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姓家族名人

黄静梦

黄姓家族名人
黄歇 游学博闻，楚考烈王以之为相，封为春申君。相楚二十余年，食客三千多人。娶李园之妹，知其有孕，纳于考烈王，生幽王。后李园用事，忌春申君，遂伏死士于棘门刺杀之。
黄初平（黄大仙）黄初平，晋朝丹溪人。十五岁时他去放羊，有个道士见他本性善良，把他带到浙江金华山石室中，收他为徒。一学就是四十多年。他的哥哥黄初起一直都在寻找他，经过这么多年都没找到他。后来在街市上看到一个道士在占卜，黄初起就问他弟弟在那里?道士说：「金华山有一个放羊的小孩，姓黄名初平，是你的弟弟不是?」初起听到之后，立即跟道士到金华山寻找。兄弟相见后悲喜交集，哥哥问弟弟道：「羊在那里 ?」黄初平指着白色的石头说：「就在那儿」，并喊：「羊起来」于是白石头都站起来变成山羊，有数万头。初起惊讶不已，便跟初平学道。他们两个都成仙了。黄初平别号「赤松子」。
浙江金华有黄初平的赤松观，香港的黄大仙祠，就是浙江金华的「分庙」，黄大仙即是黄初平，极受崇拜。
黄霸 (前？～前51）字次公，西汉淮阳阳夏人。少学律令，武帝末，补侍郎谒者，历河南太守丞，时吏尚严酷，而霸为政宽和。尝从经学家夏庚胜治尚书。官至丞相，封建成侯，卒谥定。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宋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合称苏门四学士。工诗，为江西诗派的开创人，并擅行、草书。着有山谷内集、外集、别集、词等。
黄巢 (？～884)唐曹州人。出身盐商，积财聚众，尤好收留亡命之徒。唐懿宗以来，因皇室奢侈过度，赋税沉重，加上连年发生水﹑旱灾，遂致民不聊生，盗匪群起。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王仙芝率盗匪起事，翌年黄巢起兵响应，乾符五年王仙芝败死于湖北，黄巢被推举为冲天大将军，率众攻掠江﹑浙﹑闽﹑粤等地，广明元年（公元880)陷洛阳、长安，僖宗逃奔成都，巢自号为帝，国号大齐。唐以官爵笼络李克用相援，大败黄巢，巢自刎身亡，为害十年的黄巢之乱始告结束，史称为黄巢之乱。
黄道婆 元朝时擅于纺织技术的女工艺家。曾随崖州黎族学习纺织技术，学成后返乡从事纺织工作，促成棉纺织业的进步，使元明以后的松江细布闻名于四方。纺织业者遂立祠祭之，以感其功。亦称为黄婆。

阎颖

saga

あいしてる

黄[黃、𡕛，读音作huáng(ㄏㄨㄤˊ)]←“黄”的古体字“𡕛”显示不出来者，请安装方正超大汉字集库

あいしてる

黄琪翔：(公元1898～)，字御行，广东梅县水车墟茶山乡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战区抗日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6年6月13日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黄琪翔家祖先世代务农。茶山乡在梅江上游，地处僻壤，山多田少，生活困难。他的父亲黄富霖，被迫远渡南洋谋生，在海外经营小商贩，其后改营“水客”业，替邻亲华侨捎带信款或物品，往来于梅县、香港、新加坡、印尼之间，借获微利以维持家小生活。母亲刘桂伍居乡务农，勤俭持家。

黄琪翔童年时在村塾就学，1910年在其族叔黄钧选创办的梅县务本中学读书，其后列广州进优级师范附中求学。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活。

从1912年至1919年间，黄琪翔由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升入武昌第二预备学校，后来加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期间，他由于聪颖过人，成绩优异，为师友所期许。保定军校毕业后，派任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排长。1920年调回保定军校任分队长。

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举行北伐。黄琪翔受革命思想影响，并因为北洋军阀政府黑暗，财政困穷，一般军政人员欠薪欠饷，生活无着，即于1922年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到广东参加革命。其时孙中山北伐进军江西，粤军第一师全部参加北伐。黄琪翔到广州就就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留后方办事处。陈炯明叛变，北伐军回师讨逆失败，粤军第一师辗转回到西江候命。黄琪翔应辎重营营长张发奎之邀任该营少校营附。不久该营改为该师第二团第三营。从此黄琪翔与张发奎共事直到大革命失败离开第四军为止。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住宣言中指出了中国之现状及其前途，重新阐述三民主义的真谛，制定党纲及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定国民革命的任务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不久又颁布建国大纲。同年11月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国家之统一与建设；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并指出国民革命将分两步走，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化为国民之武力，永绝军阀与帝国主义之祸根。当时的粤军第一师在邓演达推动下，各级军官都曾认真学习这些革命文献，受到很大影响。粤军第一师当年所以能成为革命的中坚，原因就在于此。由于一方面受这种革命理论的指引，另一方面因常与邓演达共同作战，被邓演达的革命意志和艰苦战斗精神，感染日深，使黄琪翔在革命战争过程中对孙中山的信仰和革命思想的认识逐步发展。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领导革命。在整顿粤军中，由于张发奎升为第一师独立团团长，黄琪翔也跟着升为中校团附。同年4、5月间参加讨伐沈鸿英的清远战役和围攻肇庆城战役；11月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柏塘战役。其时粤局仍极混乱，外有陈炯明盘踞东江不断进扰，邓本殷、申葆藩盘踞南路、高雷、海南岛负隅抗命；内则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盘踞广州市和附近各县，阳奉阴违，不听指挥。为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亟须扫荡叛逆，统一粤局，广州革命政府乃于1925年春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黄琪翔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张发奎)第三营营长，参加第一次东征。当东征军分路出击时，蒋中正指挥的黄埔军校教导团追至鲤湖、棉湖一带，受到陈军林虎部的猛力抵抗，遂急调粤军第一师第一旅陈铭枢部迅由海丰的六平墟经河田向安流进攻兴宁，断敌后路。黄琪翔率领第三营为前锋，急向陈军总指挥林虎所在地的兴宁挺进。其时，陈军林虎部刘志陆、黄任寰、王业兴、王定华等部两万余人正集结向东征军作包围反击。黄琪翔率部到达兴宁附近神光山下，时已天黑，乃在当地宿营，准备翌晨相机进取兴宁县城。而当时陈军主力亦向兴宁移动，冀于拂晓抵达神光山，与原在神光山巅设防之陈军取得联系。但张(发奎)团一、二营在登山夺取阵地时，即与敌遭遇激战。是时晨雾迷潆，黄琪翔闻神光山枪声甚密，知悉己军尚未夺得山头阵地，而该山是控制兴宁城之制高点，夺得该山，则兴宁城之守敌不攻自破。黄琪翔乃率部直绕敌后，将敌黄琪翔旅包围击败，俘敌甚众，夺下神光山，并即移师援助第二团在普济桥渡河。林虎见大势已去，遂漏夜率残部向江西逃窜。事后蒋中正和苏俄顾问加伦将军到前线视察，对是役机动作战官兵，极为赞赏。

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将驻粤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充为第四军。张发奎升任独立旅旅长，黄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8月间，叛军陈炯明部乘东征军回师讨伐滇、桂军时，又窜扰潮、梅、惠粤东地区，于是国民革命军又作第二次东征。独立旅参与作战协同友军向东扫荡，由惠阳趋紫金严击敌右侧。敌人回窜潮梅之后，仍有2万余人，还积极作负隅布防。东征军推进当中，遇敌于紫金县龙窝墟，谭曙卿部第三师溃败，总指挥蒋中正慌忙后退。敌军由蓝塘趋安墩，来势汹汹。独立旅正由惠阳趋紫金途中，与敌相遇，时敌兵力十倍于我，在实力大相悬殊下，黄挥军冲杀，突破敌阵数处。随后援军赶到，协力猛攻，激战至次日始将敌击溃。是役敌方主力虽被击溃，而独立旅损失亦重，计阵亡营长罗子良，连排长十数人，士兵则伤亡数百。第二次东征迅速进占潮、梅各地，陈炯明部复向闽赣边境溃散。与此同时，盘踞在广东南路各属附逆作乱的邓本殷部，乘机出兵侵犯恩平、开平、台山、新会各县，广州国民政府遂令李济深为南征军总指挥，率部南征。在这期间，第十二师师长梁鸿林因愤蒋中正驱逐许崇智、扣押梁鸿楷，竟哗变而去职，张发奎的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梁师的第三十四团(团长叶挺)改为独立团。黄任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该师辖三个团，师长陈可钰，副师长张发奎，独立团团长叶挺，第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全部参加讨邓战役。12月，第十二师甫抵雷州，即奋向邓部猛攻，旋将敌击败。残敌渡海向海南岛逃窜。残敌渡海后连同原驻海南岛部队共有2万余人，其主力分布于临高、儋县一带，据险固守。1926年1月，第十二师部队分乘帆船两百余艘由雷州之外罗港渡海，直向海南岛的新埠港进攻，占领新埠港后，黄琪翔率领所部欧震营斜出铺前港，一面掩护友军登陆，一面攻击该地之敌以作牵制，使友军经东坡、锦山、三江市之线，于1月3日克复琼州府城。同时临高、儋县之敌也被击溃。卒使邓本殷力穷势蹙，逃往越南。至此盘踞南路多年的邓部已被根除，四分五裂的粤局遂告统一。黄在每次战役中均作出了他的贡献。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参加北伐的有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八等7个军，约10万人。第四军参加北伐的为叶挺独立团和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于5、6月间先后由广东进入湖南。北伐战争旗帜鲜明地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同时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廉洁政府”等口号，深得人民拥护，形成革命高潮，便利了北伐的军事进行。北伐计划以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夺取武汉为第—阶段。湖北、湖南是在直系军阀控制下，故北伐军作战，也就以湖南、湖北为主要战场。在北伐军出发之前，湖南唐生智部表示拥护革命，输诚国民政府.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吴佩孚借口援湘.派兵入湖南，唐生智退守衡阳，困守待援。这时叶挺独立团(战斗序列归第十二师指挥)等作为先遣部队，挺进湖南，应援受困的唐生智。

叶挺独立团到达湖南永兴，吴佩孚派谢文炳、唐福山等部队由赣西进扰湖南，攻击衡阳侧背，唐生智告急。叶挺部由永兴急赴安仁，与原驻安仁的第八军张团奋勇击败敌军，克复攸县。7月3日北伐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共同率所部进驻攸县。这时第四军担任湘江东岸作战，目的是占领醴陵、株洲，以呼应湘江西岸第七、第八两军，同时对赣西监视，巩固北伐军右侧的安全。7月12日，北伐军收复长沙。第四军亦进驻浏阳。敌军集结于平江、汨罗一线，构筑强固工事，其中在于江城附近集结的兵力有第五十混、成旅陆坛全部、第二十五师陈嘉谟之一部、桂军第一路司令韩彩凤部、湘军游击司令周凤岐部之孙建业、娄云鹤、王献臣等部，统由兼平通防御司令陆坛指挥，固守以平江为中心的防御线。另外以汨罗为中心的防御线，在河夹塘、南渡、长乐街、张密碑一带驻有余荫森、叶开鑫、董政国、宋大霈等部。全部兵力不下十万人。

北伐军针对此情况，于8月中旬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第二期作战计划。第四军接受命令，由第十师、第十二师分中、左、右翼指向平江进攻。进攻部署，大要是：一、第三十五团任左翼；向敌佯攻，牵制敌人正面主力；二、第十师任右翼，进攻敌阵地，绕平江城之北，保我右侧背安全；三、第三十六团、独立团任中路，进攻敌阵地后，继续攻平江县城，并占领之。8月18日完成攻击准备，19日开始进攻。担任中路的独立团和三十六团分两路夹击平江之敌。叶挺率独立团扫荡平江西南面外围之敌；黄琪翔率第三十六团扫荡平江东北面外围之敌，分向平江县城进攻。第三十六团向平江东北面进攻，沿路未遇敌人，直至接近县城之金窝山、西坑遇敌军韩彩凤部数百人扼守，团长黄琪翔乃令前卫第二营向前攻击，并以左侧卫前进控制。敌人一触即溃，纷纷窜入县城，第三十六团乘胜追击，占领了平江城东北的古城岭，俯击城中。敌军头目陆坛正在城中，闻警即以全力防守城东北据险抵抗。黄琪翔指挥所部第一营对敌军正面作战，另派第二、第三两营从间道绕过敌阵地占领平江西北一带高地，将敌包围，猛力冲杀。敌阵大乱，溃退入城。黄琪翔亲率第一营蹑尾紧迫，遂于是日午前10时进入平江县城。入城之后黄琪翔率团部直属特务排由民众带路直冲敌司令部。陆沄见状自杀。此时叶挺独立团亦扫清平江外围敌军，进入县城，历时不到一天，城内外残敌均告绝迹。

克复平江之后，敌军防守泪罗、平江一线阻止北伐军前进的计划完全失败。在营田、新市的敌军三万余人，仓皇退守粤汉铁路线上的汀泗桥，沿河筑垒，扼桥固守，以待吴佩孚的援兵。

北伐军第四军攻克平江之后，兼程由平江经通城、崇阳向北推进，于8月25日到达汀泗桥南岸，与敌对峙。吴佩孚在平江、汨罗一线被击败之后，慌忙赶到武汉，亲率援兵刘玉春部万余人由武昌乘火车出发，驰援汀泗桥，此役为北伐军胜负关键，又是北洋军阀生死关头，因此，双方在此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北伐军第四军被阻于汀泗桥南岸，摆在前线的有第十师的二个团，第十二师的一个团和独立团。其位置，桥南端是独立团，稍后是第十师各团，沿河东侧是三十六团；第四军军部在桥南十余里小市集内；第十二师一个团跟着作后卫部队。26日拂晓，全军向汀泗桥发动进攻。敌人凭借优越地形，居高临下。我军向上仰攻，又阻于河流，造成很大伤亡。一旦吴佩孚援兵到达，情势更将不堪设想。当晚在军部开军事会议，共谋对策。黄琪翔建议所部第三十六团全部为前锋，于即晚开赴桥上游某地，强渡北岸(日间已侦察地形，可以徒涉，而又远离敌阵地)，直冲汀泗桥北岸之敌，估计一夜之间可达桥北；我军又从桥南上面冲击。必可一举歼敌，夺此天险。黄陈述意见后，与会各人均赞成此计。俄顾问尼基金盛赞此项意见，并称是胆识俱全的奇谋胜算。会后立即行动，并派第十师协同动作。黄琪翔于是晚10时出发，以急速行军到达偷渡点，下令全团依次渡河。夜静天低，早光闪耀，万籁俱寂，只闻水声。午夜全部渡河，略作整理，即沿北岸疾进，黑夜之中，出敌不意，连夺敌军阵地，占领张央园东北一带高地，继续向据守张央园左方之敌进击。但敌军占有优势地形，火力猛烈。黄琪翔乃向陈铭枢(按：陈铭枢率第十师三个团跟踪而至)建议。乘夜夺取敌中央阵地，作为我军据点，然后于27日拂晓全线总攻。陈铭枢也同意，遂改向敌中央阵地攻击，激烈战斗，反复冲杀，终夺得敌阵地，而第三十六团第一营任前锋作战，伤亡亦复不少。

北伐军已夺得敌中央阵地，但敌仍极力顽抗，以密集炮火向北伐军猛射。第三十六团第一营奋力反击，占领敌炮兵阵地，第十师的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团也同时奋进，，雪领了敌军阵地数处。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更迂回朱家埔、山窝、廖方、安春等地，直趋汀泗桥之北，截敌后路。拂晓时候桥南岸的独立团和第三十五团在张发奎指挥下向盘踞铁桥之敌猛攻。7时许，北伐军在汀泗桥北岸的部队已将汀泗桥东北一带高地全部占领，分向铁桥冲击。扼守铁桥北岸及其西高地的敌军，除一部分残敌漏网向贺胜桥溃退外，全部被包围缴械。至是北伐军完全占领汀泗桥，并于是日午前1l时进占咸宁县城。

北伐军进攻部队以第四军独立团为前锋，直逼贺胜桥。追击至贺胜桥已是下午4时前后，立即向吴军猛攻。次日上午在北伐军猛烈攻击下，敌军溃向山后奔逃，北伐军把一个个工事都占领了，直冲向车站，向吴所坐火车射击，要活捉吴佩孚。吴虽力图奋战，亦无法挽回危局，只得开车向武昌狼狈奔逃。北伐军进占贺胜桥车站，俘获了大批战利品和俘虏，都交后续部队第八军处理。第四军作战部队，跟踪追击，直至武昌城下。吴佩孚无地立足，逃往河南，由湖北督办陈嘉谟、第八师师长兼武昌城防司令刘玉春困守孤城。第四军和第七军一部分将武昌城围困，并由邓演达为攻城司令指挥作战。于l0月10日攻克武昌。

在围困武昌时候，北洋军阀孙传芳(当时占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地盘，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为挽救吴佩孚败亡，调所部精锐谢鸿勋等五个师从江西进扰湘、鄂边境，袭击北伐军侧后，企图解武昌之围，挽救吴佩孚败局。蒋中正亲率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第六军(军长程潜)各部从湘、鄂边境进入江西，复调第七军由军长李宗仁统率由武昌开赴修水、武宁、德安间增援。由于蒋中正指挥失当，北伐军从南昌至九江沿南浔铁路作战，将主力暴露在敌人监视下，盲目进攻。

南昌一役，第一军、第六军被孙军击溃，蒋中正仅以身免。德安一役第七军亦被击败，溃退武宁。在此危急之际，急调第四军星夜驰援，时第四军已攻下武昌城，抽调第十二师由张发奎指挥急赴江西前线。孙传芳击败蒋中正后趾高气扬，通电宣传胜利，讥讽北伐军妄自尊大，终必灭亡。张发奎率部到达武宁后侦知孙军主力谢鸿勋部分驻德安、马回岭，设防据守(按：德安与马回岭相距仅二十余公里)，乃以黄琪翔三十六团为左翼攻马回岭以南地面。黄琪翔采用声东击西出敌不意战术，佯向德安进攻，到达聂桥，黄琪翔忽挥军转向马回岭。德安之敌见北伐军向德安进攻，急调马回岭敌军向北伐军后方进击。不料北伐军从聂桥转向马回岭。北伐军行动迅速、勇敢，到达马回岭时，敌没有料到北伐军骤至，措手不及，遂为北伐军冲击溃乱。谢鸿勋师部设在马回岭市街内，黄琪翔率部直捣师部，谢鸿勋足部负伤，由马弁背负奔逃，旋马弁被击毙，谢爬匿草丛中，卒亦被击毙，全师尽歼。德安之敌也被黄琪翔部解决。同时在德安、南昌间各军猛烈进击，歼击孙传芳在江西的四个师，俘获师长；两人，击毙师长一人。至是孙传芳在江西主力全部被解决，少数残余败兵，溃逃南京、杭州，一蹶不振。

