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助产士”梁启超

花生

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运动的经过已为人们所熟知，毋庸赘述，而梁启超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鲜为人知。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的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梁启超辞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职务，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１９１９年初，他赴法国首都巴黎，以学者和社会名流的身份，担任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在赴巴黎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特意宴请他，试图探听他对处理山东问题的态度。梁启超郑重指出：“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的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权利的说法，当然没有了根据……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多年，我很盼望日本当局了解中国国民的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这就是给芳泽一个明确的宣示：德国在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强行“租借”的胶州湾必须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决不可以交给日本“继承”。梁启超的严正态度，使芳泽极为尴尬，无言而退。

　　梁启超到巴黎后，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法等国的代表，希望各战胜国支持中国收回胶州湾。他还不知道，早在１９１８年５月，北洋政府已秘密和日本订立卖国条约，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非法利益交给日本，因而列强才明目张胆地偏袒日本的无理要求。当梁启超获悉这黑幕后，愤慨不已。他在１９１９年３月中旬，发电报给汪大燮（曾任外交总长）、林长民（曾任司法总长）说：“交还青岛……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９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

　　这封电报，揭露了北洋政府卖国的内幕，使全国人民愤怒至极。这封电报，也成了“五四”运动的舆论准备。张謇（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实业家）、林长民、熊希龄（平政院长，平政院是审理行政诉讼的司法机关）、范源濂（曾任内务总长）等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协会，委托梁启超为协会代表，继续向巴黎和会请愿，可是列强无视中国主权，执意将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利让给日本，中国外交彻底失败。梁启超于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４日发回电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花生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以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指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将电报交给《晨报》于５月２日在头版头条发表，并配发以下按语：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指梁启超）电乃证实。
　　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梁启超的电报和林长民的按语使北京城为之沸腾。５月３日夜，北京学生集会商讨行动方案，决定５月４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彪炳千古的“五四”运动。

　　梁启超和“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在许多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例如，他反对“打倒孔家店”，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主张，然而梁启超是“五四”运动的“助产士”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坚决反对北洋政府在运动中逮捕学生，他致函总统徐进昌，呼吁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梁启超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发表演讲，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他说：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保路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的起源，然而这些运动都未能建立在民众意识的基础之上。“五四”运动才是国民运动的标本，是国民史上值得特书大书的事件。因为，“五四”运动使外国人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的可怕，并且引起中国青年的自觉心，这是中国外交的国民运动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