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病”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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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
　　如果仅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陈年旧案，意义不大。但许多人关注此案，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的关键，都想通过这件“伟人医疗案”，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
　　[中医西医开战]
　　梁启超（任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那时的国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梁先生的弟子杨鸿烈先生曾撰文回忆：1921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撰文推荐，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于是北京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
　　所以，当梁启超先生竟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社会舆论立刻大哗，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梁启超之弟梁仲策的《病院笔记》，已是对西医略有微词。原来，梁启超入住协和前，曾经看过中医，诊断说“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协和经外科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语有激愤，但还是把西医和中医置于同一水准。
　　陈西滢就没这么厚道了。他对西医的诊治失误嬉笑怒骂后，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其对中西医的态度泾渭分明。
　　陈西滢的文章一经在《现代评论》刊出，立刻便“附和者众”，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载在当年5月29日的《晨报副刊》，题《我们病了怎么办》。他嘲讽道，西医所说的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任公献身科学]
　　梁启超是西医科学坚定的支持者。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特别撰文，评述西医中医之优劣。
　　梁启超并非要废除中医，他反对的，是已经教条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他为何弘扬西医？那是因为西医在学术、知识、制度、公共卫生与保健等方面都优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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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发生后———他身为受害者，还会继续支持西医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反对西医科学的声音甚嚣尘上时，梁启超也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
　　梁启超首先“就事论事”，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他肯定西医的医疗是有效的，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
　　意。”
　　私下里，梁启超先生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也曾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不到3年后的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梁启超先生这样，因自己的“病”与“死”，留给后人许多感慨，许多
　　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