占领南昌并击溃孙传芳军队之后，北伐军在军事上获取了全面胜利。第四军第十二师也回到武昌休整候命。第四军在这阶段战争中，克敌制胜，俘获甚多，被群众称为“铁军”。“铁军”不仅是对四军(特别是黄、叶两团)英勇善战、功绩显赫的赞誉，也是对四军不拉夫、不扰民、不筹饷，密切联系群众，深受百姓爱戴的褒奖。休整期间将军队扩编为两个军，即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张发奎任第四军军长，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黄琪翔、叶挺两人战功最著，在北伐途中已明令晋升为少将(按团长军衔为上校)，至此黄琪翔升任第十二师师长，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黄琪翔就职之日，邓演达代表军事委员会亲临会场宣布命令，庄严肃穆，视为重典。

在北伐进程中，革命阵营内起了严重的分裂。1926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决议在广州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来武汉。1927年1月5日蒋中正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设南昌，这是蒋中正背叛革命的行动表现。经过斗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才得迁来武汉。1927年4月12日蒋中正以凶恶的反革命行动举行、“清党”？在上海、南京、广州以及其他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全国进步人士尽皆愤慨。武汉国民政府免去蒋中正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等职。随后以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后扩编为第四集团军)为骨干，由唐生智任北伐军总司令、举行第二次北伐。此前，第十一军因军长陈铭枢离武汉，武汉政府令张发奎暂兼第十一军军长。黄琪翔任第四军军长，率部参加北伐，进军河南。

第四军以黄琪翔为前敌指挥，沿铁路东北以占领开封为目标，经上蔡、临颍、鄢陵、尉氏、朱仙镇直指开封。临颇为奉军主力驻地，号称奉军精锐的荣臻部三万余人，装备有飞机、坦克等武器，严阵固守。临颍战地敌军主防在东西洪侨，在河水环绕的城寨，仅东西两桥可通，布满障碍物和严密火力，飞鸟雄进。北伐军以无比英勇的壮烈牺牲精神，猛力进攻。自晨至午，伤亡极大，全军不惜重大牺牲，坚决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进行决战。第十一军第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中共党员)即于是役牺牲。此为北伐战争中最严酷艰苦的一次战役。黄琪翔指挥第四军坚定勇敢与全军共生死，十荡十决，指挥若定，击败了奉军，占领了东西洪桥。

北伐军进击奉军时候，困处在陕西的冯玉洋部国民军(武汉政府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乘机东出潼关，进占洛阳与北伐军会师郑州，并开郑州会议。冯玉洋以举足轻重之势，提出与蒋中正凋解、妥协主张，北伐军遂退回武汉。将河南伞境交冯玉祥接管，第二次北伐也告终结。

武汉北伐军向河南进军时候，驻防湖北的夏斗寅、杨森等部叛变，进攻武昌。5月20日武汉卫戍部队在叶挺指挥下，击败叛军，武汉解严。5月21口湖南何键部许克祥团突然在湖庙长沙叛乱，袭击农工团体，屠杀农工，是为“马日事变”。6月底何键部队公开叛变，在武汉的唐生智部队，功；受影响，岌岌可危。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决议“制裁共党”，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地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工农大众，断送了革命。8月1日，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由广东出发参加北伐的第四军，至是分成两部分，即一部分在南昌参加起义，一部分由黄琪翔率领驻在九江。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至是乃隐藏到幕后，将职务交由黄琪翔代理。

在这次事变中，黄琪翔虽仍有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在广东建立革命基地的雄心壮志，然而在政治上缺乏正确的领导，而又限于水平，提不出政治上的主张，在张发奎的控制下，茫无所向，郁郁于怀，深感困惑，曾说，北伐至此，最觉痛心，拟将第四军所有枪炮抛沉大江中，所存军中若干款项，平分全军作路费还家，做个真的解甲归田。这虽属愤懑之词，亦可见其当时的不安。

在武汉政府反共之前，形势突变中，曾将武汉军校学生编为独立师，以侯连赢为师长。准备编入第二方面军战斗序列中参加东下讨蒋，由武汉移驻九江。但南昌起义后情势一变，乃改编为第四军教导团，以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随同第四军行动，留驻在九江候命。

“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震惊了国民党内部，在广东的李济深慑于南昌起义部队趋向广东，除派军队堵截之外，另与张发奎妥协，欢迎在九江的第四军部队回粤休整，以增声势。9月初在九江的第四军由黄琪翔率领，经南昌、丰城、清江、吉安、泰和、赣州开回广东。

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清党，原拟宁汉合流，分得一脔，不料在武汉方面见弃于唐生智，南京方面被拒绝于西山会议派，穷无所归，在第四军回师广东之后，与张发奎、陈公博、顾孟余等回集广州，谋划其政治投机，又勾通原在广东的部队薛岳、黄镇球两师，并与原在广东的第五军李福林妥协，阴谋取代李济深，夺取广东地盘作政治资本。11月16日汪精卫与李济深同船由香港往上海。17日即由张发奎、黄琪翔派兵占领国民党在广州的中央各机关和地方各军政机关，改组广东省政府和政治分会，成立其他新的军政机关，这叫“张黄事变”。事变之后，全省震动，在广东东江的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等正集结回师进击广州；广西方面的黄绍竑率领数师军队由西江东下，夹攻广州。张发奎所指挥部队只得孤军力图挣扎了。

这次事变当中黄琪翔以第四军军长被任为广州卫戍司令，以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司令部参谋长，拱卫广州，事变后军事紧张，当时决策，东守西攻，对东江方面采取以吴奇伟、李汉魂等师为主力防守增城、石龙一线，西江方面则采取打击计划，集中力量对广西来敌予以严重打击。由黄琪翔统率薛岳、许志锐等师为主力迎击西来之敌。广州卫戍事宜由参谋长叶剑英代拆代行。黄琪翔认为事变已经发生，现处四面楚歌之下，军事上集中全力打击西来之敌，是当前重要关键，卫戍广州只是维持后方秩序，有教导团和后方留守的少数兵力，以及公安局长朱晖日指挥的公安部队就可以了。12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教导团为主力发动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变起仓卒，黄琪翔于是日深夜接到军部值班参谋电话报告军部附近发生枪声，黄琪翔当时对此突然事件，无从判断，乃告诉参谋急报叶剑英参谋长处理。盖黄琪翔已定日内出发西江，一切广州卫戍事宜由叶负责指挥。此时枪声愈紧，乃下楼往找张发奎(当时黄与张共在东山一座楼房，黄琪翔住楼上，张住楼下)叩门时张发奎一手持枪；—手开门，始迎黄琪翔进入。紧急当中遂与张逃出住宅，由腊德渡河往广州河南李福林家，同往军部计议。李福林亦不知所措，经调查得悉广州市内发生共产党暴动事件。乃由张发奎急调在广州附近的薛岳等部回广州协同李福林的部队镇压。第二天薛岳部队即向广州进击。参加广州起义的部队仅有第四军教导团和若干临时组成的工人队伍，力量不大，在第四军的强大兵力压迫下，广州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之后，黄琪翔回到(肇庆会馆)第四军司令部，薛岳等一些将领亦先后来到军部。当时众议纷纷，莫衷一是，黄琪翔建议请叶剑英参谋长到来商议善后。会场有一军官大声向黄说：“军长你不清楚，有人看见叶参谋长在公安局指挥暴动作战，叶参谋长请不来了!”黄琪翔此时才略明真相。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静默。其后张发奎还派人搜查叶剑英住宅，但无所获。

广州起义是在张黄事变反对李济深运动后20余天内发生的。李济深以此为口实，攻击第四军勾结共产党，甚至说与共产党唱双簧。在上海、香港、南京各报上，纷登其事。汪精卫为卸脱自己，保护张发奎，将一切责任都推到黄琪翔身上，公开通电指责黄琪翔掩护和引用共产党，造成广州暴动。第四军内部亦因此对黄琪翔不满，在纷乱矛盾局势下，黄琪翔无以自解，乃只身逃往香港。

黄琪翔于1927年12月15日秘密逃离广州，社会上一般议论以至反动政府都以为黄是制造广州暴动罪人，香港政府亦复注意。故黄赴港时，香港政府已准备在省港渡船一抵港岸即将黄琪翔逮捕。事为梅县同乡丘哲等侦悉，乃先派一同乡富商的游艇驶往海面，登上黄琪翔所乘渡船，将黄琪翔接上游艇。黄琪翔当时只穿衬衣出房门，即为一相熟的同乡和行丁拉进小游艇，其随来家属均未告知，直送到香港日本人开设的旅馆里。黄琪翔在香港匿居约一个月时间，甚感苦闷，得丘哲建议，往日本游历，复得同乡潘植我(在日本神户经商)的招待，于1928年春与丘哲同到日本。游览日本名胜古迹，及对日本工业、生产、社会、学术等情况作研究、学习，略知梗概。

1928年间蒋中正军队继续北伐，在济南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日本军队肆意屠杀中国民革命军队民，还杀了南京政府驻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中日双方关系紧张。在日本的中国人，随时有可能被侮辱杀害。黄琪翔在日本不能再居住下去，于1928年？月间乘轮船赴德国，打算到欧洲游历学习。

1928年8月间黄琪翔到了德国柏林，进入柏林大学补习一个时期德文(黄在八年军事学校学习过德文，略有基础)。这时邓演达正在柏林作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学习。黄琪翔深佩其学习精神，对邓的言论、主张，更多感受。其时宋庆龄亦在柏林，叶挺也来到柏林，都获会晤。

1929年5月间，黄琪翔接到宋庆龄由莫斯科给他一封电报，说她要来柏林有事和他商量，嘱到车站接她。黄琪翔如约接车。宋庆龄对黄琪翔说，国民党在南京建造好中山陵，要将孙中山灵柩由北平香山碧云寺移葬南京，请宋回国主持“奉安典礼”。并问黄可否陪她回国。黄琪翔略有顾虑说，他在大革命中任第四军军长，反对蒋中正背叛革命，人所共知，回去恐有危险。宋称可以保证不发生危险。于是以秘书名义护送宋庆龄回国。孙中山安葬以后，由宋庆龄的介绍，黄琪翔和蒋中正礼节性地见了面。次日黄琪翔陪宋庆龄回到上海。

1930年5月邓演达由欧洲回到上海，黄琪翔与之会晤。邓氏本着他对中国革命的政治主张，写成《我们的政治主张》作为纲领，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力予赞助。1930年8月举行结党式，成立中央干事会，黄亦参加，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组织主要是反对南京反动统治，复兴中国革命，在黑暗的统治下独树一帜，在当时情势下，起了动摇反动统治的影响。1931年8月间，南京当局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利用叛徒告密，逮捕了邓演达和其他工作人员等数十人。反动当局企图一网打尽，也派特务去逮捕黄琪翔。适黄琪翔外出，深夜未归，特务就在黄宅客堂守候。所幸家人特意把亭子间的电灯拧开。黄琪翔为人机警，回来时见亭子间灯光明亮，知有变故，遂绕道逃走，幸免于难。1931年11月蒋中正秘密杀害了邓演达。中共组织上遭受严重的破坏，工作活动无形停顿，各地方组织亦渐次涣散。在这严重的情况下，各方面同志都转入地卜，分散各地。黄琪翔和部分同志仍留居上海，各方属望他主持中央继续工作。黄琪翔在这艰险时期，毅然负责与各地联系，起着中心作用，并编印《邓演达遗著》数于册和出版邓演达纪念集、《演化》周刊等刊物，表示继承邓演达遗志，进行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震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反动面目暴露无遗。抗日呼声，响遍全国。国民—党内部纷争，由蒋中正扣留胡汉民所引起的宁粤分裂，亦借此妥协，以蒋中正下野为条件，进行宁粤合作，调蔡廷锴部十九路军警备京沪，保持秩序。蔡驻上海，在全国抗日呼声高涨、一致要求团结对外当中，深有感受，亦图奋起救亡，申张正义。黄琪翔与蔡廷锴是北伐前后第四军老战友，关系良好。此时在上海又比邻而居，时相过从。对当前形势，屡经研讨，认为非抗日不足以图存，非反蒋不足以言抗日，默契之下，关系加深。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日寇向十九路军进攻，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抗拒南京撤退命令，坚持苦战月余之久。黄琪翔曾至前线参与作战，并发动在上海同志组织义勇队参加战斗，发动群众支援战争，进行募捐慰问工作。淞沪抗战在蒋中正妥协政策卜，因断绝支援而告失败，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

蔡廷锴对于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深为不满，感到政治环境险恶，正义仍须力争。黄琪翔与其商谈打开局面，开辟新道路，在政治上适应现实主张，双方更加密切了关系。蔡廷锴为表示信任起见，邀(清)黄介绍同志任十九路军特务团长。黄介绍周力行(即周士第)担任。

1932年夏十九路军移师福建，蒋中正企图假手红军消灭该军，责令“剿共”，使十九路军走上绝路。1933年6月间红军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主力东进，击败十九路军，情势危急。黄琪翔特感关切，在上海和章伯钧、麦朝枢、彭泽湘等集议，黄认为唯一办法只有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进行合作始有生存立足的可能，应设法在上海找寻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请陈公培设法在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并设法转知江西中央苏区，同时秘密通知在福建的蔡廷锴。

1933年8月间，陈铭枢由欧洲回到香港与李济深等在香港协议联系国内反蒋势力，进行反蒋策划，计议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以资号召。于是由陈公培在福建延平西南地区，进入苏区与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见面，商议停战，由彭德怀答复同意，前线情势缓和下来。

1933年9月间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麦朝枢等来到香港与陈铭枢、李济深等商议以反蒋抗日为号召，一面联络各方组织政府，以反蒋抗日、提倡人权、实行民主、改善人民生活，在农村实行“计口授田”为纲领，进行工作，做好准备；一面进行与中共联系，由陈公培、徐名鸿到江西中央苏区商议合作。11月上旬，黄琪翔、章伯钧、郭冠杰、麦朝枢、彭泽湘等来到福州。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宣布开会，会上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宣言历述南京政府媚外残民的罪状，宣布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最高权力属于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否认南京政府，号召全国反帝反独裁的革命势力，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于最短期间召开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会上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11人为人民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22日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国号为中华共和国，改元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国旗改用上红下蓝中嵌黄星旗。这就是当时报章所载的改元易帜的“闽变”。

1933年底至1934年初，蒋中正动员了大量军队大规模地向福建进攻，同时出动海、空军力量，猛烈轰炸，袭击福州、漳州、泉州、厦门等地，人民政府虽图奋力抵抗，但由于内部混乱，兵力悬殊，支撑月余，终归瓦解。在蒋军压境当中，黄琪翔曾与蔡廷锴到前线力图挽救，而败局已成，福州危急。1934年1月13日，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纷纷离开福州，经泉州、漳州、龙岩、永定转道汕头到香港。未足两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就此终结。第二次出国和重建组织1934年初，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失败后，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郭冠杰等，先后来到香港和在香港的彭泽民会晤，总结事变经过，认为在政治总方针上主张实行民主，团结全国，对日抗战，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土地问题，是当前正确方向，今后仍须继续进行。他们为着恢复组织，分别派遣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联系。同时因在福建事变之后，形势严重，决定负责甲志分别离开香港，以减少外间注意。黄琪翔去欧洲，章伯钧、郭冠杰去日本，彭泽湘在香港负责联络。

1934年夏黄琪翔秘密离开香港赴欧洲到达德国柏林。其时德国正是希特勒当政时候，厉行法西斯专政。国民党于此时派出一批人在德因留学，在中同驻德使馆庇护下学习法西斯专政手段，对中国在德国的留学生，进行监视。当时中国在日本侵略下，全国各地人民纷起提出抗日要求。在德国留学的中国进步学生，也奋起作抗日表示。1935年初，由留德学生朱江户、许德瑷等组织“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员的支持下进行活动。黄琪翔亦叁加该会。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公开活动，开大会讲演，散发宣言、传单，提出抗日要求。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照亮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前途。这时候在国内外的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如彭泽民、丘哲、章伯钧、彭泽湘、郭冠杰都认为抗日救国工作应急起行动，本着过去精神，恢复组织。其时黄琪翔尚在德国，对于抗日救国工作，很是关心。经由国内外同志函商为抗日救国工作的进行，协议恢复组织。黄琪翔极力赞助工作的进行，特筹助经费3000元汇寄香港。11月l0日在香港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民、郭冠杰、丘哲、彭泽湘等二十余人，会上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以抗日为中心任务的《临时行动纲领》，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推举黄琪翔(时在德国)为总书记，并确定各部门工作的负责人和各地方工作的负责人。

1936年l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忽然接到由国民党政府驻德国使馆转来陈诚给他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说，现在国内正在进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要黄琪翔迅速回国，共同抗战。黄琪翔与陈诚虽曾相识(保定军校先后同学，邓演达在世时与陈诚亦有会晤)，但已多年不相往来，现在以共同抗战为理由，要求回国参加抗战，可能是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团结抗战局面也许到来。于是黄琪翔决心回国准备参加抗战。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蒋中正被迫进行抗战，在庐山召集各方代表人物开会，发表了宣言，表示决心抗战。庐山的训练团也告结束，参加训练的各地军官都分别回转各自的岗位去。黄琪翔也回到南京。1937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发动进攻，“八一三”抗战开始。蒋中正派张治中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统率宋希濂、孙元良、王敬久等各部队，还派了德国人法根豪森将军为顾问。又由于陈诚、唐生智、白崇禧等的建议，派黄琪翔为该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在上海作战。随着战事逐渐扩大，蒋中正调集各地军队如广东军、东北军、四川军等杂牌军前来上海参战。在一个多月当中，调集在上海作战的不下30多师。9月下旬，黄琪翔调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11月上旬日寇利用其海、空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绕攻上海之后。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松江，急抽调上海作战的部分队伍，驱逐登陆日寇，无效，乃扼守黄浦江以图阻止日寇前进，保障松江以固上海侧后安全。黄琪翔只率参谋若干人驻松江城指挥，倾注所有残存部队，竭力抵御两昼夜，终于溃败。次日拂晓，日寇坦克冲进松江，黄琪翔由小道退出，转道嘉兴。至是上海完全陷落在日寇铁蹄下。八一三抗战也就以失败告终。

1937年年底黄琪翔由安徽徽州回到武汉。1938年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了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黄琪翔为副部长，当时中国共产党方面亦接受蒋中正、国民党的邀请，派周恩来为副部长，并约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这是作为团结抗战的一种表示，也可说进步的表现。政治部的设立意味着团结各方面抗战力量，各方都寄予期望。黄琪翔在此力图与周恩来合作，扩大团结抗战的影响。8月间，黄琪翔不容于政治部，被调任为军训部次长(部长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往桂林就职。

1940年9月间，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销，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这样就结束了战场生活。撤离襄樊之日，群众挥泪送别，依恋不舍的真挚情景，表达了平日寇民一家共同抗战实际状况，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是罕有的现象。

1941年初，蒋中正为了某种意图，托黄琪翔向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成员转达他的意见，谓第三党(指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继承邓演达遗志，现在全国抗战是进行民族革命，也是邓演达主张的一部分，第三党的朋友们，应列入全国一致的抗战行列，在艰苦抗战中，也应该由政府分配一些实际工作；拟由政府拨出一笔款项，指定一定地区，由第三党主持进行实验工作，安定秩序，组织生产，以厚国力，继续抗战云云。黄琪翔将此意向当时在重庆的邓演达旧友们庄明远、黎季纯、杨逸棠、丘学训等十余人以及章伯钧等商谈，一致认为当前抗战，我们实际上参加了，各人有各自的工作岗位和应尽的职责。民族革命为邓演达基本主张之一，我们在颠沛流离中，始终不渝地进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具体主张，一致行动，只求政府有开明的政治表现，在团结抗战大前提下，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以达到抗战的目的。由政府分配实际工作和拨款资助及划定地区进行工作实非必要。黄琪翔听众意坚决，婉言谢绝了蒋中正的意见。

