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美加华侨社团的研究

花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晚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态度由敌视转变为保护，华侨社团也开始引起了政府外交人员以及出国游历者的注意，这在他们写的笔记中都有所反映。如，外交官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记载道：“后又行数里至一处名为‘穗城会馆’；乃广东人建者。入内过穿堂，后殿内供天后娘娘神像，乃倒拜默祝佑一路平安。”又如1876年负责运送中国展品参加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的李圭，途经日本，后来他在《东行日记》中写道：“此间亦设有中华会馆，公举董事六人，司事八人。华人细故由馆处理。”再如1891年游历东南亚的力均在《槟榔屿志略》中记载道：“南洋风俗，随地皆有会馆，粤人尤多，有一府设一会馆，有一县设一会馆。惟福建会馆皆合一省而设，士文丹，小村落耳，工人休息之所，亦署其门曰福建会馆。新加坡天后宫即福建会馆，合闽粤二省人共一会馆。中国天津有闽粤会馆，海外惟槟榔屿也。平章会馆凡屿中有事集众议焉。”
  
  以上海外笔记的记载虽有涉及到海外华侨社团，但显得简略和零碎。相比之下，梁启超对海外华侨社团的考察和研究就比较详细和系统了。
  
  梁启超（1873-1923）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公车上书”。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及译书局事务。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旋即游历欧美，与康有为等人从事保皇活动。1903年2月至11月间，梁启超游历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和美国的纽约、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芝加哥、旧金山等十几个城市。在将近10个月的游历中，粱启超对当地的华侨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回国后写成《新大陆游记》，后被收入《饮冰室全集》。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不仅对华侨的分布、人数以及职业作了一番统计，而且还对旧金山的华侨社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首先，梁启超将旧金山(除俱乐部等小团体以外)的华侨社团进行分类，并一一列出社团的名称，其类目如下：
  
  甲：公立之团体，如中华会馆、三邑会馆(南海、番禺、顺德)、宁阳会馆(新宁)等；
  
  乙：公共之慈善团体，如东华医院、卫良会；
  
  丙：商家团体，如昭一公所、客商会馆；
  
  丁：各县之慈善团体，如福荫堂(南海)、保安堂(东莞)、同德堂(新会)等；
  
  戊：族制之团体，如颖川堂(陈姓)、陇西堂(李姓)、龙冈会所(刘、关、张、赵姓)等；
  
  己：秘密之团体，如致公堂、保安堂、聚良堂等；
  
  庚：文明之团体，如保皇会、学生会、青年尚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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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这几类华侨社团中，数量最多的是族制团体，单族和联族共33个，约占总数的34%。次之是秘密团体，共有26个。数量最少的是公共慈善团体和商家团体，各仅有2个。
  
  其次，梁启超对社团形成的原因及其社会职能进行深入的分析。族制团体中的联族团体，在梁启超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他们相亲相爱，守望相助，与同姓团体无异。究其形成原因，他认为：“殆由小姓者为大姓者所压，不得不采联邦之制，以为防御之法。于是求之于历史上稍有相属者，则从而联之。如吴、周、蔡，盖谓同出于姬姓也。如陈、胡，盖谓同为舜后也。”这种推断是符合当时社会客观现实的。秘密社会的致公堂等，梁启超认为其源于国内的三合会，“溯咸、同间，最初有所谓广德堂(四邑)、协义堂(三邑)、丹山堂(香山)者，亦统名为三合堂，是为秘密结社之嚆矢。……迨洪氏金陵溃后，其余党复以海外为尾闾。(指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的部下逃到海外，继续秘密抗清)……其后统名为致公堂。致公者，三合会之总名也，各埠皆有，其名亦种种不一，而皆同宗致公。”致公以下，又分为许多秘密团体，于是才形成为数颇多的海外秘密社团。
  
  (来源：《炎黄纵横》 作者：肖方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