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

端木庆龙

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

——二十五年前我读司马迁

潘民中
司马迁是西汉杰出历史学家，他所著《史记》开启了我国古代纪传体正史系统，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和《史记》在世界史学史上也居有崇高的地位。其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热爱人生的情怀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司马迁和《史记》在世界史学史上的地位
中华民族是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智慧而勤劳的人民。数千年来，代代炎黄子孙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自然科学领域最著名的有四大发明，在文学领域有屈原《楚辞》、曹雪芹《红楼梦》，在史学领域有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史记》同四大发明一样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值得引以自豪。
罗马的西塞录称希腊的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这当然是指西洋史学而言的。照这种称法，无疑司马迁堪称中国史学之父，自然也就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司马迁前后，希腊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有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的《希波战史》、公元前四世纪休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司马迁同时的希腊史学家有波利比攸斯，较司马迁晚的则有普路德。他们用传记的形式叙述重要人物的史实。但要把这些著作同司马迁的《史记》放在一起比较，就相形见绌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仅集中记述一场战争，只重视政治和军事，传记汇编类史书所收人物也仅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连最著名的希腊古典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也无人为其立传。与之相反，《史记》的特点在于：一、体系完整，结构严谨。全书由五大部分组成。十二本纪记述王朝与帝王的事迹，作为全书的纲领。夏以前五帝合为一个本纪，三代和秦各一个本纪，项羽、汉初诸帝各一个本纪。十表列三代以来世系与年代。自三代以来，许多诸侯国同时并存，各有纪年，错综复杂。司马迁用列表的办法统括错综复杂的年代和区域的变化。这种组织方法很方便。八书以记礼乐制度、天文历法、经济水利。三十世家以记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侯国。七十列传记述社会各阶层著名人物和周边地区情况。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种结构将各项内容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开创了纪传体正史系统的先河，在世界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惊人的智慧和富于创造的才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构思构造能力不亚于世界七大奇迹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的设计者建筑者。二、内容丰富，涵盖广泛。《史记》叙事之全面，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举凡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宗教、风俗皆予以关注；对于三千年历史上各种人物，上起帝王将相下至社会中下层人物，都有记述，诸如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理财家、外交家、循吏、儒士、酷吏、游侠、名医、商人无不写得栩栩如生，甚至对艺妓、占卜人事迹也都有所记载。真如绚丽斑斓的万宝之库，应有尽有。这也是古代西方史学著作所无法比拟的。三、思想深刻。《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评价《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是中国古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直书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狡诈无赖和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放纵。歌颂陈胜、吴广的首义壮举，表彰椎埋屠狗出身而敢劫杀诸侯为国捐躯的刺客。赞美“言必信，行必果”，仗义挺身保护弱者对抗暴力的侠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司马迁很重视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史记》的《八书》有两书是和经济有关的。《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的水利工程。《平准书》记载各地区的经济情况。《货殖列传》记载能发财致富的布衣平民，认识到发财致富的规律之一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还认识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社会运行规律，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传统。这正是西方古代史学著述所忽视的。《史记》还记载了周边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匈奴等国的历史，留下了研究这些古代亚洲国家历史极其珍贵的资料。所以《史记》曾被东西方学者译成法文、英文、德文、俄文、日文，成为世界史坛上光芒四射的瑰宝。《史记》的价值远远超出中国，超出亚州，而具有世界意义，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之一。
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热爱人生的司马迁
司马迁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史学家。他对祖国真挚而热烈的爱之情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需要从他的家世和生平事迹说起。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生于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芝川）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司马迁家世世代代做朝廷的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成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在出任太史令之前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天文和人文学问功底深厚。幼年的司马迁一方面同邻居儿童在可爱的家乡放牧牛羊，一方面在父亲的训导下读书学习，十岁能背诵古文典籍《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对祖国的历史和祖先的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公元前135年），司马谈被任命为太史令，到朝廷任职。司马迁随父迁居长安，条件改善了，资料丰富了，眼界开阔了，学习环境优越了，读书学习更发奋了。于是，司马迁得以拜经学家孔安国治《尚书》，从董仲舒习《春秋》，学问益进，但也积累起许多无法从书本上弄明白的疑问。