1941年6月黄琪翔被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由重庆赴恩施。当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参谋长郭忏。第六战区是保障由湘西进入四川之路，抗战中最沉寂的一个战场，但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多已沦陷，产粮地区除四川平原外，仅有洞庭湖以西一带的湘西地区。粮食是战争中之宝，在第六战区成立湘谷转运处，由陈诚任处长，后来诚因事务纷繁。改由黄琪翔兼任处长，主要任务是把湘西的粮食抢运到鄂西以供应各军。征粮业务由重庆粮食部派倪振亚当副处长负责处理。运费由重庆粮食部发出汇到湘谷转运处，分发使用。那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成风，上下其手，陈诚、郭忏皆知其实况，亦无从抑止。黄琪翔在湘谷转运处任内一年多时间，睹此情况，深感国民党的腐败是从根上烂起，常说对贪污作战，比对敌作战还困难。

1943年在昆明重新成立远征军长官司令部，以陈诚为司令长官，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陈诚不久因患肠胃病不能工作，由蒋中正调回重庆养病，另派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黄琪翔仍任副司令长，自原职。中印公路在云南境内称中印公路东段，为维持交通，守备山印度通过中缅边境的油管，成立了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由黄琪翔任司令。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黄琪翔在撤销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后，由云南回到重庆。









1946年3月17日，在重庆的各党派领袖和各界人士欢宴新近来渝的李济深、李宗仁、田汉以及刚从监狱释放的叶挺和廖承志。与会者有周恩来、邓颖超、张澜、冯玉祥、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潭平山、黄琪翔等百余人。宾主频频起立为民主奋斗的战士祝酒。黄琪翔在席间慷慨陈词，他说：“我从军队巾来.报告一点军中消息。胜利之初，军人很兴奋。但跟着就渐渐烦闷。很多官兵来问我，他们担忧内战爆发。我当时多方说明国内外大势要趋于和平，保证内战不会发生，要他们安心训练部队。但后来事实一天天证明与我见解相反，心里很难过。特地到重庆来看看。看了回去更觉自己打自己嘴巴，精神痛苦之极。后来政协开会，又给我以恢复自己的希望，天天看报收听广播，知道结果完满，禁止冲突已成定案，心里转而高兴，又特地来重庆看看。经与各方接触，虽然问题不简单，波折仍有，但从大处看，内战已绝对不能了。我衷心希望政协决议实现。”

黄琪翔在“国民大会”闭幕后，估计内战不可避免，他不忍看残害民族生存的内战，自己又无挽救之力，思想上十分痛苦。1947年6月，黄琪翔赴德国任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之职。驻德中国民革命军队事代表团在柏林除了按月向国防部汇报些当时国际情况，作为应付公事之外，简直无所作为，一切问题皆由苏、美两国控制，英、法也是站在旁边，至于其他各国更是站班候命，连同英、美、苏、法代表团都没有什么交往，仅仅和其他小国的驻德军事代表团偶然有些来往。在当时占领柏林之后，苏、美两国冲突很大，特别在西柏林换用新马克问题闹得形势紧张，人们都关心苏、美是否会因此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当时美军总部政治部顾问墨菲曾为此事召集接近西方各国的军事代表团负责人征求意见，多数人表示担心。黄琪翔也参与这次会谈，他认为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各国人心厌战，第三次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这是黄琪翔在柏林期间唯一的和美国方面的接触。黄琪翔在当时还存留着希望蒋中正采取和谈政策的幻想。认为在当前国际情势下，蒋中正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次大战是画饼充饥，有可能恢复和谈。于是抱着这个幻想回到国内，在南京见了蒋中正。黄琪翔将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集团的百孔千疮，尔虞我诈，世界人民又都一致反对战争，拥护和平，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说，都不可能发生第三次大战的种种情势，一一向蒋中正作了汇报。蒋中正很感到失望。同时黄琪翔对于目前国内战争和对共产党问题，认为不是战争所能解决的，希望设法恢复和谈，从政治上来处理当前问题。这样一来，蒋中正更加表示不耐烦，当面告诉黄琪翔说：“不必再回德国去了。”并说：“你可到台湾去看看在那里养病的陈诚。”

黄琪翔在会见蒋中正后所有幻想都幻灭了。他感到面临无可挽救的局面，不能有其他选择了，乃对陈诚答以回到上海后商量再定。就此离开台湾回到上海，旋飞广州，连忙出逃香港。这是1948年底的事。

黄琪翔到达香港后即和当地中共负责人取得联系，和国民党方面完全断绝了关系，表示要立刻到解放区去。后来中共负责人接到中央指示，转告他广东尚待解放，希望他暂时在南方做些工作，因此黄琪翔留在香港。此时农工民主党在香港的组织活动，他尽可能地参加，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积极的表现。1949年8月间中共方面通知他到北平去，并且准备好船位、他十分兴奋，带着全家大小连同年迈的母亲，并将他在香港的一些房产变卖，与现款扫数带到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黄琪翔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他在会议中发言略称；“这次人民政协所提出的三大建国方案，虽然是到现在才完成它的法律手续，可是它的雏型早在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以及历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告中可以看见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没有白费，三大文件，完全反映出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果。他们是值得赞美的，值得感谢的。”政协会议闭幕之后，黄琪翔被安排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他还以他自己对于政令法制诸种学识，素无研究，只有从头学起，勉力赶上。

1949年冬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黄琪翔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执监会议秘书长。1950年春周恩来为着推进统一战线，加强各民主党派领导工作，建议原与民主党派有关的民主人士归队参加工作，以便于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等实际工作。自此以后黄琪翔对于农工民主党的工作更多参与。这时农工民主党进行整理组织工作，成立了中央工作委员会，以章伯钧为主任委员，黄琪翔为副主任委员。季方、郭则沉亦负责日常实际工作。其后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黄琪翔被选任为委员，前往参加成立会议。会后，被任为司法部长。黄琪翔在中南司法部长任内，移居武汉。农工民主党成立武汉市组织，黄琪翔兼任主任委员，经常来往于武汉、北京之间，兼顾工作。

1954年大区取消之后，黄琪翔调回北京。是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黄琪翔被选为代表参加会议，在第一次会议当中黄琪翔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法案委员会委员。会后并被任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还是以农工民主党秘书长身份主持农工党工作和代表农工民主党参加各种会议。

1957年4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和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黄琪翔被选举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黄琪翔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黄琪翔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1966年8月底红卫兵冲入黄琪翔住宅，对他和夫人进行迫害，并将他赶出家门。他万分无奈，只得迁往农工民主党宿舍。从1966年9月7日到1970年5月18日，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黄琪翔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冤郁愤激，苦痛钻心，郁结成心肌梗塞之症，虽往医院就医，而当时医院在“造反派”控制下，敷衍了事，以致黄琪翔病势日增，精神锐减。

1970年5月间周恩来闻知黄琪翔的情况后，特予照顾，通知黄琪翔由农工宿舍迁往建国门外灵通观大楼。但造反派们仍不甘心，借题发挥批判黄琪翔“贪图资产阶级享受”，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先锋”，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在这长期残酷迫害下，黄琪翔身心备受摧残，于1970年12月10日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周恩来闻知噩耗，当即委派军代表前往慰问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并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特予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人民日报》、发表消息，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送花圈表示哀悼。

黄琪翔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于1980年6月间由中共中央明令予以了改正。

あいしてる

黄百韬：(公元1900～1948年)，原名新，字焕然；原籍广东，生于天津。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任第七兵团司令官，1948年11月22日在碾庄与人民解放军对阵中阵亡，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陆军上将军衔。

民国时期，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一向以蒋中正的嫡系军队为主力、中坚，象五大主力中的第七十四军、第十八军、第五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等，很少有人知道被嫡系中央军瞧不起的杂牌军中，也出现过王牌将星，他就是黄百韬。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十五师，是中原战场主力，作用巨大，参加的重要战役和取得的胜利有：一，苏北系列攻坚战；二，孟良崮增援战；三，南麻临月句增援战，四，胶东扫荡战；五，大别山战斗；六，盐南战役；七，豫东战役等。其战功及作用仅次于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和第十八军。

黄百韬曾在北洋军阀、江苏督军李纯手下当传令兵，李纯失败后，他投降张宗昌，后又随张宗昌部下徐源泉投降蒋中正，升师长，蒋中正送黄百韬进入陆军军官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先后在冯玉祥的第六战区，鹿钟麟冀察战区做参谋长。后来由于偶然机会，到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做参谋长，惩治贪污腐败，励精图治，任劳任怨，小心守法，极力表现自己。1940年为顾祝同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由于出身杂牌，始终不得顾祝同的信任，后被顾祝同外放充任第二十五军军长。

黄百韬自知不是黄埔嫡系，又没有靠山，地位不稳，日子艰难，只有靠战功站稳脚跟，所以在历次战争中，战则争先，退亦谨慎，拼死搏斗，培养出了强悍的个性，逐渐以显赫战功取得了顾祝同及蒋中正的信任。

解放战争开始后，黄百韬率整编第二十五师进入苏中，进攻邵伯，虽未成功，但也是粟裕苏中七战七捷收获最小一仗，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伤亡两千余人，而人民解放军伤亡一千余人。

随后在1946年4～12月，黄百韬对苏北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先后攻占了泰县、高邮、宝应、盐城、阜宁，在反共内战终特别卖命，特别积极。1947年1月10日，黄百韬率部攻占苏北沐阳，1月18日进攻新安镇地区。

在蒋中正发动的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期间，黄百韬指挥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师。他及时发现张灵甫的第七十四师孤军突出，迅速命令张灵甫回撤至垛庄桃圩之线，与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靠拢。但当时张灵甫狂妄自大，自恃兵力强大，不听黄百韬的指挥和劝告，结果在孟良崮陷入人民解放军的重围。

第七十四师陷入重围之后，只有黄百韬的第二十五师增援最为积极，黄百韬倾第二十五师全部兵力不顾牺牲，不顾伤亡拼死增援，在遭到重大伤亡后，先后攻占三山店，交界墩，界牌等地，在进攻最后一道阵地天马岭时险些成功，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第一纵队也无法阻挡，眼看就要突破，恰巧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的一个营经过，帮助第一纵队守住了阵地，致使黄百韬功亏一篑，结果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没有这一个营的碰巧经过，张灵甫的第七十四师将被黄百韬成功救出。

1947年6月，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第三次全线进攻，在决定山东解放区生死存亡的第二次战役即南麻临月句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率部增援，冒死血战，先后解了南麻、临月句之围。在南麻牛心崮战斗中，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被第二十五军的特等射手击中，受了重伤(成钧是当时华东野战军十二个纵队司令员中唯一临阵受伤的高级将领)。

在这两次决定性的战役中，由于黄百韬率第二十五师拼死作战增援，才获得最后胜利，而第二十五师伤亡巨大，团、营长死伤半数以上，官兵伤亡上万。当时国民革命军在南麻临月句战役的巨大胜利，使得人民解放军彻底丧失了沂蒙山根据地，沂蒙山区根据地失守，使华东野战军进入了最困难，最黑暗的艰苦时期。

在一对一攻坚战中，遭遇战或防守战，华东野战军不是第二十五师对手，这可从粟裕总结南麻、临月句战役的报告中清楚看到这个问题，粟裕曾批评当时打援的第七纵队和地方武装渤海军区的三个团时说：“可是我们打援的部队不大得力，甚至在敌我相等的兵力下还堵不住他”。

在彻底地占领沂蒙山区后，黄百韬的第二十五师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主力军，后被派往胶东半岛，扫荡胶东进攻烟台，彻底切断了东北解放军与山东解放军的联系。解放战争初期，山东很大一部分人员、物资是通过烟台到东北的。所以国民革命军三大战略目标，即为占领延安、占领沂蒙山、占领胶东及烟台，最后一个目标即由黄百韬指挥第二十五师为主力来完成，1947年8月8日，黄百韬率领第二十五师抵达潍县，8月10日到寒亭，8月11日到昌邑，8月底到高密；9月10日占领平度，9月18日占领胶东中心城市莱阳(莱阳是胶东仅次于烟台大城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共两军后来为莱阳进行了猛烈的争夺战)，9月20日到栖霞，9月底占福山，10月2日攻占烟台，彻底切断了东北解放军与山东解放军海上通道，缴获战利品巨大，被蒋中正授予“光华宝鼎勋章”一枚。

不久，黄百韬部被调往大别山战场，1948年1月6日，第二十五师第一○八旅的四个营在太湖西李杜店与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主力第三纵队第九旅遭遇，战斗打响后，第一○八旅主力从太湖赶来增援，在一对一情况下，第九旅明显打不过第一○八旅，歼敌五百左右，自己伤亡五百七十九人，第九旅二十六团团长赵玉亭、二十五团政委段超杰在战斗中牺牲，当时第九旅赶快撤出战斗。因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宗旨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兵力相等的对攻战，阵地战，不硬拼。

随后黄百韬的第二十五师被调到苏北战场，又取得了不太为外人所知的盐南大捷。

1948年4月，黄百韬率第二十五师、第四师组成南线兵团，与张雪中率领的第七十二师与第八十三师组成北线兵团，南北对进，企图全歼苏北兵团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十一纵队、第十二纵队于盐城、阜宁以东滨海地区。

5月23日，韦国清本打算先集中优势兵力，以第二纵队、第十一纵队消灭整编第二十五师和第四师，经过激烈战斗后，发觉碰上了硬钉子，一对一战斗完全占下风。第二纵队和第十一纵队不敌第二十五师，且伤亡重大。这时，黄百韬第二十五师不断发起反攻，向前推进，随后南北二线包夹苏北兵团。到5月底，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南北兵团在合德会师，形成合围，形势万分危急，许多同志准备拼命。后来，在韦国清正确指挥下，经5月27～29日三天激战，虽损失惨重，仍于6月2日突出了包围圈。

1948年6月，著名的豫东战役爆发，黄百韬在这个战役中立下头功，战功卓着，战后蒋中正亲自为黄百韬佩带青天白日勋章。

黄百韬到底在豫东战役中有何战功，竟受到如此殊荣呢。

豫东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封战役，顺利成功，第二阶段、睢杞战役，不太成功，只完成一半，原因何在，黄百韬部奇军杀出。当时区寿年兵团二师，只消灭了第一师，且自己伤亡重大。例如，以第六纵队四个团围歼第七十五师十六旅四十七团两个营的杨拐战斗，也打成了败仗，伤亡超过两千余人。

睢杞战役以消灭区寿年兵团为目标，区兵团由第七十二师、七十五师和新编第二十一旅组成，开始顺利达成了围歼第七十五师于龙王店及周围村庄任务，准备转兵进攻位于杞县铁佛寺的第七十二师，国军为增援中原战场，以黄百韬的第二十五师为主，并入第三快速纵队，第二交警总队组成一个兵团，星夜来援，救援第七十二师。当时人民解放军对黄百韬的来援是没有准备的。人民解放军以敌第五军、第十八军为主要可能增援对象，作了充分准备，以华东野战军的第三纵队、第八纵队、第十纵队、两广纵队共四个纵队阻击第五军和第八十三师，以中原野战军阻击胡琏、吴绍周兵团。

黄百韬兵团的突然杀到，是“刺斜里杀出了程咬金”，令人民解放军措手不及，只得令王秉璋司令率领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由东小楼出发阻击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之三十二、三十三旅急驰逻岗、董店一线设防，谁知黄百韬兵团行动迅速，以迅雷不及掩耳势，已越过这两地，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三十三旅在急行军中分别于张连池，伯党集一线与第二十五师展开遭遇战，虽然略迟滞了第二十五师的推进，但伤亡重大(当时称伤亡一千七百余人，但从战后将三十三旅拆散并入三十二、三十一旅的情况看，伤亡应远远大于此数)，只得败下阵来，使第一纵队第一师陷入被黄百韬兵团及第七十二师夹击的危险境地。黄百韬兵团迅速靠近铁佛寺，华野不得不停止攻铁佛寺第七十二师，使得第七十二师得以完整脱险。日后成为邱清泉兵团的主力。

由于黄百韬兵团威胁太大，华东野战军转兵进攻黄百韬部，抽调主力第一纵队、第四纵队、第六纵队及两广纵队围攻黄百韬兵团于帝丘店，开始了豫东战役第三阶段，而第三阶段则是以失败告终。可以说粟裕在第三阶段的作战决策是错误的，经开封、睢杞、第二阶段作战后，华东野战军伤亡又大，又疲惫，已成强弩之末，但粟裕勉为其难，造成了虎头蛇尾。

区寿年在被俘后曾对与粟裕说：“你胃口太大，违反了兵家之道，接下来要失败。”粟裕不以为然。

再说整编第二十五师见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蜂拥而上，镇定地退入帝丘店为中心的村庄内防守，华东野战军不顾伤亡，日以继夜猛攻，希望一鼓作气吃掉第二十五师，黄百韬部连日血战，形势危急。黄百韬一面奋战，一面苦思破敌之策。曾国藩名句给他很大启发，即“凡善亦者，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于是他亲率两营部队，在四辆坦克掩护下，反守为攻，发动逆袭，创造了国民革命军战史上兵团司令带队冲锋的唯一战例，他的参谋长死劝也未拦住他。面对绝对优势共军，他的部队伤亡重大，团长李景春也重伤倒地，黄百韬本人也受伤，仍大呼口号，死战不退，部队受司令激励、鼓舞，拼死猛冲猛打，一举夺回了四个村庄，遏制了华东野战军的进攻势头，稳定了阵线。与此同时，邱清泉的第五军采用大迂回战法，绕到包围黄百韬兵团的华东野战军背后，出其不意地猛烈进攻，全线击溃了华东野战军，并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黄河边上，俘虏了几千名伤员。

后来在谈到睢杞和帝丘店战役时，皮定钧说：“此次战役，我们杀伤敌军也很大，要谈起来，我们就是杀伤敌军一个整师，但是我们“三弟兄”(华野第一、第四、第六三个纵队)都残废了”。

黄百韬率以基本日式装备为主的第二十五师，屡屡重创以美式装备为主的华东野战军，纯属不易，豫东战役，第二十五师重创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救出了整编第七十二师，面对占绝对优势的人民解放军，坚守帝丘店，亲率部发动反攻，会同邱兵团，大破华东野战军于帝丘店，所以，蒋中正把最高荣誉给他是很恰当的。

淮海战役爆发后，黄百韬升任七兵团司令官，率部七万人在碾庄被黄百韬重兵集团包围，黄百韬率部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坚守了十五天(公元1948年11月8～22日)，给黄百韬造成了巨大伤亡，使战后粟裕紧张地一下昏了过去。这比起王耀武率十万大军守坚城济南只守一周，形成了鲜明对比。

碾庄战役收尾时，黄百韬与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一起突围冲了出来，在途中，黄百韬拔枪自杀身亡，结束了反人民的一生，终年四十九岁。自杀前，黄百韬拿出名片一张，在背后写上“黄百韬尽忠报国”，交给副军长杨廷宴，请其转交蒋中正，以表示其反动立场至死不变。



