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华民族”一词的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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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这个名词，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这个词不但指中国的５６个民族，而且涵盖了５６个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个名词是梁启超在１９０２年创立的。

　　在梁启超创立这个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四千多年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甚至连“民族”这个词也没有使用过。从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秦朝到清朝，一直没有进行过中国境内的民族识别工作，更没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观念。例如，清朝时把新疆省内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７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一律称为回族，将中国境内５６个民族笼统地分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像苗族、瑶族、壮族等众多少数民族，连名称也不被承认。清朝皇族是满族，从来不知民族平等为何物。直到辛亥革命后被迫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宣布皇帝退位，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满蒙回藏与汉人平等”的要求（《清帝退位诏书》附件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份文件，没有使用“民族”一词，当然更谈不上“中华民族”的概念了。当时社会上习惯使用的“华夏”、“炎黄子孙”，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特别是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之后，先进的思想家在救亡图存的热潮中发出了“保国、保种”的呼声；并探索列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总是挨打的问题。

　　１８９７年，严复译述赫胥黎著的《天演论》，介绍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错误地将动物世界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为“侵略有理”寻找理论根据，从而产生出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天演论》使中国人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然而，严复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梁启超则高瞻远瞩，沿着严复“保国”、“合群”的思路，逐渐以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思考问题。

　　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理论，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来思考，他在民族问题上有了许多新见解。１８９９年，他写了《东籍月旦》一文，介绍欧洲世界史著作。文中，首次使用“民族”一词。在这以前，中国人从来没有使用过。

　　１９０１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文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他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他写道：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音ｚｅ）、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标点符号为本文笔者所加）梁启超在文章中用了三次“中国民族”，从宏观上阐述了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这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后才得出的结论，才创立了“中国民族”这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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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尖《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文章中，他首先阐明“中华”这个名词的内涵。他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文章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他写道：“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劂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此我们得知，从１８９８年到１９０２年，梁启超从“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民族”，逐步完成“中华民族”这个名词的创造。今天我们在使用这名词的时候，应当想起梁启超，并认识我们江门五邑深厚的文化底蕴。（蔡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