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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许多关于水利的记载和论述，其中《河渠书》专篇记载水利，是我国第一部水利专史，为研究水利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缘何著《河渠书》
汉武帝时，黄河频繁决口。最著名的一次是瓠子决口，即发生在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位于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的决口。“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洪灾遍布16郡。当时曾派大臣带领10万民工堵塞，堵而复决。丞相田鼢为保护其封地亦从中阻挠。此后10年，正是反击匈奴入侵战争紧张时期，无暇旁顾。连续23年，黄河泛滥横流，人民流离失所，灾情极为严重。汉武帝感慨赋《瓠子》诗，其中道：“瓠子决兮将奈何？……为我谓伯河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悉吾人！”。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现场，隆重祭祀河神，命将军以下的随从官员及几万军民背负柴草、土料参加施工。由于23年的冲刷，决口口门又宽又深、堵口材料极为缺乏，甚至将百里之外“淇园”（战国时卫国的苑囿）的竹子砍下来使用。通过军民的艰苦奋战，大决口终于堵塞了，并在原决口处修建了宣防宫以作纪念。
司马迁目睹了瓠子决口给人民造成的大灾难，也亲自参加了瓠子堵口这一著名的水利施工，感触颇深。他在《河渠书》中写道：“余从负薪塞宣防，悲瓠子之诗（指汉武帝所作《瓠子》诗）而作《河渠书》。”这是司马迁著《河渠书》的直接原因。
汉以前的史籍记述了许多古人与水旱灾害作斗争的记录，如禹凿龙门、蔬浚排洪，使九洲人民得安宁的传说；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水利大兴，为国富民强、社会进步创造了条件，这些也给了司马迁很大的启发，是司马迁著《河渠书》的间接原因。
二、《河渠书》所涉及的内容
《河渠书》共分14段，全文1651字。它从大禹治水的著名传说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时代黄河瓠子堵口，系统记载了两千年间各地兴建的灌溉工程及大江、大河防洪体系建设史实等。按河名（或地名）可考的约为25事；依工程技术分类，计有防洪6事，漕运3事，
灌溉13事，漕运兼灌溉3事。大事如大禹治水、鸿沟运河的开凿、李冰修筑都江堰、西门豹引漳水治邺、郑国兴修郑国渠、郑当兴修关中漕渠、番系兴修晋南水利、张汤言奏开凿褒斜运河、庄熊罴开凿龙首渠以及关中开凿六辅渠、灵轵渠等，还记述了黄河泛滥堵口抢险等。所涉及的河流有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淄水、漳水、岷江、汉水、泾河、洛河、渭河、汾水、汶水等。
司马迁在《河渠书》中记述我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今泾惠渠前身郑国渠时，讲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故事。都江堰建成后，秦国日益强盛，东方诸国危如累卵，韩国首当其冲。秦国素好兴建工程，于是韩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秦所好，采取了一个非常拙劣的所谓“疲秦”策略，派水利专家郑国做间谍，劝说秦国从中山（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以西凿渠引泾水至瓠口，沿北山（今关中平原北面泾、洛二河之间诸山）向东注入洛水（又称北洛河，在陕西北部），长三百余里，用来灌溉农田，欲使秦国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无力东伐。秦果然中计，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动工。在渠道就要完工时，秦国识破韩国的计谋，要杀郑国。颇有胆识的郑国对秦王说：修此渠道虽使韩国推迟几年灭亡，却为秦国建万世之功。秦王以为有理，因而继续施工。经过成千上万劳动人民十多年的艰苦劳动，长达三百余里的渠道建成，并命名为郑国渠。引带淤泥的水灌溉今陕西三原、高陵、泾阳、富平等地四万多顷（约合今二百八十余万亩），亩产高达一钟（约250斤）。“疲秦之计”反成强秦之策，从此关中变成沃野，没有荒年，秦更加富强，最终并吞诸候，完成统一大业。
三、《河渠书》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阅读了大量史料，且亲历了瓠子决口、堵口，尤其是他“南登庐山，观禹蔬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北自龙门至朔方。”实地调查论证，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记述水利奠定了基础。他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按事实直录，因此《河渠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1、首创《河渠书》专篇体例。