黄　维：(公元1904～1989年)，号悟我，后经蒋中正改名为培我；贵溪盛源乡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黄维出身于农家，父早逝。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毕业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以经济不宽裕入学鹅湖师范，毕业后在家乡任过小学教员，因与乡绅不睦弃职离乡。

民国十三年黄维进入黄埔军校，居然是江西同乡方志敏为他居中联络而成的，中共江西地下省委负责人之一的赵醒依是他的新生入学介绍人。经方志敏、赵醒侬协助考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在黄埔三期人伍生总队任中尉区队长。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2月10日，黄维率入伍学生随蒋中正先后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任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升为营长，旋任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团长，在南京栖霞山与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展开激烈战斗，以表现勇敢果断著称。次年，黄维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历时三年。毕业后得到第十八军军长陈诚的厚爱，提为第三十一旅旅长。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年仅三十四岁的黄维被蒋中正任命为整编第十八军军长，成为这个王牌主力的第三任军长，黄维在蒋中正的官邸受到校长的亲自接见，校长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亲笔题写：“培我将军惠存。”黄维本号悟我，蒋中正并非疏忽的改为培我让新任军长黄维深感蒋的期许之深，矢志杀身以报。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黄维调任国防部联勤总部副总司令，

1948年，蒋中正坐困愁城，着手组建新型兵团对抗日益准备与他决战的解放军，他想起了他的主力王牌十八军，新组建的兵团包括第十八军、第十军、第十四军、第八十五军，命名为第十二兵团，司令官的人选却让蒋中正大伤脑筋。当时胡琏已经是首选，然而，白崇禧一贯讨厌陈诚、胡琏，拼命抵触，蒋中正不知是怎样的考虑，竟然放弃了胡琏，转而派遣参谋次长林蔚去上海看望养病的陈诚，请十八军的老长官来评选自己的新部下，陈诚知道蒋的用意所在，就此推荐黄维，黄维时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蒋中正立即表示同意，并且不顾何应钦、白崇禧对黄维的“书生不宜典兵”的评价，召见黄维委以重任，黄维顾虑重重，有畏难情绪，他和蒋中正约法三章：“等我打过这一仗之后，我还要回去办我的军校，司令官还是胡琏同学来做。”蒋中正当然应允。

黄维口中的胡琏同学算得上国民党军为数不多的虎将，胡琏，字伯玉，是陈诚、罗卓英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干将，他在国民党军中有善于苦战、鏖战、硬战之称，当然也素有骄横、狭隘之称。1946年国民党山东重点进攻过程中，胡琏在12月13日受到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的指责心怀不满，此后一战，胡琏坐视第六十九师被华野主力围困而不救，最后直接使戴之奇自杀和第六十九师全军覆没，蒋中正在南京为戴某人发哀，却对胡琏无丝毫指责。次年，华野在泰蒙会战中再度设伏邀击胡琏，胡琏大意被围，如果不是第五军救援得力，胡琏可能就在那时便效忠党国了。尽管如此，胡琏在众多的国军将领中仍然算是很少吃“共军”的亏的所谓的名将了。

胡琏久任十八军和整编后的十一师师长，以十二兵团司令官志在必得，没想到让他眼中的书呆子黄维凭空摘了桃子，大为不满，此前，胡琏可以攻掉罗广文取而代之，然则对于黄维的来路确实奈何不得，毕竟是陈老总亲自点将，所以内中闷气最重，以致于不就兵团副司令一职，进而挑动杨伯涛等心腹旧部和黄维大搞摩擦，新建兵团一开始就布满了不祥之兆。

被胡琏策动搞摩擦的杨伯涛也不是等闲之辈，这位第十八军在大陆最后一任的军长肩上扛着的两颗金星不是靠着贿赂和吹牛得来的，此人在抗战末期的湘西会战中力挫日寇，曾经受到来自国民党六届六中全会和蒋中正的亲自表彰并得以接见留影。在杨伯涛看来，黄维尽管也是土木系的大将，而且年辈长于自己，然而，黄维并不是战将，大敌当前，“老头子”把个书生派来对第十八军指手画脚，真不合时宜。不过闹归闹，最后还要表面上尊重司令官的“权威”，所以，一直到淮海战役爆发之前，大家倒也相安无事。

淮海战役开始后，杨伯涛和人民解放军杨勇部接触，双方互有胜负。可是，久历戎行的杨伯涛发现了苗头不对，以他过去的经验，人民解放军总以运动战为宗旨，辅之以切尾、断腰、斩首等行动，很少硬拼、苦打、猛攻一类的消耗战，唯独此次例外。而且，杨勇硬是用精锐的老四团拼掉了杨伯涛几千人，涡河以南的人民解放军对十二兵团视而不见，涡河以北则严阵以待，且充分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作风，狠打狠追。杨伯涛预感人民解放军一定有巨大的后援或者主力才得以这么轻易的表示出决战的决心来。在这点上，司令官黄维和他心有相契，黄维建议兵团采取“核桃”战术，即以蒙城为中心，构筑工事，然而远远的把触角伸出去和人民解放军接触，形成一个铁拳瞄准目标集中主力打下去，前进中继续占据有力地形，接着逐次跳跃、稳扎稳打。他用第十军向蒙城靠拢，用第十八军攻取蒙城。应该说，这个方案至少可以保证第十二兵团不被人民解放军的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全部吃掉。可是，那位被白崇禧讥为“步枪指挥官”的蒋校长再次帮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忙，他来电给黄维指示，让黄维火速增援被围的第七兵团黄百韬，并立刻赶往宿县。至此，黄维不免长叹一声。

1948年11月21日，在黄维兵团前往宿县途中，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蒙城，彻底切断了黄维的后路。

11月24日，杨伯涛终于有点明白“共军”的企图了。他建议黄维：兵团主力迅速向固镇靠拢，接触李延年兵团，合力沿津线向北运动。这是置之于死地而后存的唯一出路，黄维不得不佩服杨伯涛的临战的脑筋之清楚，自然照办。当日下午4:00，杨伯涛的十八军已经完全行动起来，不料在6:00，书生大将的黄维的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部队在双堆集宿营，目的是为了等待跑散了的后续人马和暂时的休息，就是这半天的等待，让人民解放军的七个纵队加陕南十二旅、豫皖苏独立旅一共二十多万大军，把黄维兵团紧紧地围困在纵横只有十八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等待黄维、杨伯涛的只有灭亡了。杨伯涛得知黄维的昏招之后，破口大骂黄维混蛋，然而一切都晚了。

黄维被围，蒋中正、陈诚赖以起家的第十八军成了瓮中之鳖，让南京的蒋总统坐卧不宁，亲自找来胡琏，承认自己用人不当，请胡琏务必走一次，救第十八军于水火之中。胡琏大抵是在上海闲的太久了，也可能是上次在山东被他逃脱的太容易了，不太以为当年的粟裕能把他老虎一样的第十八军怎么样。于是，他拍着胸脯保证此去一定学习常山赵子龙，杀他个七进七出。胡琏两天之后到达双堆集，开口就是斥责杨伯涛等人：“我在南京之时是怎么交待你们的？共军两大主力会师必有大动作，你们打的乱仗，硬是往共军的口袋里面钻。”这种指桑骂槐的做法如果换了他人早就吵翻了，好在黄维素来风度俨然，再加上败军之将何敢言勇，自是不计较，就请胡琏这位当代赵子龙来全面负责指挥。等到胡琏一接手，他胡伯玉也明白了“粟郎”也非吴下旧阿蒙了，如今，解放军的本钱也大了，打起仗来山呼海啸。知道胡琏的到来，总前委粟裕下令：“再调上去三个纵队八万人，把双堆集给我打成下一个孟良崮。”只打了五天，胡琏便支持不住了，他跑回南京去，这个赵子龙没有救回“阿斗”，却是告诉“主公”：我们应该赶紧的撤退。蒋中正只好同意，让胡琏再次回去转达他的意见。12月13日，胡琏回去的第六天，解放军主力吹响了总攻的号角，第十二兵团全面崩溃开始了。

临出逃前，胡琏和黄维无一例外的都准备了大量的安眠药。杨伯涛问他们作什么用？他们说留着为校长和党国成仁，杨伯涛大不以为然，军人嘛，照着脑门开上一枪不就完了吗？吃药那不是妇女的游戏吗？杨伯涛于是就不要安眠药，等到十一师全被打垮后，杨伯涛中将向一条小河纵身一跳，争奈河水太浅，只没了他半截身子，而且，十二月的河水又太冷，杨伯涛没有开枪给自己一家伙，反而从冰冷的河水爬了出来，毕竟“千古艰难唯一死”啊。走了不远，杨伯涛被俘，死前也不原谅另外一个“战犯”黄维。胡琏命最大，坐着一辆装甲车跑了，后来又逃到台湾，成为台湾军界的“祖宗”，只是在其晚年绝口不提双堆集和粟裕。

书生将军黄维被人民政府改造了很久之后，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写了一篇回忆录，总算是对自己的后半生做了一个体面的总结。



黄幸强：(公元1931～今)，湖南安乡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台湾省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陆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陆军官校第步科第二十三期、“陆军指挥科参谋学院”正规班1971年班、“三军大学战争学院”正规班1980年班毕业。

1972年任第三十三师第九十七旅旅长。1973年4月任第三十三师师长。1977年2月任第一二七师师长。1980年11月任陆军官校教育长。

1981年7月任第五十八军中将军长。1982年3月任第四十三军军长兼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1983年7月任陆军官校校长。1985年任第八军团司令。1987年4月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1987年12月2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1988年6月任陆军总司令。1991年6月～1993年7月任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

1993年7月～1994年7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94年8月任驻希腊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1988年7月当选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黄慕松：(公元1884～1937年)，广东梅县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中华民国广东省政府主席，1937年3月20日在广东逝世。1937年4月12日追赠陆军上将军衔。

陆军大学校长。早年肄业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后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后选派去口本留学。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炮工学院。此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教官、校长。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民军参谋长。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总统府军咨府(后改参谋本部)第五局局长。1913年任国防考察委员，曾赴蒙古、新疆实地考察。回京历任陆地测量总局局长。后再度日本。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

1918年冬，赴英国留学，并在德法两国考察，历时两年。回国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并兼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

1925年5月任军务善后委员会委员。同年南下广州任粤军总司令部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副主任。

1927年6月7日至7月29日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同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8月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

1930年再度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不久奉派去英国出席万国航空会议、第四届万国测量家联合会会议、第三届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国际军缩会议。

1931年12月26日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同年12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中央海外党务委员。1932年9月26日任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1933年4月，28日特任薪疆宣慰使，处理新疆事变，9月任陆军大学校长，同年底任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长。

1933年藏历12月30日(民国二十二年12月2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园寂，司伦(在特殊情况下，可代行摄政王职权)朗顿·贡嘎旺秋立即电告达赖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久乃和孜仲·曲培土旦，令他们火速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报告。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在南京为达赖喇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复电朗顿·贡嘎旺秋，向西藏全体僧俗官员及人民表示慰问。同时，准备派代表团来藏致祭。次年4月，以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表团，由南京出发，到成都又做了一番准备之后，经康定、甘孜、德格、太昭，于8月28日抵达拉萨。孜噶(专为达赖办事的机构)委派曾谆(布达拉知宾)拉丁·阿旺扎巴(原达赖驻南京办事处官员，后返藏)，雪噶(专为摄政王办事的机构)委派卓尼(秘书)哲阿·洛桑顿珠，噶厦委派色新·洛桑顿珠等三人为代表，明天出发到墨竹工卡等候迎接。

色新·洛桑顿珠及佣人一行，于第二天从拉萨出发，夜宿蔡德庆(在达孜县所在地)，次日黎明，前往墨竹工卡，到达后即指令墨竹工卡宗本派人到几十里外察看情况。下午，派出的人回来报告说：“代表团业已到仁青岭(现格桑兵站一带)，明日中午左右可到墨竹工卡。”次日10:00许，色新·洛桑顿珠等代表和墨竹工卡宗本穿戴礼服。孜噶、雪噶代表身着僧官服饰，内着马蹄袖短褂、腰系红色缎带、挂笔套、脚穿紫红色朝靴，色新·洛桑顿珠身着噶厦七品官礼服，头戴碗口大小的黄色呢帽，身穿枣红色长外套、系腰带、挂笔套、脚着枣红色朝靴；色新·洛桑顿珠等束整衣冠，携带阿细哈达，乘快马到墨竹工卡前两公里处恭候代表团。12:00许，远方出现了一列整齐的轿队，前拥后簇，威武异常，渐近再看，共有轿子十顶左右。最前面的一顶大轿是用绿色缎子围裹，轿檐四周缀有丝线红缨，轿窗嵌有玻璃。轿夫是从四川雇用的汉族人，身穿毛兰布便衫，头戴斗笠，脚穿黑布鞋，步调整齐，轿身平稳。轿队后面有大队人马，驮运和肩挑大批物资。轿队到后，色新·洛桑顿珠立即将手中的哈达高高举起，以示欢迎。代表团翻译官询问色新·洛桑顿珠来此之意，色新·洛桑顿珠回答：“是西藏地方政府孜、雪、噶三大机构的代表，奉命前来迎接代表团，求见黄长官。”经翻译官禀报后，将色新·洛桑顿珠三人引向前去，色新·洛桑顿珠手捧哈达稳步行至第一顶轿前。翻译官向色新·洛桑顿珠介绍说：“这就是代表团团长黄慕松先生。”

黄慕松专使下轿后，其池官员也相继下轿，色新·洛桑顿珠依次向黄慕松和其他官员敬献哈达。黄慕松大约五十多岁，言谈平静深沉，颇有气魄，俨然一位要员。他接过哈达后，点头微笑，对翻译官说：“谢谢西藏地方政府。”话毕，上轿。随同黄慕松来藏的卫队约两个排，五十多人。此外，还带有一杂技团。

色新·洛桑顿珠三人先策马赶回墨竹工卡，令该宗速备人马食宿，便即刻返回拉萨，向噶厦汇报前往墨竹工卡迎接中央政府代表团的情况，禀明朝表团后天到达。翌日，噶厦派员在拉萨东郊的贡本塘搭起一顶十分华丽的大帐篷，铺设彩色绚丽的卡垫，陈设精巧茶具。黄专使和噶厦的席位设在正中。四品和小四品以及五品、七品官员等，也依照常规安排了座位。

28日上午，噶伦朗穷巴和彭雪以及各级俗官，穿着礼服，佩戴整齐，按各自的品位，在贡本塘恭候黄慕松专使的到来。11时许，黄慕松专使衣着整齐，仪容庄重到达贡本塘，噶伦们将他迎进帐篷之后，黄慕松专使和噶伦互献哈达，互致问候。接着，苏德巴(噶厦大司膳)恭献茶饭(即人参果米饭)。食毕，黄慕松专使起立，全体官员也随之起立。这时，贝勒措科(现拉萨地毯厂所在地)军乐齐鸣，迎接中央政府代表团的藏军列队向黄慕松专使行军礼，黄慕松专使满面笑容，点头回礼，然后上轿。

黄慕松专使一行到达拉萨后，下榻于八角街南侧的吉堆巴人院，即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所在地。第二天，噶伦赤门巴、朗穷巴、强金·土旦夏加和彭雪巴等高级官员，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前往谒见黄慕松，黄慕松专使和部分官员在门口迎接，进屋后，互献哈达，地方政府代表把酥油、肉、米、面、鸡、鸡蛋等礼物敬献给中央政府代表团。会见时，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担任翻译的，是曾在北京雍和宫当过方丈的大喇嘛，他在北京住过很长时间，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而且和国民党中央代表团的某些官员素有交往。

几天后，黄慕松一行到摄政王热振和司伦朗顿·贡嘎旺秋等重要官员的府上回拜，赠送了丝绸、锦缎等礼物。同时派代表向地方政府各机关和官员分赠了礼物，这些礼物除丝绸、锦缎外，还有黄慕松身着国民党官服的照片以及搪瓷制作的国民党党徽。9月23日上午，举行了隆重的授礼和册封仪式，由总堪布代授玉册、玉印。接着，黄慕松同各位噶伦共商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日期、仪式及其他事项。

1934年10月1日，在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灵堂举行了致祭仪式。参加人员计有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地方政府有摄政王热振·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各位噶伦以及地方政府各级僧俗官员和三大寺活佛、堪布等。黄慕松与司伦平坐，待其他官员按品级依次就座后，即进茶饭。

黄慕松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其他官员，身穿藏青色大宫花缎的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脚穿黑布鞋。灵堂内设有十三世达赖生前宝座，宝座上供奉着达赖披氅，宝座右边放有金桌茶几，茶桌的边沿嵌有贵重的珍珠宝石；大厅中间的木柱上挂有金丝缎做的各式挂幡；四周墙壁上挂有佛像和“唐噶”(即画轴)……大厅富丽堂皇，庄严肃穆。

11点，开始举行致祭仪式。黄慕松起立，全体也随之起立。仪式的第一项是黄慕松将一包捐助修建达赖灵塔的黄金敬献在达赖宝座金桌茶几上，同时敬献金制茶架和茶碗盖等器皿。全场脱帽，司仪高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接着，黄慕松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园觉大师”。仪式完毕，全体人员依次步出大厅。

随后，噶厦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黄慕松也设宴答谢。与色新·洛桑顿珠参加了宴会，黄慕松的随从翻译与色新·洛桑顿珠同桌，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汉族青年，说一口流利的拉萨话，他让大家“不要客气，请吃!”色新·洛桑顿珠对其产生了仰慕之情，心想：“这个年轻人是从哪里学的藏话呢？”便顺口向他提了我的想法，他说：“我生在拉萨，后随父母回内地，现在军队中任连长。”

第二天晚上，民国中央政府代表团举行晚会，为大家演出杂技。后来也常为噶厦官员们演出，据说很精彩，色新·洛桑顿珠因为忙于各项事务，一次也未看成，很是遗憾。

黄慕松在藏期间组建了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设立了电台，建立了国立拉萨小学以及诊疗所和一所气象台。

1934年11月28日，黄慕松一行结束了在拉萨的使命，西藏地方政府在西郊“吉彩卢定”(清朝建立的接官厅)，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参加欢送的有两名噶伦以及七品以上的僧俗官员，黄慕松一行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启程，取道印度返回南京。1935年3月15日黄慕松任蒙藏委负会委员长。此次活动，加强了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的关系。

1935年4月4日黄慕松晋升陆军中将军衔，同年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7月29日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委员。

1937年3月20日，黄慕松在广东去世，终年五十四岁。4月12日，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上将军衔。遗著有《黄慕松先生遗著》。



黄旭初：(公元1892～1975年)，广西容县杨村镇东华村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华民国广西省保安司令，桂林市绥靖公署副主任。1937年9月2日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曾任旅长、师长、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将加上将衔。1931年起，连任广西省主席十九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

黄旭初父名黄人光，号寅生，晚清秀才，曾任广西同正县(今广西扶绥县)县长。母覃氏。黄旭初兄弟四人，其排行第二。兄黄萌初，弟黄晓初、黄旦初。家有良田十数亩，家道小康。黄人光以设塾授徒为业，黄旭初幼随其父读书近十年，黄人光课读从严，黄旭初亦刻苦攻读，因此，黄旭初对国学有相当基础。

