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梁启超的师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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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知识分子或相互鼓舞，或相互博弈，甚至是相互批评和“攻奸”，但正是这些异同，使中国近代史凸现出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丰富多彩的画面。研究梁启超的师友之道，恰好可以认识这些时代先锋的共同爱国心志和迥异的做人风貌

　　回顾晚清这段历史可知：其一，中国近代史是由一批批“知识精英”引领、发动的，他们是时代的先锋；其二，因各自的背景不同，其救亡图存之“方”互有差异，他们或相互鼓舞，或相互博弈，甚至是相互批评和“攻奸”，但正是这些异同，使中国近代史凸现出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丰富多彩的画面。研究梁启超的师友之道，恰好可以认识这些时代先锋的共同爱国心志和迥异的做人风貌。

　　康梁结缘始于西学

　　梁启超1873年生于濒海傍山的边陲小镇新会县茶坑村“十代耕读”之家，由于严父的精心培养，12岁成秀才、17岁中举人。如果不是1890年京试落榜、回程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必定要沿着科举之路走下去，以获高官厚禄：一年前在广州乡试时，其优异成绩深得主考官二品尚书李端棻的赏识，将其堂妹许配给他，按其常规，首次落榜后当重读帖括之学，准备下次京试再售。然既知世界五洲而面对大量西书“以无力不能购也”的梁启超，其心时时作痒，闻首倡变法而又西学颇富的康有为“新从京师归”，何不前往一拜？

　　康长梁15岁，出身于因镇压太平军有功而暴发的新贵之家，11岁在祖父的官舍读到前线战报，便“慷慨有远志矣”；在梁启超出生的第二年（1874年），他便读到《瀛环志略》、《地球图》等，从此“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其后将中西学融会贯通，开始了理论创制；1888年惊闻中法战争前方失利的消息，他立即以《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为题给皇帝上书，提出外国列强靠着突飞猛进的国力已经把世界各地瓜分完毕了，如今他们虎视眈眈，合起伙来侵略我国，对这“非常之变局”，皇帝应下“罪己诏”，尽快变法。对于这位目光如此敏锐、胆略如此壮伟的先觉者，“举国目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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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急于求得新知的梁启超，顾不上“怪与不怪”了，待康有为新归后立即前去拜访。本来，少年举人梁启超还有点自负的本钱，哪知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谈天说地，纵论古今中外，整整一天，乃滔滔不绝，这让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回来后竟彻夜不能寐。康不愧为中国近代启蒙第一师，所创万木草堂被现代人讥讽为“康党党校”，在此康氏率众弟子撰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划时代的著作。前书认为两千年来中国专制制度乃以伪经为基础，因而其政权不具备“合法性”；后书则“证明”，至圣先师孔子，是一位托文王而改制的民主政治家和宗教改革家，他不仅为当世立法，乃为万世立法，我们今天应该立孔子为教主，进行民主改革。经过数年之熏陶，对于康有为这种打着“孔旗”反“孔旗”的手法，梁启超可谓已驾轻就熟，在1896年8月开张的《时务报》上，他举着孔子及儒教的旗帜，宣传乃师的变法主张。据统计，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共发长短文章计６０篇，其中“论说”50篇，大谈“西国立国之本末，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义”。一时间，国情聚变、民情风动，时人并称康梁，而“从通都大邑到边陲乡寨，无人不知有新会梁启超者”。