在西汉之前，虽然已开始取水之利，如灌溉、漕运、捕捞等，但主要是受水之害。虽有人言水利事，却无人写水利专史，史学家还未看到水利在社会发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司马迁首创的《河渠书》专篇体例，是我国第一部水利专史，系统论述了前代及其当代治水史实，开创了研究水利科技史的先河，由此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载入史册，为后来历史专著所效法、正统史书所遵循，成为中国通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汇总了从上古至秦的水利发展史实。
对秦之前的水事活动，司马迁在《河渠书》中简要记载了大禹治水，鸿沟、邗沟等运河开凿，李冰凿离堆而建成都江堰及西门豹引漳水灌农田等水事。他将战国时魏国兴修的运河鸿沟的重要作用概括为：“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沟通了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的航道，反映出在战国时期黄淮间水运四通八达的状况。对都江堰的记载是“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侵，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李冰这“功昭蜀道”的奇功，一是灌溉农田，二是除洪，三是可以行舟水运。
《河渠书》对郑国渠的修建做了详细记述。其中道“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填阏之水即高含沙量的河水，泽卤之地即盐碱地，“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即淤灌技术。郑国渠引泾水灌溉，实际上超出了一般灌水的意义，而具有改良盐碱地、施肥和灌水一举三得的好处，使盐碱地一变而成为沃野,取得了亩产一钟的高产量。那时不仅知道淤灌可以改良盐碱地，还掌握了淤灌洗碱的水利技术，这无疑是适用于我国多泥沙河流的重要经验。据考证，郑国渠还“横绝”河川，即接纳北山诸流，如治峪河、清水河、浊峪河等，扩大水源，解决供水不足的矛盾。该工程穿越山原，精确测量，居高临下，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扩大了灌溉面积，其规划布局，引水方案，后人争相步尘。郑国渠建成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约十五年，正值保证兵马给养和补充兵源的关键时刻，郑国渠的建成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增强了秦国国力，从而使秦始皇成就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宏图大业。司马迁为之赞叹，做出高度评价：“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3、最早记载了黄河决口及堵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苦难历程的见证。自古以来，黄河水患不断。最早记载黄河堤防决口的是《河渠书》：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河决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揭开了西汉治黄的序幕。
规模宏大，成就卓著的瓠子堵口在《河渠书》中有详尽的记载。瓠子堵口所采用的技术为“颓林竹兮楗石菑”（汉武帝《瓠子》诗句），“颓林竹”指砍“淇园”之竹作堵口的材料，“楗”是插门用的竖木柱，这里可能是堵口用的竖木桩，“菑”的意思是车轮辐条插入轮框的意思，大约是指木桩插入河底。“楗石菑”即以竹为桩插在决口处并逐渐加密，然后填塞柴草、土石，完成堵口断流任务。司马迁详细记述的这一堵口技术在现代堵口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4、详细记载了汉武帝时代的水利史实。
汉武帝时，水利大兴，出现了不少灌田各万余顷的农田水利工程，而小型水利工程遍及各地，出现了“用事者争言水利”的局面。当时，西汉京畿之地关中的农田水利工程在全国名列前茅。汉武帝时，陆续建成规模较大的灌溉渠系有六辅渠、灵轵渠、漕渠等，关中的灌溉面积大大增加，加上效益显著的郑国渠，这些农田水利工程直接有力地促进了关中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关中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评价关中经济时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由此可见，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关中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农田水利建设是有直接关系的。