1906年黄旭初进容县简易师范学习。1908年7月入苍梧长洲蚕业学堂读书。1911辛亥革命爆发，广西革命军兴，黄旭初弃文就武，由苍梧赴柳州参加革命军。1912年2月，他又从柳州到桂林，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学习。1914年初，黄旭初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由于成绩优异，得由学校保送，入北京中国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这期间，袁世凯称帝，黄旭初在陆大与同学陈良佐暗中支持广西讨袁护国。

1917年初，黄旭初在陆大毕业后，分配回广西在谭浩明的督军署任参谋。同年5月，督军署成立广西陆军模范营，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马晓军为营长。黄旭初为上尉连长。黄绍竑、白崇禧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在该营充中尉连附。1917年冬，黄旭初随军出湘，参加护法战争。模范营改编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部队卫队第一营，黄旭初仍充任上尉连长。1918年桂军从湘北败退湘南，卫队第一营改编为护国民革命军队第一支队第一营，黄旭初升充少校营附。

1919年桂军从湖南败退回桂，第一营扩编为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团，马晓军为团长，黄旭初为该团少校团副，黄绍竑、白崇禧在该团分任营连长。1920年黄旭初兼任营长，秘密参加了“同志会”。1921年6月任桂军督军署中校参谋。同年8月，任广西军政署科长。1922年任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参谋。1923年任定桂军参谋长。1924年任广西陆军第一军参谋长。1925年任广西陆军第一纵队司令官。

1926年广西年接受广州国民政府领导，广西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黄旭初出任第七军第四族长。1927年7月任第七军第六师师长。8月10日黄旭初率师从韶关开往江西会昌堵击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军。同年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

1929年4月蒋桂在武汉发生战争。蒋中正决心消灭桂系。1930年任广西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黄旭初随李宗仁参加中原大战。1930年8月，任第十五军军长。1931年5月27日受广州“非常会议”国民政府任命为广西省主席兼第十五军军长。1931年6月辞去第十军军长职务。7月1日，黄旭初在南宁正式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月16日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后任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1933年任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1935年1月兼任广西大学校长。同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9月2日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同年入庐山训练团第二期。1938年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部主任。1941年9月任全国水利委员会委员。

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兼任广西省保安司令。1947年任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同年9月22日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广西省监督。

1949年5月18日兼任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同年12月2日由南宁飞海南岛，后去香港寓居。其后曾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

1975年11月18日，黄旭初在香港去世，终年八十四岁。著有《我的母亲》。



黄绍竑：(公元1895～1966年)，字季宽，广西容县黎村镇珊萃村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华民国浙江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37年9月2日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中将加上将军衔。曾任军长、战区副司令长官、广西省政府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季员、军事委员。

黄绍竑的家族为容县望族，父亲黄玉梁为晚清举人，精通医理。母钟氏。兄弟五人，即绍端、绍彦、绍琦、绍竦、绍竑，姐两人，妹三人。

黄绍竑早年入广西陆军小学第四期，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学生北伐敢死队赴武昌参战。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陆荣廷部第一师任职。1917年5月任广西陆军模范营马晓军部连副，同年10月参加护法运动，升任连长。1921年任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部第一营营长，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第三支队司令。1923年2月任沈鸿英部第八旅旅长。1923年6月底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1924年11月代表李宗仁去广州商谈统一事宜。同月23日经廖仲恺、许崇禧统一广西。1926年1月16日黄绍竑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1926年3月19日广西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后，黄绍竑任第七军党代表。1926年6月1日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北伐战争时，留守广西。1927年4月2日李济深、黄绍竑应蒋中正急电邀约，由粤抵沪，参加“清党”密会。会后急电黄旭初等告以“清党”决策。1927年5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政治分会委员。7月6日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30日桂军黄绍竑部七个团集结白鹅圩附近，企图截击“八一”南昌起义部队。9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应李济深之请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编组了第十五军，任军长，在汕头、潮州截击贺龙、叶挺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1929年桂系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破裂。11月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三个在广西成立护党救国民革命军队，黄任逼军长、兼广西省省长。1930年支持反蒋的中原大战。大战失败后，桂军残部退回广西。此时，黄脱离桂系，去南京面见蒋中正后赴香港、菲律宾旅行。1932年2月18日任国民政府委员，5月3日任内政部次长兼代交通部部长。1933年出任弱平军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5月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同日方作外交交涉。

1934年12月12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2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1937年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总队长。芦沟桥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部长，8月调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9月2日任中将加上将衔。同年11月26日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42年9月28日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6月6日任监察院副院长。1949年4月，黄绍竑任国民党当局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到北平参加与中共和平谈判。他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希望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并由和谈代表团推定他回南京，劝告国民党当局接受“和平协定”，终因南京国民党当局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导致和谈破裂。对此，他深为不满，随即去香港，联合四十四位国民党人士，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与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

1949年8月，他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和委员副主任等职。

1957年，黄绍竑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经过复查，已予改正。文化大革命斯间，黄绍竑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黄绍竑的追悼会于1980年12月31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黄绍竑著有《五十自述》一书。



黄　鹤：(公元1897～？年)，字萼楼；湖南湘阴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党员。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第二十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军政部部附。



黄珍吾：(公元1900～1969年)，字宝循，海南文昌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党员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青年军副军长，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台湾省宪兵司令。



黄梅兴：(公元1904～1937年)，字敬中；广东平远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国民党员。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第八十八师二六四旅旅长。



黄　鳌：(公元1902～1928年)，字昭军；湖南临澧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国民党员。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02～1928，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秘书长，苏维埃湖南省军委书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



黄子琪：(公元1904～？年)，广西荔浦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国民党员，日寇汉奸。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汪伪政权陆军师师长，军委会参赞武官。



黄承谟：(公元1901～1933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国民党员。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独立第二旅旅长。

あいしてる

黄公略：(公元1898～1931年)，原名黄汉魂，字家杞；湖南湘乡桂花乡人。著名工农红军将领。

1916年参加湘军，当过湘军文书、排长、连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攻占武昌城等战斗中立有战功。同年底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的杰出将领，军事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7月同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十三师四团党代表，后任红五军第二纵队纵队长。同年11月红五军主力开赴井冈山后，率部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湘鄂赣苏区。1929年9月任红五军副军长，参与制定和指挥红五军向北开辟鄂东南地区，向南打通与湘赣苏区联系的作战行动，扩大了湘鄂赣苏区。1930年1月调任红六军军长，率部在赣西南地区艰苦作战，发展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分散的游击区连成大块的革命根据地。后任红一军团第三军军长，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坚决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挥红三军英勇作战，屡建战功。在龙冈战斗中击退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连续进攻，在富田战斗中歼灭敌军第二十八师等部，在老营盘战斗中歼灭敌军第九师独立旅。1931年9月15日，率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歼敌第五十二师等部。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在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袭击，不幸中弹牺牲，终年三十三岁。

黄公略的牺牲，全军伤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曾发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将吉安、吉水两县间建公略县。建县之日，毛泽东亲撰、高悬挽联以悼英魂：“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毛泽东并在其著名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足见其对杰出的红军将领、军事家黄公略的信赖和倚重。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初期，“朱、毛、彭、黄”四人曾一度齐名，不幸的是黄公略不久便牺牲于敌机扫射之下，但他在革命史册上留下的功绩却长久令人缅怀。



黄继光：(公元1931～1953年)，原名黄继广；四川中江石马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级战斗英雄。

1949年参加革命。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信员、代理班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和上甘岭战役。多次出色完成任务，两次被评为工作模范并荣立三等功。

1953年10月13日，上甘岭战役打响。敌人动用两个多师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军发动猛攻。10月19日晚，黄继光所在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反击。当连续攻下敌人数处阵地后，部队在零号阵地半山腰时，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用三挺重机枪和四挺轻机枪拦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与另外两个战友炸掉这个火力点。当前进到距火力点三十～四十米时，两位战友一个牺牲，一个重伤，任务就落在黄继光一个人的身上。黄继光忍着右臂被击穿的剧痛，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继续前进。在接近敌火力点时，连投几枚手雷，但未能将敌火力点全部炸毁。在身边已无弹药的情况下，为了完成任务，减少战友的伤亡，黄继光毅然扑向敌火力点，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射击孔，壮烈牺牲，终年二十一岁。为反击部队扫清了前进的道路，在黄继光壮烈献身精神的鼓舞下，反击部队迅速全歼美七师五个连，夺回阵地。

根据黄继光生前的申请和表现，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青年团中央授予他模范青年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认他为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追记特等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追授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各一枚。

为缅怀英雄，他的名字及英雄事迹被镌刻在上甘岭北面的五圣山石壁上，其家乡中江县兴发乡也改名为继光乡。



黄奋锐：(公元1904～？年)，字天咎；广西惠阳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部副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



黄　华：(公元1913～年)，曾用名王汝梅；河北磁县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任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燕大学生会主席，1936年任陕北苏区红军总部翻译、后方司令部秘书，曾协助著名加拿大记者埃德加·斯诺、英国记者尼姆·威尔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采访中央苏区。

1937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1938年历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中共长江局青委、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中央青委委员。1940年任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1941年任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4年任中央外事组联络科长，参与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1946年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叶剑英的秘书、代表团新闻处处长。

1949年历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主持接收国民党外交部、向各国原驻华使节宣布中共中央的建交原则。同年当选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

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员、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处长。1953年任朝鲜停战政治谈判中方代表和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等职。1954年和1955年，随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和发言人。1958年任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顾问。1960年至1971年相继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曾任中央三人小组成员，具体负责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邀请尼克松访华公告文稿事宜。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1976年任外长，曾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过二十九、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五和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1978年和1982年，率团参加联大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阐述中国在裁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的主要措施的建议》。

曾先后出访过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扎伊尔、伊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联邦德国、印度、美国、尼日利亚、苏联等三十多个亚、非、欧、美洲国家。1978年8月与日本外相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主持与美国代表的建交谈判，1982年与美国国务卿黑格签署关于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公报“。1979年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次以副委员长身份率人大代表团到各国访问和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5年至1995年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年会，现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黄　杰：(公元1902～1995年)，字达云；湖南长沙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台北卫戍司令，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台湾警备总司令，“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在大陆时期黄杰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军军长，陆军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1945年任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在缅甸击退倭军打通中印国际运输线；抗战后任长沙绥靖副主任，第五编练司令等职。

黄埔军校等毕业后，黄杰担任教导第一团侦探队第一排中尉排长，随即投入一连串的战斗。

1926年，黄杰任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营长，随东路军北伐。“济南事变”中，倭军强攻济南城，守备济南的第一师第五团团长李延年电告黄杰立刻率部护送蒋中正离城，以避开倭军炮火。黄杰近身护卫蒋中正徒步离开济南。中原大战时期，黄杰任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接着参加蒋中正的五次对苏区围剿。

1933年1月日寇由东三省侵犯山海关和热河时，黄杰奉命接替南天门防务，守备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一带阵地，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战役。1935年4月13日授予少将，任第二师师长。1936年10月晋升中将，任第二师师长。

“七七事变”时，黄杰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任队长，带职受训，随后投入了激烈的淞沪会战，接着又调任成都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教育处长，担任教育工作，一直到1944年5月黄杰才重新带兵，担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年底，黄杰率部攻击龙陵，经三个月的激战连克龙陵、芒市、遮放、畹町等四大据点，最后与新一军及美英盟军在缅北姆色举行会师典礼，这是抗战末期盟军著名的一战。

1949年渡江战争结束后，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队虽然号称还有两百万，但军心涣散。蒋中正与李宗仁明争暗斗，各将领各怀鬼胎，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指挥体系，实际上已成瘫痪状况，一击就溃。失去有效防线的国民革命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包围追击方针下，只能四处逃窜、投降与溃散。不过另一方面，尽管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仍有几个孤臣孽子，怀抱少时读诸葛武候出师表的愁绪"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诚惶诚恐，忠实地执行上级的命令，黄杰就是其中一位。

尽管如此，在国民党阵营中，黄杰并非真正有份量的人物。他没有高明的政治手腕，也没有出众的才华，不属于第一线的人物。在国民党党政军高官的合影中，他总是被安排站在后排不显眼的位置。但是，他是一位勤于做笔记、写公文、忠心耿耿的军人，这种人格特质注定在国民党存亡之秋时发生一些作用。在大批国民革命军精锐部队被歼，蒋中正最重要的亲信将领被俘或主动献城投降之际，黄杰成了蒋中正没有选择中的选择。

1949年，黄杰带领着一支国民革命军队，在国共内战的尾声中一路披星载月，由湖南退入广西后，在解放军的炮火间隙中，这支大约三十万人的国民党部队最后只有三万人经中越边境爱店进入越南。入越南境时，所有武器、收发报机、照相机以及菜刀铁器等均被法军没收。在树倒猢狲散的窘状中，这支部队却在黄杰率领下保持了基本的建制与尊严。进入越境后，他们又成为各方势力杯葛的筹码，被软禁在越南富国岛达三年。

1953年，被称为“海上苏武”的黄杰终于率部回到台湾。黄杰撤往台湾后晋升二级上将军衔。

历任台北卫戍司令，陆军总司令(公元1954年7月～1957年7月)兼台湾防卫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公元1957年6月～1958年7月)，台湾警备总司令(公元1958年8月～1962年11月)，对台湾军力进行嫡系大接替，成为受益者之一。

1960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军衔。在1962年12月～1969年7月，黄杰担任了台湾省省主席，主要处理的是省民食衣住行之大计，包括防台防洪措施，农业产销、工商登记、学校教育、甚至舞厅、电影院、咖啡座等，都是他所管辖的范围。黄杰经常出现在各种巡视的场合，与民众密切接触，一改其原来情报头子的神秘面目。

1969年7月升任国防部部长(公元1969年7月～1972年6月)，1972年任总统府战略委员会上将顾问，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

1995年1月14日，黄杰病逝于台北，终年九十四岁，葬于台北五指山国民革命军队公墓特勋区一区。



黄镇球：(公元1898～1979年)，号剑灵；广东梅县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联合勤务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台北卫戍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湖北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历任粤军第十一师参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长、副师长、师长，整编第四师旅长。

1929年赴德国研习防空学。

1933年回国筹建防空学校。1934年就任校长暨防空委员会副主席。后历任防空处处长，南京防空副司令，防空厅厅长，防空监总监。

组织筹划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演习“首都防空演习”。后升任后方勤务总司令、联合勤务总司令、参谋次长国防部次长、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代理广东保安司令。

1949年逃往台湾后，于1950年再度出任联合勤务司令部总司令。

1954年后调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转任“总统府”参军长。

1961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62年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当选国民党八届中央委员，后为中央评议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

晚年兼任香港崇正总会顾问。1979年病逝于台北。著有《防空讲话》、《防空十二年》等。

附_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演习：

1934年，正当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全面进逼华北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日浪潮和军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于11月21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大演习。参加演习的军兵种和政府部门及民防人员之多、组织协调之复杂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绝无仅有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侵华气焰甚嚣尘上，日寇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鲸吞东北后，1932年又挑起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接着于1933年上半年又集中优势兵力侵占热河，向长城一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把侵略矛头指向整个华北。在淞沪和长城抗战中，尽管中国民革命军队民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日寇凭借优势装备尤其是强大的空中力量，使中国民革命军队民遭受惨重损失，包括蒋中正嫡系中央军在内的许多成建制部队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伤亡殆尽，牺牲极大。

而此时的蒋中正正集中精力忙于剿共，把有限的金钱都用来购买枪炮对付毫无空中力量的红军，哪有闲钱去买昂贵的飞机用于国土防空？到长城抗战结束时，中国的各型飞机不足300架，而日本仅作战飞机就有2700架。日寇依仗空中优势在中国的天空耀武扬威，日本飞机可以成编队地在长城沿线和平津地区飞行，甚至可以家常便饭似的飞临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侦察。而中国的国土防空却是一片空白，许多重要城市和要点目标连最起码的防空设施如高射炮、高射机枪和防空洞都没有。日本军方头目甚至狂言：战争如果全面爆发，仅靠轰炸就可使“国民政府和‘支那军’彻底丧失抵抗意志”。

国民革命军界智囊蒋百里将军和在德国学习防空回国的黄镇球将军面谏和上书蒋中正，强调对日防空袭作战的重要性，急切要求政府迅速建立有效的国土防空体系。

宋庆龄、何香凝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还纷纷捐款购买飞机保卫国家领空。一心剿共的蒋中正虽然对抗日持消极态度，但对日本频频加快的侵略步伐和巨大空中威胁不得不予以重视，尤其是淞沪、长城战役中其嫡系精锐部队在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下遭受的严重伤亡，使他对全面战争一旦爆发首都南京的安全十分担忧。

在日本侵略和全国抗日呼声的双重压力下，蒋中正被迫把国土防空力量异常薄弱，人才、经费、材料极度缺乏的实际，责成其军事部门直接在南京筹组防空建设事宜。1934年1月，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将高射炮教导队、防空研究班、防空军士队合并，在杭州笕桥成立防空学校，任命黄镇球为该校校长，以培养防空专业人才。不久，蒋中正又接受了黄镇球关于组织防空演习的报告建议，特命黄镇球具体负责组织筹划“首都防空演习”。

在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1934年11月21日－22日，防空大演习在南京地区正式举行。21日上午7时40分，设在鸡鸣寺和南京下关电厂主厂房顶部的日造立式防空警报器凄厉地响起。紧接着，演习指导班派出的广播车在南京各主要街道和居民区广播演习注意事项，敦促市民遵守演习规则。相关演习地段正在上班、街上行走及家中的市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紧急跑向防空掩体或安全地带进行隐蔽。南京各重要路口由全副武装的宪兵和警察实施戒严和交通管制，胸佩演习标志的工作人员，迅速指挥着来往车辆和人群进行疏散隐蔽。

不久，空袭紧急警报声再次响起，随后空军编队飞机飞临南京上空，剧烈的模拟爆炸声震得大地都在颤抖。轰炸声中，南京各要点的防空高炮、高射机枪响成一片。有几幢楼房被“敌机”击中，顷刻间黑烟滚滚，十多辆消防车鸣着刺耳的警笛赶到被炸现场开始灭火工作。烟雾弥漫之中，几辆救护车也赶赴现场抢救“伤员”。21日夜晚，当空袭警报声又一次响起时，实行灯火管制的整个南京及周围地区顿时一片漆黑，人们再次从家中跑出在臂扎白巾的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空袭隐蔽。演习区域上空飞机轰鸣，地面炮声隆隆，探照灯光柱四射，军警的警笛声和消防车、救护车的鸣叫声交织一片，整个南京地区笼罩在一派“战争”气氛之中，演习场面颇为真实壮观。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机空袭南京达四个月、一百十八次之多，但“死伤的数目并不大，政府也照常指挥全国作战，并不曾因空袭而受影响”。随后的战时首都重庆被日寇定为“航空进攻作战”的首要目标，但仍顽强抗击日机“战略轰炸”、“无区别轰炸”、“月光轰炸”、“地毯式轰炸”等狂轰滥炸长达五年半之久，在血与火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不被任何强敌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为了纪念这次南京防空大演习，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将每年的11月21日这天定为“防空节”。