　　虚心接受严复的指摘

　　梁启超与严复初识之细节，已难以考实，然而较频繁的交往肯定在梁主编《时务报》期间。严复长梁19岁，出身于福州一个中医家庭，13岁考入船政学校后便学习英语和系统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普及教育；在1877年至1879年赴英国留学期间，潜心研究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回国后在天津北洋水师任职，继续研究并开始翻译英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深明中国何以被动挨打之“故”。对于《时务报》鼓吹变法，他积极呼应，但又对其宣扬孔圣教以及以儒学附会西方民主学说的“今文经学”手法则深不以为然。此时，正值他翻译的《天演论》已经完稿，其书阐扬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此乃自然社会进化之通则，人类社会由野蛮入文明、由君主制至民主制均是在此规律的作用下，由民德、民智、民力不断进化之结果。有此鲜明的历史观念作依据，他便借评梁《古议院考》宣传“《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之机，写信给予点拨，望他不要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相互比附。同时，更进而批评康梁既变新法，就不可举孔教，那样，只能束缚人们的思想，窒息新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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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梁启超及其康门众弟子，在《时务报》时期，除了撰文时打着孔子的旗帜鼓吹变法的思想外，在行为上，皆奉康有为“教皇”，宗教狂热弥漫一时。严复对“康党”的宗教狂热定有所觉，但他并未采取“攻击”的态度，而是耐心诱导。梁接信后“循环往复十数过，不忍择手”，并感慨道：“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对严复关于孔圣教的批评，更是由衷的接受。他说：读先生的论教之语“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胡芦，被此老一言揭破”。因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两千年来，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孔教教旨所束缚，不敢解放思想，今再举圣旗，岂不窒闭无新学矣？后来的事实证明：严复对梁的影响深刻而巨大，此后数年间，梁虽然仍坚持“今文学”，但他与乃师一起通过研究《天演论》，将其“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同现代进化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新型的历史观；而到了1902年，梁公开反对“保教”，而且闭口不谈“伪经”了，在学理上与乃师分道扬镳！——这当然是后话。而在当时，梁对严也有很大的帮助，正是在他的协助下，《天演论》数章于《时务报》发表，从此，“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成了中国人变法图强的划时代的口号。

　　爱国激情升华谭梁友谊

　　如果说梁、严之交，驱使梁迅速朝理性的方向转变的话，而他与谭嗣同的结友则充满了感情色彩。谭长梁8岁，与“南海一岛民”的启超相比，他的出身要高贵得多——其父乃二品大员。然而，嗣同生母早故，“遍遭纲伦之厄”，性烈气张，六比科场皆落榜下，故生下冲破天罗地网之心；甲午海战败后，他曾痛心疾首，遇梁启超，读康有为著作，即投康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亲召，“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成了光绪帝最为信赖的助手。当知西太后阴谋夺权后，他只身一人入虎穴，策反袁世凯，劝其率兵“护皇上”，可惜此举失败；西太后发动政变后不久，他便前往日本使馆，与已经逃到这里的梁启超会面，那时，他们都可以出逃，但是两位做了一个奇特的决定—一生、一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说罢便相与梁一抱而别，回家等了两日官兵才来扑捉。就义之前，留言寄梁：“强邻分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翦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亦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不久便与其他五君子一起，蹀血菜市口。启超不负挚友之托，亡命日本后，以保皇的形式继续发动民族民主主义运动，同时将谭嗣同的《仁学》整理出版，终于让世人仰观到这位“思想界之彗星”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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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黄遵宪的忘年交

　　在戊戌变法时期，还有一位与梁启超亦师亦友的人物。他就是新诗派的倡导者、外交家黄遵宪。黄长梁25岁，在梁4岁时，他就中了举人，本擅长写诗，然而自出使日本，处理流球事务之后，亲饮明治之新风，写下《日本国志》，以作祖国变法之镜；后又出使欧洲与新加坡，见中外之差与日俱增，故无法忍耐，作《赠梁任父同年》曰：“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期望梁启超能像精卫填海一样，挑起重整破碎河山（侉离分裂）的责任。事实上，梁到《时务报》做主笔，乃黄所盛邀；至长沙时务学堂执掌总教习，由黄所促成。黄对梁之厚望，以私言不是父子乃胜似父子，以公论不是师生乃超越师生，见梁有成则喜、则赞，见梁有失则忧、则教。百日维新失败后，黄对本人遭贬并不在意，而当他得知梁已经逃出魔掌、在日本又开辟新的战场后，则老泪纵横，写下“何时睡君榻，同话梦境迷？即今不识路，梦亦徒相思”的诗句，表达其对梁的百般思念；其后数年相互通信十余万字，给予梁多方指导与鼓励。逝世前，曾书《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表达其追求民主制度的坚定信心。而梁正是在黄的教诲与诱导之下，百折而不回、万劫而不却也。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还有许多朋友，今仅选其四，足见其师友之道，因呈救国难而汤汤，因与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相关联而长长也。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审、博导）

　　《人民论坛》 ( 2007-01-15 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