进入青年时代的司马迁，怀着深入实际解决悬疑，继承父业著述历史的志向，开始了对祖国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的漫游。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嶧。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漫游司马迁走过的地方极广。他从长安出发，南下潇湘长沙，凭吊了屈原遗迹。屈原的文学成就、爱国情怀以及悲惨遭遇，使司马迁这位热血青年心潮激荡，产生强烈的同情和由衷的赞叹，而为之悲伤流泣。他又南上九嶷山，调查了舜帝南巡的传说，东行至会稽，考察了禹王治水的伟大功业。经姑苏参观了春申君的宫室遗址，为五湖的风光所陶醉。他漫游江南后，渡江北上来到淮阴，访问了韩信的故里，至齐鲁拜谒了孔子故居。孔子是司马迁景仰的前贤。他在那里对这位古代教育家的遗物遗风做了细致的考察。“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之。”他离开孔子故居后，游历了薛城，核实了孟尝君事迹，南入彭城、丰沛地区。这里是当年楚汉相争的中心战场，也是秦末起义领袖之一刘邦的家乡，萧何、曹参、夏侯婴、樊哙也都是这一带人。司马迁亲自在这一带考察体验，使他后来在写这些人物的传记时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真实自然。他走出丰沛，转而西向，经睢阳到大梁，搜集了信陵君的故事，访问了夷门，听故老讲述秦魏交战时的情况。然后回到长安，任职郎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他受命远行，这是他的第二次远行，任务是西南少数部族访，即“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筰、昆明”。他总括自己的漫游天下谓：“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又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北自龙门至朔方。”总之，司马迁的游踪几遍国内。
司马迁通过多次游历活动，饱览了祖国雄奇秀美的山川，观赏了祖国众多的名胜古迹，搜集到不少文物史料和地方掌故，深入体验了百姓的实际生活，解决了长期悬置于心中的疑问，陶冶了他热爱祖国的崇高情操。然后他把对祖国诚挚的爱凝聚于笔端，在《史记》的七十列传传里，对于那些忠于社稷，勤于国事的历史人物，他总是以饱满的热情和崇高的敬意去描绘他们，歌颂他们，赞扬他们的高贵品质，彰显他们的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启迪。如在《屈原列传》里，他一面谴责楚怀王的昏庸和贵族政治的腐败，同时又一再强调屈原即使在被迫害流放的日子里，仍念念不忘他的故国。《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中的优秀篇章之一。这篇作品的主旨是突出廉、蔺两位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蔺相如能忍辱负重，先国家而后私怨。廉颇受到感动，才“肉袒负荆”尽释前嫌，团结御侮，挽救赵国危亡。文章写得波澜起伏，生动鲜活，感人至深。“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奋其气，威信故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矣。”这是司马迁对蔺相如的赞语，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怀着崇高敬意去写爱国英雄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司马迁与他写作对象的爱国情怀产生了共鸣。后世的读者读了这样的作品，怎么能不受其感染，而崇尚英雄，增强爱国心！再如，司马迁写信陵君、太子丹、李牧、田单、李广这些人物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张扬了这种爱国精神。在《史记》的这些篇章里，爱国人物的爱国精神无不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这无疑对我国人民爱国传统的形成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司马迁的爱国思想甚至贯穿到了叙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篇章《货殖列传》中。他从周游全国各地的考察阅历中认识到当时社会财富的增殖有蓬勃向上的繁荣趋势。因此他从爱国爱民的角度出发，提倡农、矿、工、商四业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来富国富家。他说：“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才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源大则饶，源少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爱国爱民的精神境界是何等崇高！
司马迁把对祖国的爱倾注到自己的史书著述事业中。他热爱史书著述与其家庭出身有直接关系。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有理想有志气有造诣的史官，可是正当他要凭着手中占有的资料撰写一部贯通今古的史书的时候，却遭遇到难以承受的思想打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封禅泰山大典。按常规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理应随从前往，但朝廷却未安排他参加。司马谈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羞恼郁结得病不起，倒在洛阳。此时恰逢司马迁第二次漫游归来，他赶到父亲病榻前。垂危的司马谈对儿子哀痛地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我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历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故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俊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是一份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遗嘱。司马迁在父亲瞑目之前，得以领受此项重大遗命，俯首流泣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从此，撰写一部叙述祖国的历史著作就成为司马迁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父亲生前的教诲，临终的遗言，熏陶激励着司马迁，使他形成了一个健全完美的人格，正直不屈，积极向上，百折不回，执着追求那个宏伟的事业目标。