黄仁霖：(公元1901～1983年)，江西安义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联合勤务总司令(公元1955年月～1959年2月)。

东吴大学毕业，美国田纳西州梵特贝尔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历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职业夜校校长。参与组建励志社，并任总干事，先后在南昌、成都、兰州、赣州，长沙、沈阳等地设立励志社分社，为中央统计调查局骨干分子。

黄仁霖是宋美龄嫡系中的嫡系，这可以从他的出身窥其全貌。黄仁霖的岳父是余日章，余先生是一位牧师，在宋美龄嫁给蒋中正时，曾经为宋主持婚礼。原先，宋家是希望请江长川牧师主持，但江牧师不愿为蒋中正帮这个忙，只有请余日章帮忙。由于余日章慨然应允，日后，在黄仁霖成为余牧师的女婿时，宋美龄为了报答余日章这份恩情，当然义不容辞地负起照顾余牧师女婿的责任。(注：但据黄仁霖自己的回忆录写道：“很多人以为我参加政府工作，是经由宋美龄介绍的，但是，实际上，我只在慕尔堂里认识她，孔祥熙博士才是提携我进入政府工作的人。”)黄仁霖的回忆录中写道：“就在那一晚，我搭火车到南京，我有少数几位朋友，以前是青年会的干事，现在孔博士的部里工作，他们立即把我带进去晋见部长，如我所料，孔博士很高兴地接见了我。我告诉了他，我的一些遭遇，他很诚恳地告诉我说：‘仁霖，我想青年会的工作范围，不足以供你去发展你的才干，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机会，在那里，你有极庞大的领域可以发展，蒋总司令要创办一种运动，名叫励志社(英文简称OMEA即军官道德励进会)。这是总司令的一个观念，因为在军事作战中，征服一些城市和省份并不难，但要改变人心，却很不容易。他想要发起一个运动，以此来改变他的军官和学生们的心理和行为。’孔博士说，总司令正要他找一个人到军营里推动这个运动。他说：‘我想，你做这个工作非常适宜，而且你可以完全无拘束地放手去做这项工作，而且发展前途无可限量。’”

黄仁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本身也是基督教徒，奉派到“励志社”任职，所以对蒋中正提出那些和基督教的一些清规戒律相似的规矩，履行起来并没有很大的困难，而且还因为黄仁霖有留美的经历，因而在作法上十分具创意。在“励志社”，许多军官和学生终于学会了如何遵守礼仪和现代的生活习惯，例如若是有人随地吐痰，黄仁霖就交待下面的人，在每扇门的背后，放一个小拖把，只要有人进了“励志社”大门，老习惯不改，任意就是一口浓痰吐在地上的话，便会有“励志社”的同仁，拿着一把拖把把吐在地上的痰拖干净，然后再对吐痰的人加以劝导。这样日子一久，便再也没有人好意思敢于在“励志社”吐痰了。

黄仁霖知道蒋中正和宋美龄夫妇对军官们的衣着是否整洁十分重视，特地在“励志社门口放置了一副镜子，镜子的旁边还悬挂了一则标语，写着“整衣冠”，要进入“励志社”的朋友们，都能事前修整衣冠，不使服装零乱有碍观瞻。黄仁霖引进了不少美国式的东西进“励志社”，比如，他把从美国留学时代看到的自助餐用餐方法，引进到“励志社”，使这种吃法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种用餐法，并且逐渐风行。黄仁霖还引进了西方的淋浴方法，在“励志社”的浴室里，就设计了一套只能盛水5加仑的桶子，让军官和学生可以尝尝洗淋浴的滋味，可是，又不浪费水。1937年黄仁霖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干事，曾组成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及伤兵慰问组。

1943年随侍蒋中正出席开罗会议。1947年赴美考察军事后勤业务，旋出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副司令。黄仁霖一直为宋美龄手下大将，宋美龄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

退台后，黄仁霖于1954年擢升“联勤司令”，任期至1959年1月。1954年五月黄仁霖等会同美军顾问麦克唐纳少校戡定台北县中和乡为经校新址。6月1日，军需训练班扩充而成立财务学校，校址仍为松山需训班原址。

1955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1958年黄仁霖出任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9月，外双溪新校址之教学大楼建筑完成部分学系迁入新校舍上课。1959年任招商局董事长。

1961年黄仁霖出席墨西哥国际港埠会议，并当选为会长。1965年出任驻巴拿马“大使”十年，后旅居美国，获美国奥立佛脱及俄克拉荷马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中央评议委员。

1983年，黄仁霖在台北病逝，终年八十二岁。著有《黄仁霖》回忆录。

あいしてる

黄玉庭：(公元1912～1991年)，原名黄应庭；江西万年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军第八十三团副排长、指导员、连长、副营长，中央苏区第一分区第二大队队长，第六大队大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营长、团长，第六师第十八旅代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六纵队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团长、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六纵队第十六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一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空军预科总队总队长，1951年5月第七十一师改编为空十五师，任空第十五师师长。同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十五师师长。空十五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绩不俗，击落敌机五十一架，击伤十六架；被击落四十一架，被击伤三十七架。回国后，离开空十五师，任第二航空预科总队总队长，后来离开空军，先后在山东省军区三个军分区(德州军分区、惠民军分区、淄博军分区)担任司令员，后任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3月20日因病在济南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黄立清：(公元1913～1988年)，湖北大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立清任红二十一军连政治指导员，第九十二师第二七四团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组织部副部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独立第一旅第二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黄立清任晋绥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绥蒙军区副政治委员，绥远军区第二十二师独立第十一旅旅长，第二十二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立清任西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沈阳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3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黄有凤：(公元1914～1989年)，江西兴国东村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兴国县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学校团政治处干事，军委机要秘书，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部机要科科长，军委机要处代处长，中共中央机要科股长、机要科办公室主任兼机要训练班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机要处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第一副局长，总参谋部机要局局长、顾问。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7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黄光霞：(公元1915～2002年)，河南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留在军部任战士。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通讯员、通讯班长、排长，军部特务营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第三十九师第二七八团营长，参加了苏家埠、商潢、黄安等战役和中央根据地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一团副团长，东进纵队第八支队第二团团长，第一团副团长，太行军区新编第七旅第十九团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数次反“扫荡”战役战斗。1941年组织和指挥了枣强县娄子镇战斗，被列为第一二九师十个典型战例之一。1942年十九团被授予“冀南战斗模范团”称号。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第四十二旅旅长、衡水军分区司令员。战争年代作战英勇，指挥果断，四次负伤，被评为三等甲级残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军事运输部部长，河北军区沧县军分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为部队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2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黄连秋：(公元1912～1982年)，又名黄长岳；湖南平江虹桥枧黄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9月随国民党新八军毕占云部起义，奔赴井岗山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一师第三团班长、连政治指导员，第一团卫生队政治指导员，师卫生队政治指导员，第一团政治处副总支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总支书记，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团政治委员，第萨那团政治委员，第二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第二区队政治委员，第十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察哈尔军区独立四旅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六军第一九八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六军一九八师政治委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华北空军政治部主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2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终年七十岁。



黄作珍：(公元1914～1991年)，江西宁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宁都县少先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组织干事，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三军分区第二团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大队政治委员，军政干部学校第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陆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十九兵团军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1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黄忠学：(公元1911～1992年)，湖北天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九师警卫营书记，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代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四师宣传科长。是个有文化的干部，在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宣传科长时，编写过一出话剧，内容是反映湘西根据地反围剿中活捉敌师长张振汉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教导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第一二○师政治部组织部巡视团主任，第三五八旅教导营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九军分区游击队支队长，第九军分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七军政治部主任。第七军的前身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吕梁军区机关一部和独立第十旅、独立第十二旅。1949年第七军由晋入陕，接着解放甘肃，留驻天水地区，参加修建天兰铁路。1950年第七军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分别开赴济南、锦西改编为炮兵部队，军部仅辖第十九师。1951年第七军撤消番号，军部一部分充实第一高级步兵学校，调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海军青岛基地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北海舰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东海舰队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2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黄忠诚：(公元1913～2002年)，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35年在遵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九连班长，第三团第三连连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教导营连长，冀鲁豫支队教导营营长，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第六团参谋长，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三团副团长，第十旅参谋处长，第二支队参谋长，第十旅参谋长。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吉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第十九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参谋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四军师长、第四十四军副军长，中南军区海军西营基地司令员，军事学院海军系副主任，海军学院副院长，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12月11日因病在长沙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黄径琛：(公元1916～1991年)，江西宁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参加国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副排长，红军学校第三团军事教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军事教员，抗大一分校营长、军事总教员，抗大第一分校直属大队大队长，抗大第一分校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六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淮海战役强攻碾庄圩时，分工指挥炮兵。第二十五师的任务由碾庄圩南方、西南方攻击，得手后直捣黄伯韬兵团司令部。第二十五师由第七十三团主攻，第七十四团助攻，第七十五团为二梯队。第一天几度进攻失利，黄径深指出，由于侦察得不够仔细，没有把敌人的火力点全部摧毁，使突击队碰了钉子。黄昏后，再次攻击开始，东南西北全线炮兵猛烈向敌射击，西北方向，我军战车也参加战斗。第七十三团再次担任突击任务，第七十三团就是着名的“济南第一团”。黄径深组织的炮火一延伸，第七十三团突破了碾庄圩，将守敌全部瓦解。1949年任第三十三军副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参谋长，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空军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6月1日因病在武昌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黄经耀：(公元1915～2005年)，江西于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通信战士、班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排长，苏鲁豫支队第三大队连长、副营长，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十团营长，第八旅第二十二团副团长等职。参加了广阳、孝义、午城等对日作战，创建苏鲁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山东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粉碎日军七路围攻大扫荡的战斗，打通华北与华中战略联系的艰苦斗争。此外，还配合淮海部队参加宿北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四师第十团团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六师副师长等职。参加了开辟西满、北满根据地的斗争和秋、冬季攻势作战、锦州攻坚战、辽西黑山大虎山会战、沈阳攻坚战、平津战役、湘西剿匪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六师师长，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六师师长，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回国后，1953年任黑龙江军区司令员，黑龙江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陕西省委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为西北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5年8月16日在因病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黄炜华：(公元1914～2001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秘书，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技术书记、师司令部队列参谋，陕甘支队第五大队技术书记，红一军团第二师司令部作战参谋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司令部作战参谋，苏鲁豫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而是团团长、旅参谋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吕梁山脉地区抗战和苏鲁豫敌后根据地作战等。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参谋长，第十纵队军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参谋长。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宜当战役、川东追击战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航空处处长，中南军区空军参谋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谋长、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参谋长。回国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空军军事订货部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1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黄荣海：(公元1915～1996年)，江西万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二军特务训练队班长，红一军团政治部特务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特务营政治教导员，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直工科科长，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第三军分区第五团团长。打起仗来经常身先士卒，人送绰号“猛子”。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副旅长，第六纵队第十八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师长，第四十三军副军长兼第一二八师师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十三军军长，1964年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员，1969年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0月13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黄思沛：(公元1910～1988年)，江西宁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古口游击队，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四师第一营第一连连长，红八军团第二十六师第六十一团营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调任红一军团随营学校连长，红一师特务队队长。1937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1938年毕业。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1939年1月奉命到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四支队第一大队任大队长，同年年底返回新四军，任第六支队第三总队参谋长兼八团团长，萧县自卫团副司令员、豫皖区苏边保卫司令部参谋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六旅副旅长兼参谋长。1944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赴东北任辽吉军区第二十二旅副旅长。1946年参加围攻长春的战斗，后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七师副师长。先后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和四保临江战役。1948年7月调任辽北军区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后，任东北军区警卫师师长，吉林省委军事部部长，吉林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61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后历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黄胜明：(公元1914～1996年)，湖南平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排长，红军学校连指导员，中央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区队长，红九军团营政治教导员，独立团政治委员，教导大队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庆阳步兵学校第一团政治教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政治委员，隰县工作团团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处主任、代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补训兵团三旅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补训第一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复员委员会秘书处长，中南军区后勤部生产部副政治委员、运输部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8月18日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黄振棠：(公元1912～1996年)，江西上犹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宣传队分队长，红二十一军第四十三团青年干事、军政治部青年部长，红三军团教导营连政治指导员，红四师第十一团总支书记，红六师第十六团代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一师团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政训处主任，第七六九团政治委员，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政治部主任。曾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新四旅政治委员，第六军十七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六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三军副政治委员。回国后，任六十三军副政治委员，第六十五军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69年，郑维山、杜文达、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统一全面领导内蒙古的工作。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两枚，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枚。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2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黄曹龙：(公元1911～1979年)，湖南浏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过攻打长沙。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兵站部第十三分站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分站政治委员，第四运输大队长，陕北总兵站十分站站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副官处队列科科长，总兵站部兵站站长，第四办事处处长。1942年起，先后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东北军区总兵站部政治委员、部长，第十二兵团后勤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驻南宁办事处主任，总后车管部副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9年4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黄朝天：(公元1915～1987年)，原名黄朝钿；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特科学校教员，排长、连长，干部团特科营连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侦察科参谋、侦察科科长，警备第四团参谋长，警备第七团团长，河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参谋长，鄂西北军分区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旅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副师长、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师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师长、志愿军第二十军参谋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参谋长、第二十副军长，舟嵊要塞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1987年4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黄惠良：(公元1912～1975年)，壮族，广西平治人(今广西平果)。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第二十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第七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三四四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一二九师晋冀豫独立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新编第三旅政治部主任兼第七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辽纵队政治部主任，龙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东军区一六九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一六九师各团分别补充到十三兵团各军。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负责具体组织抗美援朝后勤运输工作，曾到朝鲜检查各汽车团、运输分部和兵站工作。1952年因严重的胃溃疡离职休养。1954年到第五十七速成中学学习。1956年任辽宁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65年回广西，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5年4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あいしてる

黄　兴：(公元1874～1916年)，原名轸，教名仁牧，字岳生，号谨吾，又号杞园，别署庆午、竟武、近午、廑午。后因从事革命活动，改名兴，号克强，曾化名李有庆、李寿芝、张守正、张愚诚、张愚臣、李经田，“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时又化名冈本义一、今村长藏；湖南善化人(今湖南长沙)。著名辛亥革命领袖之一。

黄兴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1896年中秀才。1898年由城南书院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关怀国家民族前途。1899年10月被派赴日本考察教育。

1900年春回国。戊戌维新和自立军起事相继失败，开始倾向革命。1902年夏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年底与杨毓麟等创办《游学译编》，“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旋又组织湖南编，译社，准备有计划地译介西方名著。

1903年黄兴与留日学生五百多人集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教授枪法。不久自认为运动员，回两湖策动反清革命。后在明德学堂任教，利用课堂讲授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物色同志，酝酿成立革命团体。11月与刘揆一等筹组华兴会。1904年2月华兴会正式成立，被推为会长。随后积极联络会党，运动新军，计划于阴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生辰，炸毙在皇殿行礼的全省官吏，宣布起义。不幸事泄失败，逃亡日本。

1905年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与孙中山在凤乐园会晤，共商建立全国性革命组织。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提议推举孙中山为总理，被孙中山指定为庶务，居协理地位；又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移交同盟会，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年底离日经香港潜入桂林，发展革命组织，策动郭人漳、蔡锷反正。1906年转赴新加坡，协助孙在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分会。返日后又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湖南运动会党，策划起义。年底萍浏醴起义爆发，复派周震鳞、谭人凤回国策应。1907年2月与孙中山、章炳麟等共同审定《革命方略》，在旗式问题上与孙中山发生争执。为顾全大局，励从孙意。3月因孙中山被迫离日，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4月离日赴香港。此时东京发生倒孙风潮，主张以黄代孙任总理。黄兴闻讯后表示坚决维护孙中山的威信，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使东京倒孙风潮很快得以平息。夏季抵河内与孙中山共谋南方起义，亲自主持或参加钦州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起义。

1909年陶成章等再次掀起倒孙风潮，黄兴竭力为孙中山辩解，坚决维护孙的领导地位。1910初再赴香港策划广州新军起义。11月赴槟榔屿参加孙中山主持的秘密会议，商定集中全党力量，在广州再次起义。1911春与赵声等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任统筹部部长。4月27日黄花岗起义爆发，亲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署，伤右手。失败后潜往香港养伤。赞成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武汉发动起义的计划。

武昌起义后黄兴乔装赴鄂，指挥汉口的汉阳保卫战，苦战近月，促使各省次第光复。汉阳失守，辞职赴沪，被光复各省代表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得悉孙中山回国，推辞赴宁组织临时政府。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任南京留守，6月解职，8月被选为国民党理事，9月赴北京与袁世凯会商国是。1913年宋案发生，他一度主张法律解决。“二次革命”中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再次亡命日本。

1914年孙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拒绝加入。6月由日赴美。孙中山在叙别宴集古句书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在美国积极宣传反袁，策动各派力量联合讨袁，并为组织讨袁军出谋划策，筹集军饷。1916年7月回上海，与孙中山重新携手，共商国事。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因患胃血管破裂而逝世，终年四十二岁。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通告，主持丧务，并作祭文、挽联，盛赞战友才干贡献，慨叹“后死何堪”。

著作收入《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等。



黄　侃：(公元1886～1935年)，字季刚，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著名现代音韵训诂学家、文学家。

黄侃曾从师于章炳麟，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部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大学等校教授。所著有《音略》、《声韵通例》、《集韵声类表》、《尔雅略说》、《尔雅郝疏订补》、《文心雕龙札记》等。



黄飞鸿：(公元1847～1924年)，南海西樵禄舟村人。

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也是一位济世为怀，救死扶伤的名医。五岁从父习武，尽得家传功夫。后遇铁桥三之爱徒林福成授其铁线拳，飞砣绝技，并在宋辉镗处学得无影脚，武艺日臻精进，稍后，飞鸿随父于广州乐善山房设馆授徒。一生中，曾先后被提督吴全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聘为军中技击教练。相传其平生绝技有双飞砣、子母刀、罗汉袍、无影脚、铁线拳、单双虎爪、工字伏虎拳、罗汉金钱镖、四象标龙棍和瑶家大耙等。因其尤精虎形诸势，故在武林中享有“虎痴”之雅号。

1924年8月广州商团总长陈廉伯在广州发动武装暴乱，黄飞鸿与其继室莫桂兰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宝芝林连同刘永福写给他的牌匾和他唯一的照片亦毁于战火。

黄飞鸿经不起此沉重打击，忧郁成疾，是年冬天不治去世，终年七十七岁。弟子邓秀琼为他料理后事，葬于白云山麓。



黄春辉：(公元1933～年)，女；河北人。著名无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黄春辉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稀土配位化学和分子基功能膜材料。在稀土功能配合物的研究中，首次在稀土配合物的光学微腔中同时观察到荧光增强和寿命缩短这两个介观物理现象；以铽配合物组装成的电致发光器件，其绿光亮度达到目前同类工作已知的最高值920坎德拉/平方米。在分子基功能材料的研究中，将二阶非线性光学材料分子设计的原理引入到光电转化材料的设计中。在具有二阶非线性的半菁染料体系中，发现了两者在构效关系上的相关性，开发了一类新的光电转化材料。美国物理化学杂志连续刊登了她们的工作，并于2000年被权威杂志《Chem.Rev》大段引用。此外还参加编，写了《无机化学丛书第七卷，钪及稀土元素》，《稀土》等三本专著。发表论文二百余篇。曾获得专利二项、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项(排名第四)、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排名第一)。

