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不能学司马迁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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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不能学司马迁那样


中国人一谈史书，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史记，相应的，一谈到史学家，最伟大的就是司马迁。可是按一般对史书的基本要求，比如真实、客观，史记一条也占不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记》不是史书，司马迁也就不是史学家。具体而言，司马迁修史书的以下方面的缺陷应当克服。

得讲求史料的真实性。

司马迁为修《史记》读了不少书不假，但大量资料来自于民间传说同样是真。司马迁那个时代，信息渠道有限，历史资料存在大量空白，所以，他可以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但当今的史家万不可学。我们都熟悉叫做“传话”的游戏，这个游戏的意义主要不是玩，是让人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一句话传过几个人的耳朵后，面目全非。搞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规则，不到万不得已，不用二手材料，因为其可信度非常有限。由此可见，《史记》的许多记载是靠不住的，这些材料就是汉语成语里的道听途说。

务必有冷静客观的态度。


在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里，历史学最忌讳感情色彩。如果按修史者的好恶评价历史人物，照作者的价值观去选拔史料，这样的历史书是不可思议的，数不清的冤假错案将从中诞生。司马迁本人，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作者的这些个人特征，没有办法让读着不怀疑，《史记》里的好人真是好人吗？坏人真是坏人吗？可是，不可挽回的事实是：由于《史记》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司马迁笔下的好人已经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好人，坏人的情况亦然。刀笔吏的含义，由《史记》的影响得到深刻印证。即史家说你好你就好，说你坏你就坏。


不能用讲故事的方法讲历史。


《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大量的形容词用于其中。如果读当今中国和西方的史书，虽然差别很多，但有一点非常显然，就是中国历史书对事实描述具有非常大的随意性。说一个事件，一个人物如何好，便是一堆大而无当、毫无客观效果的形容词；说一个人和一件事坏，又是相反的做法。这种习气，我真怀疑是不是都学了司马迁将历史当故事讲的传统？如果用讲故事的办法讲历史，就别把历史当科学得了，只需听评书，听说书人随便演绎，便绰绰有余。


鲁迅对《史记》评价甚高，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大致匹配，前者则未必恰当。说《史记》是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可能更合适，称其为史学著作、尤其是绝唱级的史学著作，恐怕有些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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