司马谈去世之后第三年，司马迁果然出任太史令。这为他的著述事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他抓紧参考宫廷藏书整理搜集到的资料。又过了三年，正式开始他的著述工作。这一年他四十二岁，正是思想成熟精力充沛的壮年。当他奋发有为全神贯注于他所热爱的事业的时候，一场横祸从天外飞来。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从史学家那种实事求是全面衡量一个人功过的职业道德出发，替李陵说了两句公道话，不料却忤了汉武帝的逆鳞。汉武帝残暴地将司马迁投进了监狱。这时的司马迁，若有钱，可以赎罪，但他家贫；若有人替他向汉武帝求情，也许可以减罪，但他的亲戚朋友畏于皇威不肯为之进一言。因此，他的命运注定要遭受最令人羞耻的宫刑。他在《报任安书》中叙述当时的处境：“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他在狱中“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受尽了狱吏非人的侮辱和折磨，并最终下蚕室受宫刑，成了男子汉最难以忍受的废人。这时候，他痛苦万分，徘徊于死亡之门，曾一度处于“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坐则不知其所往”精神失常状态——企图引决自杀。然而他最终没有向死亡的门槛迈出那危险的一步。他不死，他要活，他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生命。他想起了许多古代先贤都是在受迫害受磨难的逆境中奋发有为而完成他们辉煌事业的，要效法他们创造自己的辉煌。“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以史为鉴迅速恢复理智，并迸发出坚强毅力，作出决断：“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为事业而忍辱负重，以彰显生命的力。终于“以就极刑而无愠色”的坚韧意志完成他神圣的著述事业，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国宝。
司马迁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热爱人生的伟大史学家。是伟大的祖国，祖国历史上优秀人物给了司马迁生的力量；是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成为他顽强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撑。
司马迁和《史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司马迁作为一代巨子，《史记》作为举世名著，两千年来为历代学者所推崇备至。鲁迅先生赞美《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现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说过：“《史记》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是后无来者的伟大学者。”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无论在史学、文学还是思想领域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史学领域。《史记》是中国正统史学起点上的一座丰碑，是后世正统史学家的优秀楷模。其不朽在于作者司马迁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历史撰述方法，即纪传体的编纂方法，为后世代代效法。可以说后代史家都是在司马迁开辟的修史道路上阔步前进的。所谓纪传体的历史撰述方法，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叙事方法。这种方法是将作者认为足以特征某一历史时代的每一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归纳到其自己的名字下面，将之写成一篇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独立，合起来看又可显示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部社会内容。《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都采用这种撰述方法。《史记》记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年），其后有褚少孙、刘向等十余人采用司马迁的方法续《史记》。最有成就的是东汉初年的班彪。班彪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因之，整理撰写出《汉书》。《汉书》以纪传之法括西汉一代史实，成为《史记》之后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此后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南朝范晔著《后汉书》，都是承宗马、班，效法《史》、《汉》。人们称这四部史书为“前四史”。自隋唐起形成一种传统，一朝开国，必由宰相领衔组织力量纂修前朝历史。于是乎有《晋书》、《宋、齐、梁、陈四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正史系统诸书的成书。这些史著所采用的修史原则、体例、方法，无一不遵《史》、《汉》。民国初年又修了《清史稿》，也是采用纪传体。这样上自黄帝，下迄辛亥革命，五千余年数十个朝代的历史记载绵延不绝。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司马迁的开创之功可谓大矣！今天中央政府也正在继承司马迁开创的这个正史传统，组织强有力的修史班子，纂修《中华民国史》，重修《清朝史》。足见司马迁在史学领域影响之深远。
在文学领域。司马迁和《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在散文创作上，后世散文家无不崇尚司马迁《史记》的风格，学习他的方法。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就一再推崇《史记》的散文艺术，并在赞叹韩愈的文章时，用司马迁作了最高的比拟标准。在小说方面，《史记》的影响也很显著。唐宋传奇以至清代的《聊斋志异》无不渗透着《史记》传记文学的精神。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在章法、文笔、人物刻画等方面也明显有来自《史记》的借鉴。再如《史记》中的历史故事许多成为元明清三代戏曲创作的题材。时至今天，“霸王别姬”、“将相和”、“赵氏孤儿”、“屈原”、“信陵君”等取材于《史记》的剧目仍经久不衰，深受广大观众青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史记》的不少内容正不断以新的形式上银幕上视屏。
在思想领域。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在奴隶社会阶段昌盛一个时期后就灭绝了。现在那些地方的文明并非其古代文明的一脉延续。如古埃及，建国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曾经有奇迹般地金字塔文明。但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被亚洲的喜克索人征服了。公元前六世纪又被亚述帝国所灭，公元前五世纪为波斯所灭。而中国历史上虽有王朝更替，但不论那个王朝的统治民族都是中华古老大地上产生繁衍起来的民族，至今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都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都承继着中华文明的传统。即便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后来的拓跋北魏，以及封建社会中期以后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结果都无不融合入中华文明。所以说古代中国始终没有被灭亡过。就是到了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世界上灭亡了很多国家，英、法的殖民地遍世界，埃及、印度都无法逃脱再一次被灭亡的命运。但殖民主义列强灭亡中国的梦想，始终无法实现。这是什么力量使然？当然答案很简单，中国人民英勇顽强地反侵略斗争，这肯定是正确的。但若要进一步问，中国人民英勇顽强地反侵略斗争的思想源泉是什么？除了其他因素，就是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信念。这个信念源自千百年来的爱国传统。而中国人民爱国传统的形成与以《史记》为首部的正史系统所凝聚的爱国思想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