她热爱祖国，治学严谨，勤奋努力，不断开拓进取，学风正派。她忠诚于教育事业，注重教书育人。共培养硕士生十余名，博士生二十余名。研究小组中有一名博士生于1996年获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及首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另一名青年教师获1998年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及1998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



黄克诚：(公元1902～1986年)，湖南永兴县下青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将，军事家。

1902年10月1日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下青村。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起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等职。1928年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起义，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后率部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团长，不久改任第二路游击司令，返湘南活动。1930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团、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1932年春反对冒险打赣州，使部队脱离了险境。长征中参加了三军团进行的主要战役、战斗。到陕北后曾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1940年春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率主力一部南下豫皖苏和皖东北部地区，先后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0月初率部驰援黄桥作战，进至淮海盐阜地区，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1941年后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区党委书记。1945年6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公元1950年递补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9月底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进军东北部，后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国共产党西满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是建立西满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6年3月在苏联红军从东北部撤离时，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警，先后解放了四平、长春、齐齐哈尔。1947年后历任东北部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东北部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1949年1月任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1952年11月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1954年兼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10月任总参谋长。自1954年起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59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撤销职务，长时期受审查。

1977年12月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1985年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黄永胜：(公元1910～1983年)，湖北咸宁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团长、第二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团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热河、热辽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东北野战军第痃从队司令员，第四进驻战军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南军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政大学校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被撤职，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依法剥夺黄永胜获得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3年4月26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青岛市台西医院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黄火星：(公元1909～1971年)，江西乐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戈阳第四旅击大队政治委员，赤色警卫师第一团政治委员，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第九十五团政治委员，福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福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兼第五支队政治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团长，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五十五团政治委员，第七师政治部副主任，和含支队政治委员，十九旅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二十九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兵团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江苏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兼中央军委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1年4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七岁。



黄志勇：(公元1914～今)，江西崇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崇义县委执行委员、区委宣传科科长，红七军第五十六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军政治部地方工作团宣传队分队长，红三军团第十六团俱乐部主任，第六师俱乐部主任，红八军团第六十三团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第三十九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员，第四大队主任，军委总参谋部作战科代科长，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组织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独立第十四旅副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独立第十六旅政治委员兼中共热中地委书记，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湖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南军区工程部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装甲兵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黄新廷：(公元1913～今)，湖北洪湖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团长，第三五八旅副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第三五八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一师师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黄　远：(公元1911～1992年)，广东宝安人(今广东深圳市宝安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毕业于复旦大学，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会英文和日文。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干事、调研科科长、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山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1942年到山东军区后，山东的敌伪军工作顺利展开，多次召开敌军工作会议，研究敌军工作的任务、政策、方法，统一编印敌伪军工作教材，拟制对敌伪军的喊话和标语口号，在各地建立武工队、敌工站，选调干部充实和加强各级敌工部门，把山东军区的敌伪军工作和统战工作搞得有声有色。1944年，有四大股伪军八千三百人反正，编为山东军区四个独立旅，小股伪军反正有七千多人。山东军区俘虏的日本和朝鲜人员，成立了日本解放联盟和朝鲜独立同盟，作了许多反战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济南市政府秘书长，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南京市委秘书长、市政府财政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政工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政治委员，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学院副教育长、训练部部长。

199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黄　厚：(公元1913～1992年)，江西安福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十六师第四十九团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连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第四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挺进大青山，参加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绥蒙军区骑兵1团副政治委员，骑兵第四支队支队长，骑兵第二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军区绥东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六军第一九八师副师长，参加了第四次战役。负伤回国后，历任绥远省军区察盟军分区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平地泉军分区司令员，乌兰察布盟军分区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司令员。1978年升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1981年7月离职休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月11日因病呼和浩特市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黄　烽：(公元1916～今)，原名黄宝澄；福建福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技术书记、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政治处副主任。1939年初秋，老“江抗”奉命西撤，在沪宁路东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留下一批伤病员，他们在人民群众掩护下，为避开日、伪、顽的追捕，分散隐蔽于芦滩、芦荡之中。有一天湖水猛涨，激流中冲走一位伤病员，当时在那里养病的老“江抗”五路参谋长夏光发觉这样不行，就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伤病员会议，进行姓名登记，当时有三十六个伤病员，夏光组织轻伤同志出来放哨。到了1939年11月6日正式成立新“江抗”，以痊愈的伤病员组建了特务连(实际兵力一个排)。这段故事后来编成了家喻户晓的京剧《沙家滨》。刘飞(中将)和黄烽就在三十六名伤病员之中。黄烽后来担任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苏中军区高宝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新四军一师二旅五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五十九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第八十九团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二旅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六师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冲击指挥所空十一师政治委员。参加了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回国后，任空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空军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69年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黄　萍：(公元1917～2002年)，江西大余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军医处看护员、电台报务员，中央第二梯队电台报务主任。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之后，与红四方面军电台突然失去联络，引起中央领导严重关注。黄萍耐心呼叫、守听，终于和红四方面军电台恢复了联络。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调到红四方面军电台任报务员、报务主任，援西军电台报务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电台报务主任，支队电台队长，山东纵队司令部电台队报务主任、副队长，中央山东分局电台区队长、通信科长，胶东军区司令部电台副中队长、通信股股长、通信科科长。参加了胶东区1942年冬季反“扫荡”和山东军区1944年冬季攻势作战，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出色地完成了电台收发报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司令部电台副中队长、通信股股长、通信科科长，第三野战军东线兵团通信分局副局长，华东军区通信联络局业务处处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电信处副处长兼华东电信管理局副局长，江苏省南京市电信管理局局长、江苏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参加了解放高密、即墨、孟良崮等战斗和淮海、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邮电部工程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处长，军委通信部工程建设处处长，通信兵副参谋长兼工程建设处处长，沈阳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处副主任、司令部通信兵部主任，通信兵学院院长，总参通信部副主任、顾问等职。经常深入基层、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不断探索现代通信的特点和规律，重视通信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部队建设，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和通信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0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由大校军衔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11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黄　霖：(公元1914～1986年)，湖南省浏阳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团排长、副连长、连长，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连长、营长，中央军委警卫团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公学大队长，八路军第一二○师旅教导营营长，新四军第五师第一支队参谋长，第五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五师第十三旅副旅长，河南挺进兵团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桐柏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豫西地委书记，中共豫皖苏第四地委书记，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益阳军分区司令兼中共益阳地委书记，华南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粤中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6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黄一平：(公元1903～1980年)，广西贺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19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21年考入县立中学。在中学参与发起组织贺县中学学生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失去联系，1938年重新入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1月曾任广西特委委员，同年10月偕同邓拔奇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广西斗争情况。返回香港后，邓拔奇代表特委改组成立中共广西临时省委，指示黄一平重回浔州四属，设法收集被打散的农军坚持武装斗争。黄一平回广西后，因找不到交通联络站折回香港，香港交通联络站也撤离，黄一平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1929年任红七军前委委员，被任命为红十九师五十五团政治委员，红七军前委在“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下，制订了“先取桂林，然后向柳州推进”的进军方案。军前委调黄一平只身潜赴桂林搞兵运，待他在短期内创造基础和联络点后，前委再派三十余名连、排干部潜人桂林作内应。数天后，红七军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冒险计划，挥师转战粤湘赣边以期与朱、毛红军联络，指示黄一平暂在桂林汽车工人中从事地下活动。1931年，黄一平在广州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在广州设立联络点，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当局查获，跳楼逃脱。先后在香港、云南、广西、福建寻找党组织未果。1932年经越南转赴云南省的广南县，在南生公司做了两年的记帐工作。1935年到澳门大华公司做工，后在国民党福建省同安专员公署和蒲城县政府当事务员。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得知原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出任新四军参谋长，于是奔赴皖南，见到张云逸，谢绝了让他到第三支队当副官的安排，到教导队当了学兵，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学兵、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教导队干事、副队长，至1940年任新四军教导大队大队长，率领教导大队浴血奋战七天七夜，重创顽军，确保阵地不失。由于他在半塔集保卫战中的出色表现，被提升为八团团长，黄桥决战时任新四军独立团团长，后历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团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军教科长、训练处长，1942年任新四军二师四旅参谋长，1944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淮南军区第四旅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师政治委员，1947年9月任十纵第二参谋长，1948年3月任第六纵队副参谋长，1948年1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第二参谋长。参加解放四平战斗、辽沈战役，率部直驱津唐地区，截断傅作义集团海上逃路，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江西、广州、湛江、海南岛的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军区第二副参谋长，中南军区广东武装部部长，广东军区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参谋长，1964年转业，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分管三线建设工作。1972年离职到桂林休养。1977年12月被推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0年12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黄仁廷：(公元1911～1982年)，安徽六安石婆店镇邓冲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孔军少将。

1928年参加农民协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连长，红二十八团特务营营长，鄂东北独立团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叁年游击战争。1937年肃反曾被撤职、扣押。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四支队九团营长，第十四团营长，主力军第二师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特务营营长，盱嘉支队独立团团长，甘泉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淮南军区独立旅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六师第十八旅副参谋长，第六纵队第十八师副参谋长，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江淮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警备一旅旅长，第十四旅旅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二十四军七十一师师长，空军第二十九师师长，山东省军区昌潍军分区司令员，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2年12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黄文明：(公元1908～1995年)，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七团团部技术书记，第五师政治部干事、团政治处技术书记、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团政治委员，中共完县县委书记兼支队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二团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毕业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四纵四旅政治委员，第十一旅政治委员，第九旅政治委员，第三纵队第九旅政治委员，第八旅政治委员，第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副政治委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兵团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志愿军第六十四军政治委员、志愿军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工程兵副政治委员，通信兵政治委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枚。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9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黄正清：(公元1903～1997年)，藏族，汉名黄正清，藏名洛桑泽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采玛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从小在家放牧，练就了一手百发百中的好枪法。曾任地方保安司令。彭德怀元帅曾称赞他“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作出了榜样”。

解放战争时期，黄正清(洛桑泽旺)担任蒙古族拉卜楞的保安司令，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等职。1949年秋，解放大军进军西北，洛桑泽旺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率部队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大西北建立了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正清(洛桑泽旺)先后担任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甘南军分区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是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7年10月6日因病在兰州逝世，终年九十四岁。



黄玉昆：(公元1917～1997年)，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孔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青年团区委宣传科科长，红三军团参谋处文书，第四师政治部秘书。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一一五师警卫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直工科科长、教导第五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副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第十九旅副政治委员、第一纵队第三师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二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三航空学校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8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あいしてる

黄　歇：(公元前？～前238年待考)，名歇；楚国人。著名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楚国春申君。

黄歇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曾任楚相。黄歇游学博闻，善辩。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

黄歇明智忠信，宽厚爱人，以礼贤下士、招致宾客、辅佐治国而闻于世。顷襄王时，秦昭王派大将白起带兵打败韩国和魏国后，联合韩、魏两国共同讨伐楚国，形势危急，楚顷襄王派能言善辩的春申君出使秦国，说服秦昭王退兵。楚顷襄王病重，黄歇设计使留在秦国作为人质的楚太子熊完逃回楚国即位，即楚考烈王。楚考烈王任他为相。在秦军围攻邯郸时，黄歇带兵救援。后又为楚北伐灭鲁。

当时楚考烈王无子，黄歇以此为忧。后来，黄歇娶赵人李园之妹，待李园妹有身孕后，献于楚考烈王，生子被立为太子(即楚幽王)，而李园妹被立为王后。李园因此逐渐掌握大权，蓄养死士，欲杀黄歇。楚考烈王病死后，李园令人埋伏于棘门之内，杀死了黄歇及其全家。

黄歇年轻的时候曾四处拜师游学，见识广博，以辩才出众深得楚顷襄王的赏识。

在楚顷襄王熊横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在秦国作为人质。公元前302年，熊横在私斗中杀死秦国的一位大夫逃回楚国，秦国和楚国的关系开始恶化。

公元前299年，秦国伐楚，攻下八个城池，楚怀王入秦国求和，被秦昭王强行扣留，最后于公元前296年死在秦国。

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即位，秦昭王对其非常轻视，大举出兵准备灭掉楚国。秦昭王派遣白起攻打楚国，夺下巫郡(今四川东部)、黔中郡(今湖南、四川、贵州交界地区)两郡，并于公元前278年攻下楚国都城鄢郢(今湖北江陵)，向东直打到竟陵(今湖北潜江)，楚顷襄王被迫把都城向东迁往陈县(今河南淮阳)。

这时的楚顷襄王急于和秦国求和，于是在公元前272年派遣辨才出众的黄歇出使秦国。当时秦昭王派遣白起进攻韩国和魏国的联军，在华阳大败他们，擒获魏国将领芒卯，韩国和魏国只好向秦国臣服并听命于秦国。秦昭王已命令白起同韩国、魏国一起进攻楚国，正准备出发。这时，黄歇恰巧来到秦国，听到秦国这个计划。黄歇于是上书劝秦昭王说，秦国和楚国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如果秦国欲攻打楚国，必然会导致两败俱伤，很容易使韩、赵、魏、齐等国家得渔翁之利。这还不如让秦国和楚国结盟，然后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其它国家。秦昭王被黄歇成功说服，于是阻止了白起出征，派使臣给楚国送去厚礼，与楚国缔结盟约，互为友好国家。

黄歇接受盟约后回到楚国，楚顷襄王派黄歇和太子熊完做为人质去到秦国，秦昭王将他们扣留了十年。前263年，楚顷襄王病重，秦国却不同意熊完回去楚国，黄歇知道秦国丞相范雎和熊完关系很好，于是试图说服范雎。黄歇指出楚顷襄王可能会一病不起，如果秦国能让熊完回去，熊完即位后必然会感激秦国，努力维护和秦国的关系；如果不放熊完回去，而是利用熊完要挟楚国，楚国必然会另立太子以对付秦国，秦和楚的关系就会破裂，而被秦国掌握的太子熊完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范雎将黄歇的意思转达给秦昭王，秦昭王让熊完的师傅回去探问一下楚顷襄王的病情，回来后再作打算。

此时的黄歇为太子熊完深深担扰，他觉得如果楚顷襄王真的不幸去世，而熊完又不在楚国的话，把持楚国朝政的王室宗亲阳文君必定会把自己的儿子立为新太子，这样，熊完就不能继承王位了。于是，黄歇让熊完换了衣服扮成楚国使臣的车夫得以出关，而他自己却在住所留守，并以熊完生病为借口谢绝访客。等熊完走远了，秦国没办法再追到时，黄歇才向秦昭王说出实情，秦昭王大怒，想让黄歇自尽。范雎劝道，熊完即位后，必定会重用黄歇，不如让黄歇回去，以表示秦国的亲善。秦昭王听从了范雎的意见，因而将黄歇送回了楚国。

黄歇回到楚国三个月，楚顷襄王去世，熊完即位，称为楚考烈王。楚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2年)，黄歇被楚考烈王任命为楚国令尹，封为春申君，赐给淮北十二县的封地。十五年后，由于与齐国相临的淮北经常发生战事，黄歇请求楚考烈王把自己的封地淮北十二县换到江东，楚考烈王答应了黄歇的要求。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在和秦国的长平之战中，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老将廉颇，结果导致赵国的大败，四十多万兵士被秦国坑杀。

公元前257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的形势非常危急，赵国的丞相平原君赵胜前去楚国请求救援，楚考烈王弃秦楚两国的盟约不顾，派遣春申君领兵救援赵国。与此同时，魏国也派出信陵君魏无忌救援赵国，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下，一举击溃秦国，解除了邯郸之围。

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派遣黄歇向北征伐鲁国，次年黄歇灭掉鲁国，任命荀况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令。通过援赵灭鲁，黄歇的在诸侯中的威望大增，也使楚国重新兴盛强大。

黄歇在对外穷兵黩武的同时，对内则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竞相礼贤下士，招引门客，最高峰时黄歇有门客三千多人，其数量在“战国四公子”中居于首位。黄歇的门客多逞强好斗，奢侈浮华。有一次，赵国的平原君派门客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他们安排在上等的客馆住下。平原君的门客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他们特意在头上插上玳瑁簪子，亮出装饰着珍珠宝玉的剑鞘，前去拜见春申君，而春申君的上等门客都穿着宝珠做的鞋子，让平原君的门客自惭形秽。

公元前256年，秦国灭掉西周国，同年，寄居在西周国的周赧王死去，作为天子之国的周朝不复存在。

公元前249年，秦国秦庄襄王即位，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又带兵灭掉东周国。

公元前242年，各诸侯国担忧秦国吞并中原的势头不能遏制，于是互相订立盟约，联合起来讨伐秦国，并让楚考烈王担任六国盟约的首脑，让春申君当权主事。六国组成合纵联军，由黄歇任命庞暖为联军主帅，六国联军曾一度攻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秦国倾全国之兵出关应战，六国联军战败而逃。楚考烈王把作战失利的罪责归于春申君，从此开始冷落黄歇。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重，当时楚国的国舅李园想取代黄歇的地位，于是暗中豢养了刺客准备刺杀黄歇。黄歇的门客朱英得到了这个消息，提醒黄歇注意李园的动向，但黄歇没有理会朱英的警告。不久，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抢先进入王宫，在棘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前去王宫奔丧，在棘门受到李园刺客的伏击，当即被斩头扔在棘门外。同时，李园派官兵前去春申君的家中，将春申君的家人满门抄斩。同年，熊悍继位，是为楚幽王，李园取代黄歇，被任命为楚国令尹。

清乾隆年间的《光州志》中记载：“光州内有黄歇宅”，又载：“州境(在潢川)即在所赐十二县中，今州治其遗宅也。”近年又在潢川出土的清乾隆七年九月《光州十景》的石刻中有《春中遗宅》一首，并注：“周东三里河北有春申君丹炉，在光州治后有春申君漆井”。由此可见，潢川不仅是黄歇的封地，而且也是他的家乡。

公元前241年，楚国都城由陈郢(今淮阳)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这时黄歇的封地由淮北十二县改封吴地，其家族也随之迁离黄国故城。他在改封的广大地域内分设都邑，在今上海、苏州一带，治理申江，疏通河道，抑制水患，政绩显赫，深得民心。故此，当地人纷纷以其姓或号为许多山、水、地方命名，如江苏省阴县君山也叫黄山，今天上海的黄浦港，上海简称为申，都是因纪念黄歇而得名。2002年9月，上海申博成功的欢庆晚会上高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

1930年吉鸿昌将军率部驻潢期间，曾在专署后院内的春申君墓地旁建立墓碑。碑上除“春申君墓”四个醒目的大字外，还注明：“春申君故居即在此。黄歇被杀后，其门客将其遗骸偷葬于故宅内。”之后多次有人对春申君墓地加以整修。

原春申君墓碑现已残断，半截残断碑上“尸葬于宅后”一段文字仍清晰可见。据专家论证和北宋出版的百家姓记载，黄歇是中国大姓氏之一黄姓的始祖。春申君墓位于潢川县隆古乡隆古村黄国故城内，周围有黄宫遗址、天池、老龙埂水库等景点。春申君墓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区保存完好。自1995年以来，每年都有泰国、韩国、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印尼等黄氏宗亲寻根团一万人左右到黄故城寻根问祖，拜祭黄歇。



