没有我，明天还能有你吗？”若光绪不知有此等阴谋，他何以面对母后的责骂哑口无言？

  尽管老袁费了些口舌，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从来不屑于听一个出卖正义的叛徒的申辩。想想囚禁多年的可怜的光绪皇帝，想想身首异处的谭嗣同他们，何人不起怨袁情？

  所以，法华寺里的仅存的古碑，与其说是数百年古刹的惟一见证，倒不如说是袁世凯的耻辱柱。

  从法华寺里走出去的袁氏，自兹背负起了骂名。 (编辑 刘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