为满足当时军事用粮和关中地区人口增长的需要，不仅大兴灌溉工程，还大力发展漕运。征发几万人，利用三年时间兴修了长达三百里的漕渠，从今西安市长安区引渭开渠，沿南山（秦岭）东下，沿途接纳灞、浐等水，经今临潼、临渭、华县、华阴、潼关，直抵黄河。齐人徐伯“表”
漕渠，在我国水利测量史上是一重大贡献，说明汉武帝时水准测量已具相当的准确度。漕渠的开通，极大地增加了向关中漕运数量，且灌溉农田万余顷。
之后，为了避免黄河三门峡段漕运耗费十分巨大问题，河东郡太守番系曾发卒几万人引黄河水灌溉今山西万荣、永济一带河边未耕种的土地，增加粮食产量,以便运往关中。“渠田”建成不几年，因黄河河道摆动不定，引水口进水很困难，“渠田”荒废，没有达到灌溉的目的，通过三门峡运粮的困难没有解决。这是史书中对黄河小北干流游荡性特点的第一次记载。
其后，汉武帝还派遣汉中郡守征发数万人开凿了连接汉水支流褒水与渭水支流斜水的褒斜水道，欲使通漕运。褒斜水道开成后，由于河谷陡峻，水流急湍,且水中多礁石,无法行船,未达到预期目的。不过，该通道后来还是成了川陕间重要的陆路交通要道之一—褒斜道。
后来，为了灌溉重泉（今陕西省蒲城县东南）以东的盐碱地，征调一万多人开凿因在施工中挖掘出恐龙化石而得名的龙首渠。它是今陕西洛惠渠的前身，是历史上开发洛河的首创工程。为避免渠岸易塌问题，渠道穿越商颜山（今陕西省澄城县铁镰山）时，改为开凿隧洞的方案。施工中，首次采用井渠施工法，开创了后代隧洞竖井施工法的先河。井渠法增加了工作面，加快了施工进度，又解决了洞内通风、采光、出土等困难。《河渠书》记载了井渠施工的技术要领：“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即连续挖很多井，井下相通以使水流过商颜山。在洛惠渠扩建施工时，曾在总干渠五号洞附近发现有许多交叉放置的汉柏，大约是当年施工的遗存物。龙首渠隧洞施工在两端不通视的情况下，准确地确定渠线方位和竖井位置，这是难能可贵的。十余年后，龙首渠建成，由于隧洞未加衬砌，黄土遇水坍塌，并未达到预期的灌溉目的，但创造的竖井法进行长隧洞施工，标志着我国当时测量和施工技术均达到较高的水平。大型无压隧洞的建设是当时农田水利工程技术的重要成果。后来，井渠法传入西域，演变为利用地下潜流进行自流灌溉的坎儿井。《大宛列传》中“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可以佐证此说。
5、阐发对水利的精辟认识。
司马迁最早创造了“水利”一词。他在《河渠书》中写道“自是（指瓠子堵口）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首次提出“水利”一词，并明确赋予“水利”一词以治水、导河、修渠等专业性质，而且将漕运、灌溉一一纳入水利之内，从而区别于他之前先秦所谓“利在水”或“取水利”等专指水产铺捞或取地下水之利的窄狭范畴。此后，“水利”一词约定成俗，沿袭至今，为我国水利工程的命名奠定了科学基础。另外，被后人普遍引用的著名警句“甚哉，水之利害也！”是司马迁对水利水害两方面的深刻认识。
四、《河渠书》之外的水事记载
司马迁对水利的记载并不局限于《河渠书》，还分散在《史记》的本记、列传等部分的洪水、治水等水事活动记载中。
1、治河记载及其技术
《夏本记》记述了大禹治水的史实，他“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洲，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准”和“绳”分别是取平和取直的工具；规矩即测量高低远近的工具；四时：可能指测量四季定方向的仪器。那时还没有利用发明水平原理和水准测量仪，但大禹却能用基本的测量工具准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即登山树立标志，测定高山大川的形势，作出科学的治水规划，疏浚排洪，说明我国的水准测量源远流长，当时已创造了古代测量学。大禹治水规模宏大，成就卓著，使他在部落中具体较高的威望和统一指挥的权利，由此政权形成过程由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并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这说明这次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对奴隶制国家的形式，起着某种催化剂的作用；同时，充分表明治水活动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对社会进步有重大影响。