黄　香：(生卒年待考)，字文强；江夏安陆人。著名二十四孝之13(扇枕温衾)，汉朝大臣。

黄香九岁丧母，事父极孝。他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汉安帝(公元107～125年)时任魏郡太守(今河北)，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

所著《贼》、《笺》、《奏》、《书》、《令》凡五篇，今有《九宫赋》、《天子冠颂》遗世。



黄　霸：(生卒年待考)，字次公；淮阳阳夏人。

以豪杰役使徙云陵。霸少学律令，喜为吏，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逝世史。



黄　宪：(生卒年待考)，字叔度；汝南慎阳人。

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终年四十八岁，天下号曰“征君”。



黄　琼：(生卒年待考)，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黄香之子。

终年七十九岁，赠车骑将军，谥曰忠侯。



黄　琬：(生卒年待考)，字子琰。著名东汉末期大臣。

黄琬少年丧父，早而辩慧。后做官至五官中郎将。在汉光和末期，大尉杨赐上书推荐黄琬有拨乱反正之才，由是征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迁侍中。汉中平初期，出为右扶风，征拜将作大芹、少府、太仆，又为豫州牧。后与杨彪同拜光禄大夫，及徙西都，转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同谋诛杀董卓。董卓手下大将李郭汜攻破长安后，收黄琬下狱至死，终年五十二岁。



黄　盖：(生卒年待考)，字公覆，南阳太守黄子廉之后；零陵郡泉陵人。著名三国时期吴国将领、郡守、偏将军。

祖父时从南阳迁居零陵郡泉陵县(今湖北零陵)。黄盖幼时家贫，备尝艰辛。打柴负薪之馀，常诵读经书，并研习兵法。

黄盖后举为孝廉，辟公府职。东汉末年孙坚在江南起兵，黄盖往从。屡经征战，被孙坚拜为别部司马。孙坚逝世后又随从孙策和孙权。曾任浔阳令，又迁丹阳都尉，使山越归服。凡境内动乱，黄盖常被委为守长。先后共历九县，多得安宁。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黄盖随都督周瑜、鲁肃等迎击曹操于赤壁。曹军北来，不习水战，用连环将船舰联结，以求平稳。黄盖建议火攻，而又先作书报曹操，诈称欲降。约期以战船十艘，装载柴草，灌以膏油，用布蒙蔽，顺东南部风向江北疾驰而去。曹军以为黄盖果真来降，纷纷出营观望。及近曹军战船，黄盖顺风纵火，火借用势，曹军仓皇失措，全军大溃。黄盖以破曹功任武锋中郎将。后为郡守，平定了“武陵蛮”和长沙、益阳等地“山贼”，加偏将军。

黄盖姿貌威严，性情刚毅，办事果断，从不延缓，而又能体恤部属，善于治军。黄盖逝世后，时人绘像祭祀。《三国志》有传曰：“盖当官决断，事无留滞，国人思之。”《吴书》曰：“又图画盖形，四时祠祭。及权践阼，追论其功，赐子柄爵关内侯。”



黄　忠：(公元？～220年)，字汉升；南阳人。三国时期著名蜀汉将领、五虎上将之一。

黄忠早年先在荆州牧刘表部下任中郎将，与刘表侄儿刘磐共守长沙的攸县(今湖南攸县)。赤壁之战后，刘备收江南，黄忠投归刘备。

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2年)黄忠由葭萌(今四川广元)受命回军进攻益州牧刘璋。他常常冲锋陷阵，身先士逝世，其勇毅名列全军之首，为刘备攻占成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益州平定后，他被任命为讨虏将军。

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随刘备北上进军汉中时，陷阵勇毅，老当益壮，奋力迎战魏将夏侯渊等。夏侯渊的部众很精锐，黄忠每次都是冲锋在前，鼓励并率领着士兵们，全军金鼓震天，欢呼呐喊声撼动山谷，终于在翌年夺得了战略要地定军山(今陕西勉县)。由于战功卓著声名大振而晋升为征西将军。

刘备立为汉中王后，黄忠又被任命为后将军，与前将军关羽齐名，赐爵关内侯。第二年黄忠去世，追谥刚侯。



黄公度：(公元1109～1156年)，字师宪；绍兴人(今浙江绍兴)。著名南宋初学者。

生于北宋大观三年，逝世于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

黄公度出生于书香世家，幼年勤奋好学，公元1138年他高中状元，一时名声大震。

初任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后升秘书省正字。当时正值秦桧任相，奸臣当道。黄公度因讥切时政，被降为主观台州崇道观，后改肇庆府通判。在岭南任职期间，他以宽、仁为政，深受百性拥戴，被当地人祀于学馆。

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死后，黄公度被召还京，见宋高宗，多议时政。宋高宗对他很赏识，立即下诏拜他为考功员外郎，准备重用。可惜天丧斯文，黄公度还没来得及施展宏才，即于第二年去世，终年四十六岁。后累赠正奉大夫。著有《汉书镌误》、《莆阳知稼翁集》传世。黄公度任职虽然不显，但文名却极高，他的状元的夺得，更为莆田东里黄氏带来极大的荣誉。

黄公度的后裔，也多以文章勋业传家。史载公度娶左朝奉郎方符之女为妻，生五子：沃、泮、洧、洙、南僧。其中，长子黄沃，举人，以父任补官，任朝散郎权通判抚州，后以朝请大夫任邵州知府，事见《宋史翼》。幼子黄宁，即南僧，宋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特科进士，由雅州助教过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此外，黄滔第九世孙还有黄洽(公元1122～1200年)，字德润，居侯官，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试春官第二，遂举进士，初官新泉州惠安县尉，后官至御史、资政殿大学士，成为南宋孝宗、光宗两朝名臣，传列《宋史》。黄洽去世后谥文献，有《文集》、《奏议》共八卷。又有黄贝，官任广州东莞县丞。

黄公度长子黄沃生的儿子见于记载的有二个：黄处权、黄处材，是为莆田黄氏第十代。其中，长子黄处权，官任新泉州惠安县主簿。此外，莆田东里黄滔第十代裔孙见于记载的还有：黄汝嘉，进士，官任广州通判；黄粢，监南岳庙；黄汝猷，进士，官任广东肇庆府高要县令；黄钺，字子授，乾道五年进士，任潮州通判。

黄滔、黄公度的后裔，见于记载的还有很多，大都有文章之才。如黄公度的第十一代也即莆田始祖黄滔的第十九代孙就有黄廷良、黄廷宣、黄廷用。其中，黄廷宣，官任明朝广东按察司佥事；黄廷用(公元1500～1566年)，字汝行，号少村，又号四素居士，明嘉靖十四年进士，初任庶吉士，累升至工部侍郎，传见《明史》。

黄滔第二十代孙黄希英，进士，官至中亚大夫、长芦监运使。另有名叫黄崇翰者，万历、天启时人。第二十二代有黄鸣廷，举人，官任河南长葛县儒学教谕。另有黄鸣乔、黄鸣俊。第二十三代有黄起有，进土出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土。另有黄起昂、黄起洛，均明末崇祯时人。



黄　权：(生卒年待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著名汉朝谋臣。

少为郡吏，州牧刘璋召为主簿(相当于秘书长)。时别驾张松建议，宜迎先主，使伐张鲁。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璋不听，竟遣使迎先主，出权为广汉长。及先主袭取益州，将帅分下郡县，郡县望风景附，权闭城坚守，须刘璋稽服，乃诣降先主。先主假权偏将军。徐众评曰：权既忠谏於主，又闭城拒守，得事君之礼。周武王下车，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所以大显忠贤之士，而明示所贵之旨。先主假权将军，善矣，然犹薄少，未足彰忠义之高节，而大劝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张鲁，鲁走入巴中，权进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权为护军，率诸将迎鲁。鲁已还南郑，北降曹公，然逝世破杜濩、朴胡，杀夏侯渊，据汉中，皆权本谋也。谏曰先主为汉中王，犹领益州牧，以权为治中从事。及称尊号，将东伐吴，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及吴将军陆议乘流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为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县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权曰魏文帝谓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邪？”权对曰：“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诛权妻子，权知其虚言，未便发丧，汉魏春秋曰：文帝诏令发丧，权答曰：“臣与刘、葛推诚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实，请须后问。”后得审问，果如所言。及先主逝世问至，魏群臣咸贺而权独否。文帝察权有局量，欲试惊之，遣左右诏权，未至之间，累催相属，马使奔驰，交错於道，官属侍从莫不碎魄，而权举止颜色自若。后领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将军司马宣王深器之，问权曰：“蜀中有卿辈几人？”权笑而答曰：“不图明公见顾之重也！”宣王与诸葛亮书曰：“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权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蜀记曰：魏明帝问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逝世，谥曰景侯。子邕嗣。邕无子，绝。



黄　泓：(生卒年待考)，字始长；魏郡斥丘人。著名晋朝大臣。

其父黄沈，善天文秘术。黄泓从父受业，精妙逾深，兼博览经史，尤明《礼》《易》。性忠勤，非礼不动。署为进谋将军，太史令，关内侯，寻加奉车都尉，西海太守，领太史令，开阳亭侯，又封平舒县五等伯，常从左右，谘决大事，灵台令许敦害其宠，谄事慕容评，设异议以毁之，及以泓为太史灵台诸署统，加给事中。泓待敦弥厚，不以毁己易心。慕容败，以老归家，叹曰：“燕必中兴，其在吴王，恨吾年过不见耳。”

九十七岁逝世。逝世后三年，伪吴王慕容垂兴焉。



黄　回：(生卒年待考)，竟陵郡人。著名宋朝大臣。

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及去职，将黄回自随。臧质为雍州，黄回复为斋帅。臧质讨元凶，黄回随从有功，免军户。

先是，王蕴为湘州，颍川庾佩玉为蕴宁朔府长史，长沙内史。蕴宁朔去职，南中郎将，湘州刺史南阳王翙未之任，权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参军，临湘令韩幼宗领军戍防湘州，与庾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为逆，庾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图，庾佩玉知其谋，袭杀幼宗。

黄回至郢州，遣辅国将军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庾佩玉两端，辄杀之。湘州刺史吕安国之镇，齐王使安国诛候伯。



黄法抃：(公元？～577年)，字仲昭；巴山新建人。著名南朝陈国将领。

少劲捷有胆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跃三丈。颇便书疏，闲明簿领，出入郡中，为乡闾所惮。

侯景之乱，于乡里合徒众。南陈天嘉二年周迪反，黄法抃率兵会都督吴明彻，讨迪于工塘。迪平，黄法抃功居多，征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州诸军事，镇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仪同，鼓吹并如故。未拜，寻又改授都督江、吴二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

南陈天嘉六年征为中卫大将军。废帝即位，进爵为公，给扶。南陈光大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

南陈光大二年徙为都督郢、巴、武三州诸军事，镇西将军，郢州刺史，持节如故。

南陈太建元年进号征西大将军。太建二年征为侍中，中权大将军。太建四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南豫州刺史。

南陈太建五年大举北伐，都督吴明彻出秦郡，以黄法抃为都督，出历阳。齐遣其历阳王步骑五万来援，于小岘筑城。黄法抃遣左卫将军樊毅分兵于大岘御之，大破齐军，尽获人马器械。于是乃为拍车及步舰，竖拍以逼历阳。历阳人窘蹴乞降，黄法抃缓之，则又坚守，黄法抃怒，亲率士逝世攻城，施拍加其楼堞。时又大雨，城崩，克之，尽诛戍逝世。进兵合肥，望旗降款，黄法抃不令军士侵掠，躬自抚劳，而与之盟，并放还北。以功加侍中，改封义阳郡公，邑二千户。其年迁都督合、霍二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合州刺史，增邑五百户。\n
南陈太建七年徙都督豫、建、光、朔、合、北徐六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寿阳，侍中，散骑常侍，持节，将军，仪同，鼓吹，扶并如故。

南陈太建八年农历10月逝世，终年五十九岁。赠侍中、中权大将军、司空，谥曰“威“，其子黄玩嗣位。



黄公绍：(生卒年待考)，字直翁；昭武人(今福建邵武)。著名宋元间音韵训诂学家。

宋咸淳进士，入元不仕。

约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前撰成《古今韵会》，为字书训诂之集大成著作。其书以《说文》为本，并广泛参考了宋元以前的字书、韵书。同时人熊忠以其徴引浩繁，使用不便，另编有《古今韵会举要》传世(《古今韵会》原书已不传)。



黄庭坚：(生卒年待考)，北宋分宁人(今江西修水)。著名二十四孝之24(涤亲溺器)，宋朝诗人、书法家、文学家。

其诗与苏轼并称“苏黄”，开创了江西诗派，是宋朝四大书法家之一。

他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黄道婆：(生卒年待考)，松江府乌泥泾人(今上海)。元朝棉纺织革新家，又称黄婆。

元元贞年间，她在崖州(今海南)居住了三十多年，学习了当地黎族民间的纺织技术。回归故里后，将在崖州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改革与发明，制成一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提高了纺纱效率。

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被后人成为“纺织之祖”。

元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为她立祠院。1957年在上海为她建墓园并立纪念碑。



黄　皓：(生卒年待考)，

蜀汉后主刘禅所宠幸的宦官，董允逝世后任中常侍、奉车都尉，弄权乱政。

蜀国灭亡时以重金厚赂邓艾左右，得以免死。



黄　苾：(公元288～？年)，东晋人，黄香第十代孙。

东晋初年，新安始迁祖黄积的次子黄苾又徙居婺州金华府浦阳县开基，后裔形成江夏黄氏的最大分支--金华黄氏。黄氏之称金华，是以郡名称，非以县名称。金华黄氏即唐初黄氏六大郡望之一的婺州东阳郡黄氏。东阳郡后改为金华郡、金华府，故黄氏在宋朝以后即称金华黄氏。浦阳县始建于唐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在此以前，浦阳只不过是婺州东阳郡的一个戍镇，故黄氏不称浦阳而称东阳或金华。浦阳在今浙江省浦江县，也仍属于金华市。

金华始祖黄苾是黄香的第十代孙。明人宋濂在《诸暨孝义黄氏族谱序》中说：“隋开皇间有自江夏迁婺之金华者其讳曰苾。”以后许多黄氏族谱都从其说。其实，黄苾不是隋朝人，而是东晋时人，他所迁之地实为婺州(金华郡)的浦阳(当时无此县名)，而不是后来的婺州金华县(今浙江金华)，后来人们以讹传讹，遂误认为黄苾所迁金华是今天的金华县，其实是金华市的浦江县。据聚斯堂谱记载，最初在兖州(今山东郓城)做官，后来升为金陵(今江苏南京)按察，故族谱上称他为按察公。当时的金陵镇守长官吴英，很赏识黄苾的才干，遂将自己的女儿嫁与黄苾。后来金陵一带战祸连绵，兵荒马乱，黄苾偕妻到浦阳隐居，去世后也葬在浦阳镇，子孙繁衍兴旺，形成东南大族浦阳黄氏，黄苾被尊为始祖，族谱上称他为按察公。

黄苾和吴氏生了两个优秀的儿子，黄居中和黄居正，兄弟二人都高中进士，官居要职，大大地光大了浦阳黄氏家族的门楣。其中，次子黄居正，字光内，官任吏部侍郎。他娶妻孙氏，生三子，又皆能承继祖业家风，个个都取得了功名：长子黄梦美，任德安县令；次子黄梦彩，任袁州判官；三子黄梦圣，也是进士出身，官至福州刺史。浦阳始祖黄苾的长子黄居中，字畅外，以进士出身入仕，累官至侍讲学士。他娶妻赵氏，无子，继娶张氏，生二子：梦祥，梦端。浦阳黄氏自黄苾开始，祖孙三代八人，个个都为官人仕，还出了三个进士，从此奠定了黄氏的家业。但自第四代开始，除黄梦瑞一支能继续保持浦阳黄氏祖宗的功名勋业外，其他各支都开始衰落。传至黄汝知一代，家族复兴，声名再振。黄汝知自己官任黄门侍郎，聚斯堂记载他的三个儿子十三个孙子，个个都做官任职，能宏扬祖先家业，重振浦阳黄氏家族的声威。自黄苾至黄亿，浦阳黄氏传十五代，世居今浙江金华市浦江县，浦阳黄氏后来又分出众多的分支，宗族备极昌盛兴旺，成为江夏以后最著名的黄氏宗族。



黄子澄：(公元1350～1402年)，名湜；分宜人(今江西分宜)。

明洪武年间进士，授修，撰，侍读东宫，累迁太学东卿。建文帝即位，命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建议削夺诸藩王权。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举兵政变，师名“靖难”，指责黄子澄、齐泰为奸臣。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渡江攻破京师(今江苏南京)，黄子澄被执，抗辩不屈，被凌迟处死，诛灭九族。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一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史学家，学者尊其为“梨洲先生”。

所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为中国历史上系统的哲学思想专著，开辟了清朝史学研究的风气，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他学承刘宗周，远宗王阳明，是蕺山学派的重要传人。黄宗羲虽为王学后劲，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立足于“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将王、刘之学廓而大之，已非理学旧规所能包括。黄宗羲认为，“儒者之学，经天纬地”，他主张合学问与事功为一，以期“救国家之急难”。由于志存经世，因而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学问，他都广为涉足，博及史学、经学、天文、历算、律吕、舆地、诗文以及版本目录诸学。他一生勤于著述，讲学不辍，培养了像万斯大、万斯同这样的一些著名经史学家，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如《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明文海》等大量的著述。

黄宗羲理论贡献突出地表现为对君主专制政权体制的系统批判。早在顺治十年，为探讨“治乱之故”，他即撰写《留书》一部。全书对中国古代政权形式的演变，历代兵制，特别是明朝卫所制度的得失，以及晚明的党争等问题都进行研究。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政权崩溃，复明化为泡影，黄宗羲转而走向以著述救世的道路。于是他将先前在《留书》中的理论探讨加以深化，于次年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明夷待访录》。



黄本骥：(生卒年待考)，字仲良，号虎痴；宁乡县人。著名清朝经史学家。

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举人。道光十七年(公元1838年)授黔阳县教谕，建教泽堂，教授诸生。

黄本骥博览群书，对经史、地理、目录之学都有研究。尤癖爱金石，聚秦、汉以来金石文字数百种及刀布、琴砖、书画等，名其居曰“三长物斋”。他将清乾隆《历代职官表》增以清朝所设员额、品级，详注各表标题之下，分为六卷，仍题原名，以便观览。又著《郡县分韵考》十卷，以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1年)所有之府、厅、州、县，依韵分编，历朝沿革考订详明，以便临文引用，检韵即得。

其他著述有《圣域述闻》、《三礼从今》、《三志合编》、《疑疑孟》、《孟子年谱》、《避讳录》、《书画谱》、《湖南方物志》、《皇朝经籍志》、《三长物斋诗略》五卷、《文略》六卷、《缣山绀雪》十二卷、《古志石华》三十卷、《痴学》八卷、《诗韵检字》一卷等三十多种，大多收入《三长物斋丛书》中。



黄　慎：(生卒年待考)，著名清朝画家。

善画人物，兼工花鸟，山水。为“扬州八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