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与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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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端棻不仅仅属于贵州

　　李端棻，出生于清代的贵筑县(今贵阳市)，幼岁而孤，曾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后官至礼部尚书，晚年归故里，死后葬于永乐乡。

　　说起李端棻，或许人们知道他是“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但不一定都知道他是贵阳一中的创始人、北京大学的首倡者，中国近代史颇具影响力的“戊戌变法”，除光绪皇帝、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导人——贵阳人李端棻。

　　代表北京大学前来参加此次纪念活动的北大原党委副书记、校史馆馆长赵存生教授在讲话中这样告诉我们，现在纪念李端棻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他说，提起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就不得不说到李端棻。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请立京师大学堂，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在各省设中学，州县设小学；注重自然科学，围绕学堂创办仪器院(科学馆)，设立图书馆、翻译局和报馆，选派留学生等。光绪皇帝当即批准。李端棻随即奔走呼号，京师大学堂很快建立起来。李端棻的那份奏折，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文件，今天北大校史陈列馆的第一馆便是“李端棻馆”。

　　谈到李端棻倡议新政、参与变法这一节时，学者们都认为，李端棻身处旧体制中，能够冲出来参与变法很了不起，实际上他还是个政治家、改革家。他的《请推广学校折》可以看成当时中国教育和文官制度改革大纲。有学者著文：“李端棻不仅仅属于贵州，他更应当属于近代中国，属于中国近代改革运动史，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慧眼识拔梁启超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天下谁人不知。但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贵州的女婿，是谁识拔梁启超？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件往事：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这次乡试虽然仍沿袭科举旧制，但考题已有了变化，隐含“经世致用”之意，即欲求国家富强，必兴工理财，颇有策论的性质。当时的李端棻，正欲通过他主持的乡试，对科举试行变革，注入新的内容。阅卷时，他看到一位名叫梁启超的考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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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蕙仙是端棻叔父朝仪的女儿，朝仪任过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当时虽已去世，但身为侍郎的端棻和蕙仙亲如同胞兄妹，蕙仙自是名门千金，而梁启超则是一介平民书生。这门亲事，从门第上讲，似乎并不相配。李端棻能打破门第观，可见其过人的胆识和对梁启超的殷切期望。

　　蕙仙比启超年长4岁，但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李蕙仙知书识礼，婚后成为梁启超的好帮手。从此梁启超在北京李家住了十年之久。梁启超曾毫不掩饰地说：“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全国。”

　　《贵州日报》原社长、总编辑刘学洙先生认为，历史的天秤有时并不公平。对于李端棻这个“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众多的中国近代史重要著作几乎都忽略未入视线。有学者曾对李端棻的历史功绩做过一番考证：一、甲午中日战争遭到惨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对此丧权辱国的大事不能忍受，发起“公车上书”，签名的600多举人中，贵州就有96人，而贵阳又占了将近一半，李家端字辈就有4人，这就是李端棻和梁启超的支持和鼓动来的；后来要求变法维新的运动日益激烈，上书的大臣有20多人，李端棻亦有奏折，今已佚无考，但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文章和年谱都有记载。李端棻的诗中有这样的话：“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李端棻倡议办京师大学堂提出的“中学为主为体，西学为辅为用”的教学纲经，这就是端棻先生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最难能可贵的是，李端棻因“戊戌变法”被贬逐新疆，中途赦免回贵州，他在经世学堂还大胆讲授卢梭、培根的民主与科学的实践事迹，著述《普通学》一本小册子，提出学好真术，才能学好科学，学好历史、地理，培养爱国种子。真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百年之后，至今犹有教育的现实意义，因此，这次怀念端棻先生，在贵阳举行了两天的李端棻学术研讨会，便是借机宣扬端棻先生的历史功绩。

　　文化的自醒

　　贵阳永乐乡遍种桃树，是贵阳有名的“桃花之乡”。据乡党委书记周文介绍，自从1987年李端棻先生墓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来，当地村民便逐渐知道了李先生的大概情况，永乐人为自己的土地上安息着这样一位历史文化名人而自豪。他们中的许多人让自己的孩子在小学毕业升初中、初中毕业考高中、甚至是考大学之前去李先生坟前烧香磕头，希望先生的在天之灵能保佑孩子考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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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表达崇敬之情的方式如此纯朴而功利。但起码这可以算是永乐村民一种文化的自醒，只不过缺乏自信心而已。今天的永乐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李端棻先生的文化名人效应，文化先贤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和榜样，而这种精神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尽的，他们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应，能给现实中的人带来利益。

　　在今天，我们提及李端棻与梁启超，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梁启超天下闻名，而李端棻因我们过去少有宣传而不为更多人知晓。所以我们要特别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梁启超成名得于李端棻的识拔。借助于梁启超的天下闻名，会让更多人知晓李端棻。如此互动宣传，相信多彩贵州的知名度会更加高。