洪涝灾害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为了防洪减灾，我们的先辈在黄河上留下了许多深深的足迹。共工氏、鲧、大禹治水后，到了西周，已出现堤防。在战国时期黄河两岸已修建连贯的堤防，但分属各国修筑的堤防不尽合理。秦始皇在他执政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东临碣石时，立碑记述的“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是指改建不合理的堤防，从而使旧有的险工段化险为夷，大大提高了防洪标准，这可能还包括对战国时黄河两岸各国修建的不尽合理的连贯堤防进行系统、合理整治，从而使治河防洪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
“导”的相对成熟阶段。看来，秦始皇很重视治水，遂在刻石记功时专门提上一笔。后人称颂道：“六王夷灭川防毁，一统河山日月新”。
从“鲧障洪水”、大禹治水到秦始皇“决通川防”，我国历史上的治水技术呈现出“障”—“疏”—“堤”的辨证发展过程，人们由消极治水逐步发展为积极治水。
《封禅书》记载：汉文帝十七年（公元前163年），新垣平与文帝对话中有“今河溢通泗”话语，
或十七年黄河冲溢通泗，或十二年河决酸枣而未堵，东南入泗。司马迁首次记载了黄河从东南由淮、泗入海。
发生水灾后，经常采用的救灾措施主要有赈粮、赈钱、赈物、移民、垦荒等。而这种救灾的方式在汉武帝时已具雏形。《平准书》载：汉武帝时，山东遭水灾，灾民贫乏受饥，于是汉武帝命令动用各郡库存粮食，且征募富豪之家粮食以济灾民。另外，将七十多万灾民迁移到函谷关以西及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借给移民土地、牲畜、农具等，并派使臣分区照应。司马迁记载的这种赈灾措施至今仍然延用。
2、有关航（海）运记载
在古代，陆运往往较漕运花费更多。而漕运的起源很早。原始社会，为了渔猎方便，人们便“刳木为舟”。西周初年周武王伐纣，曾率五万名士兵、三百乘战车在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横渡黄河，由此可见水运在当时已有很大发展（《周本记》）。
到了秦朝，航海事业有发展较快。《秦始皇本记》载秦始皇曾四次巡海。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菜、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后来传说徐福等到了日本，可见他们确实进入远海去航行了，表明我国在秦代航海能力居世界领先地位。
《留侯世家》载：西汉采纳刘敬、张良建议建都关中长安，理由是除关中有较好的自然资源外，主要靠渭水和黄河沟通全国，可以补给京师的供应和控制全国。
3、其它水事记载
《货殖列传》对各地的水文地理、干旱灾害、民情风俗等均有记载。如对楚越之地有“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的记述；对于养鱼也有“泽中千彘，水居千石鱼陂……
此其人皆可与千户候等”的记述。在《滑稽列传》中，对魏文候时西门豹整治“河伯娶妻”的故事作了生动的描述。
水上游乐活动已被现代人普遍接受。司马迁在《管蔡世家》、《齐太公世家》中记载的趣味历史小故事至少可以将水上游乐追朔到春秋时期。齐恒公二十九年（公元前657年），齐恒公与夫人即蔡缪候的妹妹在水上嬉戏。蔡女会游泳，故意在船上摇荡增添游兴。齐恒公害怕，阻止蔡女，她不听。齐恒公十分恼火，便把蔡女赶回娘家思过。蔡缪候很气愤，赌气将妹妹改嫁了。齐恒公其实并不想把蔡女休掉，因此“一怒为红颜”，讨伐蔡国，活捉了蔡缪候。幸亏其它诸侯求情，蔡缪候才得以生还。
春秋战国时，以水布阵，以水代兵，或以邻为壑，则是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手段，它直接破坏水利工程，给人民带来灾难。例如：赵肃候十八年（公元前332年），齐、魏攻打赵国，赵国扒开黄河堤防，借助河水打退了齐、魏的进攻（《赵世家》）；赵文王二年（公元前281年），赵国决开黄河堤防攻伐魏国（《赵世家》）；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王贲进攻魏国时，曾挖掘河沟，用大水淹灌魏都大梁（今开封），大梁城墙被水冲垮，魏王只好请求投降，于是魏灭亡了（《秦始皇本纪》）。
司马迁因为首次记载了少数民族、地方割据势力及与我国有关的其他国家的历史而为人称道。《大宛列传》载“汉使穷河源”之事：汉使者极力探寻黄河源头，认为黄河源出于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那山上有很多玉石，汉使采回宝石献给汉武帝，汉武帝查考古代图籍后，称黄河发源地为昆仑山（传说中的山）。司马迁最后评说：“自从张骞出使大夏之后，穷究黄河源头，哪里看到什么昆仑山？看起来，谈论天下九州的，只有《尚书》比较可靠。”这是我国最早关于河源考察的记载。
《史记》中关于水利的记载是相当丰富的，它是水利史上的宝贵财富，不仅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汉武帝时代及其之前两千年间的重大的水事活动，而且使古代的治水技术得以延续，使我们更好地继承古代水利专家的治水技术、成果，真正避水之害、得水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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