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突破了死节观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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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为司马迁构筑了一座人性的山峦：他那身处困厄而完成千秋史册的坚毅，为后人竖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他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格言，为后人确立了人生价值的尺度。

因“李陵兵败投降匈奴”的事件，司马迁遭受到了极为耻辱的“宫刑”，难言的耻感犹如一条毒蛇，吞噬着司马迁的身心，让他痛苦而无助，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
然而，司马迁最终选择了“生”，为了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目的——“文采表于后世”。据此，现代的许多评论者认为：这种将个人价值置身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司马迁超脱了庸常的死节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之路。
从一个
“生”字里，评论者就作出了司马迁突破了死节观的简单判断，这显然是一个不符合事理逻辑的推理，是一个似真而伪的命题。
“死节观”是封建社会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之一，“死节”即“为节操而死”。“节操”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国家操守，民族操守，人格操守等。这些操守无形地影响着人的价值取向，当“操守”面临危机时，“杀身成仁”成了封建士子的最后追求，士子身上体现出“视死如视归”的英雄气概：谭嗣同为了国家操守而捐躯，文天祥为了民族操守而就义。而人格操守则应该是每个人有尊严地活在世上的思想道德底线。
因此，“死节观”是封建社会的道德律令，它在封建士大夫的思想领域里筑起的一道不可逾越的无形的“墙”，使“守节”内化为士大夫们的一种自觉行为：在生与死面前，“朝闻道昔死可矣”；在生与义面前，“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在“死”前黯然失色。
作为封建士子的司马迁，能否挣脱封建基因的束缚，能否突破文天祥、谭嗣同们的思想定势，而在精神上真正超越庸常的“死节观”？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如雾一样弥散在我的心头。
审视历史的眼光，要“知人论世”，评价人物的眼光，要“知世论人”。人是社会化的动物，评价司马迁要纵向联系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横向联系他所生存的土壤的特性，才能历史地诠释其思想内涵。

历史证明，司马迁生存的空间是汉代，汉代是儒学的发扬光大时期。十七岁左右，司马迁就向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孔国安学习《尚书》。受儒家经典的熏陶，司马迁对儒家的思想观念产生一种本能的认同，其《史记》一书本身就是为儒家立言，被称为《史记》思想总纲的《报任安书》除了阐明写作《史记》的历史价值外，主要表达了作者对生死的看法以及自己舍死求生的原因。

从《报任安书》第二段文字可以看出，
“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是封建社会对士大夫人格操守的保护，司马迁对此观点明显持赞同态度，在他看来，意志品质再坚强，地位再尊贵的人，一旦抵罪囚狱，“受木索，暴肌肤”，就会“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在受尽酷刑之后，屈辱地摇尾而求食。而这样没有人格尊严的苟活，是被人们鄙弃的。因此，一个人想要不受辱，应当“早自裁绳墨之外”，即受刑之前自杀，这样才能保持清高的人格。作为士大夫的，在遭受刑罚之前，理应为保持自己的人格操守而自杀。由这段文字观之司马迁在受屈辱之后，已经萌动了用生命来捍卫人格节操的想法。

由此可见，“死节观”根深蒂固在司马迁的心中，成了司马迁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有其作品为明证：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对为了不被“物之汶汶”所玷污、保持“身之察察”之节操而葬身鱼腹之中的屈原以高度的评价；在《信陵君窃符救赵》里，司马迁对为报答“知己”信陵
君而北乡自刭的侯赢的以高度的称颂，屈原、侯赢的舍身精神无不是司马迁死节观的生动体现。

如果沿着“死节”笔直的航标行走，司马迁的最终归属只有一个“死”。可幸的是，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抉择之后，司马迁意识到这样的死是“畏罪而死”，徘徊在鬼门关前的司马迁终于重新选择了“生”，从而使作为“人”意义上的他人格更丰满、更生动。

透过简单的“生”字，我们可以读懂为人之子的司马迁内心的苦苦挣扎。


中国是个典型的宗法制国家，而“整齐划一”的家族制是其最主要的表征，“子继父业”被奉为纲常。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个史官，一直想撰写一部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事迹的史书，而未能遂愿。临死，他把自己修史的理想交给儿子司马迁去实现。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十八岁时，他继承父业，做了太史令，开始撰写《史记》；
四十八岁时，因为李陵辩护被处以“宫刑”。此时的司马迁内心痛苦万分，理应为“人格操守”而自戕，然而《史记》尚未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会被打了水漂。

为完成父亲的愿望，司马迁勇敢地活了下来！

通过简单的“生”字，我们应该为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而震撼！
孟子云：“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不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司马迁为自己的“活”找到了最充足的理由，从前人的身上，为自己的受辱而“苟活”找到了参照系，获得如何在逆境中挺立的精神食粮：“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为了使《史记》流传于后代，司马迁在世人的谤议声中，顽强地活着，用如椽地笔记下了中国历史最为辉煌地一页。
可见，在生与死的矛盾漩涡里，司马迁内心备受“死节观”的煎熬，其苟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完成《史记》。“文表于后世”的真正内驱力是来自作为孝子的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二重人格的力量，而非对“死节观”有自觉意义上的突破。

在张扬个性、突出个体生命意义的今天，“死节观”不具备任何人文关怀，散发着封建的霉味，因此为现代人所鄙弃，事实上其早已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在封建特有的土壤上，“死节观”却被封建社会公认的价值评价标准，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司马迁对死节观的捍卫，也是对一个封建士子职责的捍卫，本无可厚非。而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的我们看司马迁，不能用现在的价值尺度去衡量他，应该把他还原到一个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人”，而不仅仅是民族的“精神丰碑”；更不能一味为树立精神楷模，而有意去拔高或窜改他，否则让司马迁感到尴尬万分。

去伪存真之后，我幡然醒悟：作为士子、官员的司马迁，在遭受极辱之前已经成了“死节观”的殉葬品；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将与《史记》一起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