　　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先生称，此次纪念活动，进一步凸显了李端棻的历史功绩和重要地位，进一步宣传了李端棻的历史事迹和可贵精神，也充分显示了贵州学人对先贤的敬重与激情，达到了本次研讨会“弘扬贵州名人，提倡贵州精神，建设贵州人共有的精神家园”的目的。顾久说，下一步，我们更应该在现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再深入发掘李端棻的史料，广泛地运用一些新的方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从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角度，全新审视李端棻的人格类型、性格特征和文化特点，在进一步精深学术的高度去研究李端棻的同时，利用好传媒——如电视连续剧——去普及、宣传好李端棻。

　　贵州人有理由自信

　　2007年11月17日下午，贵阳南明河畔的冠洲宾馆二楼会议大厅。8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开始了为期两天的“李端棻学术研讨会”。

　　听着专家们的宏篇大论，一种乡土激情不禁油然而生，贵州先贤的背影从眼前一一闪过：尹珍、王阳明、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丁宝桢、李端棻、严修、黄齐生、谢六逸、蹇先艾……

　　20年前，陈福桐先生一篇《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考证文章在中国文史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明清两代的543年间，贵州竟然有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由此，贵州人扬眉吐气起来。谁说我们贵州是缺少文化的蛮荒之地？贵州长期被忽略了，以致被认为没有人才。

　　21世纪初，钱理群先生在他主编的乡土教材《贵州读本》的前言《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开篇写道：“贵州文化也是一种弱势文化，也就会面对‘被描写’或根本被忽视的问题”。

　　贵州文化到底是不是一种“弱势文化”？当然不是。陈福桐先生的文章让我们充满自信，而钱理群先生的话则是告诫我们要自醒。也就是说，我们脚下的这片乡土本身是蕴含了丰富深厚的文化，如果不去努力发掘和宣扬，不下功夫去提高与普及，那就真的要成为“弱势文化”而“被忽视”被逐出主流之外了。专家学者深入开展李端棻学术研讨会，做的正是发掘和提高的工作。接下来就应该是进行宣扬和普及了，即使达不到家喻户晓的效果，起码也应该让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贵州人知道李端棻才行。再往下，就是将这位贵州历史文化名人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为树立贵州的文化形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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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旅游要“共舞”

　　2007年清明时节，李端棻先生的后裔——美国奥克兰大学博士生导师李乐东教授到永乐乡扫墓，并考察了乡里的教育、旅游情况。据李教授介绍，李端棻先生的后裔现居美国的比较多，他们都想回乡办实业。李教授本人就已在美国奥克兰大学所在地成立了一个“贵州中心”，专门帮助那些前往美国留学或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贵州人。一个月之后，李乐东教授再次来到永乐乡考察，并到乡里的职业中学调研。他希望能联合家族成员投资在永乐乡建一座“李端棻学校”或“李端棻书院”。

　　近年来，我省大力打造的“多彩贵州”这个品牌，获得了很大成功，让人倍感希望和振奋。然而，“多彩贵州”在一些人的眼里就是“唱歌跳舞搞旅游”，缺乏高品位的文化内涵。其实这是一种误读。“绿色”(自然)、“白色”(祥和)、“黑色”(丰厚)、“蓝色”(创造)和“红色”(热情)的多彩之中，本身就包涵了“文化贵州”的内容。

　　翻阅十七大报告，不难解读出这样的重要信息：当今，经济的文化含量越来越重，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与经济的“共舞”，必将推动多彩贵州的腾飞。

　　法兰西民族早在1755年就在巴黎建造了一座文化思想的圣殿——先贤祠，专门安葬那些代表着法兰西文化与精神的巨人，如伏尔泰、卢梭、雨果等。对文化与思想的尊崇，使得法兰西民族拥有了不断前进的力量而生生不息。2002年11月30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护送第72位先贤——作家大仲马的灵柩进入先贤祠的情景，值得中国人尤其是贵州人深思。

　　贵州并不缺乏文化，更不缺少文化先贤，缺的是一种文化自醒与自信。惟有自醒，才会让我们去深入挖掘并努力提高本土文化的品位，进而大力弘扬和普及推广；惟有自信，才会使我们以一种自觉的姿态去努力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新贵州。

　　永乐乡名胜古迹甚多。乡党委、乡政府早已作出了精心的发展规划——以李端棻先生百年公祭活动为契机，让人文成为秀美山水的灵魂，将永乐乡打造成为“历史文化名乡”、“科技教育名乡”和“乡村旅游名乡”。

　　(发稿前，我们把稿子送到我省文史界老前辈陈福桐先生家，请他帮忙校阅。陈老年逾90的高龄，看稿要借助很大的放大镜，但老人还是逐字逐句看完了这篇稿子，并将他的意见一丝不苟地用红笔批阅纸上。贵州文史界谁人不识先生，当年他的那篇《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其实，先生就是贵州文史界的一位影响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