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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家之一，以其精确的描述、高超的技巧、高远的历史评价，历来为人们称道。在创作中，他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鲜活生动，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记史，首先不是为了对历史作简单扼要的记录，让后人仅仅知道历史发生了什么，他有更高远更深刻的历史观，即“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用现在的话说，他想做到的是要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可是天是不可知的，能知的只有人，所以司马迁年轻时就遍读史册，走访大江南北，力图走入那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在精神上沟通对话，去认识他们、理解他们，这样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死去的古人，而是鲜活的风流人物。读其史，知其人，见其风骨，让人不可自已地为人物悲喜怒哀。不过，他们的第一历史知已非司马迁莫属。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影子。那么在众多历史人物中谁在司马迁心中最重呢？有人认为是屈原，有人认为是范蠡，有人认为是荆轲，有人认为是项羽，我认为非韩信莫属。
在《史记》中对人物的称呼是各种各样，但大多是称其封号，或者是名或者是字，唯有对韩信，在大多说情况下只称了一个字“信”，只在开头和结尾及蒯通劝其称王三处称其全名，在其联合陈豨谋反处称其为“淮阴候”，受这个待遇的,遍观史记，只韩信，由此可见，他在司马迁的心中有多高的地位，这种由称呼而体现的心理距离之近是其他任何历史人物不能比的。所以我说在司马迁心中，韩信最重。那么韩信在司马迁心中为什么会这么重呢？我们可以先从司马迁对他的最终评价来看。“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这段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太史公对韩信的赞赏有两点，一是布衣时，“其志与众异”；一是“于汉家勋功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这里面他把韩信同那些儒家最推重的历史人物相比，这些人物不仅功勋卓著，而且是道德的楷模，对主上忠心耿耿。可见他对韩信之敬仰。
对韩信的批评也有两点：一是学道不谦，夸其功劳，自持其能。一是“天下已集，乃谋叛逆”。这两点其实是很值得咀嚼的。
先说前者，在司马迁的心中，韩信真是这样一个人吗？在列传之初，主要记述了韩信的落魄无奈。“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这个时候的韩信衣食无着，到哪儿都被人看不起，还被流氓欺负，被迫钻了人家的裤裆，哪里有丝毫的自夸之意，有的只是对赠饭的漂母的感激之情，但即使这个对他有恩的人也是看不起他的，“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个时候的韩信只能保持自己最后的尊严，在别人不给饭吃的时候，知趣的离开罢了，这和“学道不谦，自夸其能”是联系不上的，我们看到的韩信是个落魄而心怀壮志，获恩而思后报的义士形象。当他打败赵国，面对为赵帅出了正确计策的李左车的时候，他说“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之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了了几句，韩信的坦诚与谦逊跃然纸上，刚打了胜仗，而且以少胜多，是少有的战争杰作，可这样的成就面前，韩信依然用低调的态度面对他的俘虏，进而赢得了对方的真诚和帮助。面对赵国的形势，他又主动让贤，请刘邦封张耳为赵王，自己甘在其下，这里怎能说他是“学道不谦”呢。在他打下齐国，又打败项羽的猛将龙且之后，面对刘邦被困，蒯通劝其自立，项羽拉拢的形势下，韩信想的却是“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特别是当蒯通指出其结局的情况下，以其智其能，他不可能看不到蒯通话中的利害，即使如此，他仍然“犹豫不忍倍汉”。以后的事实发展全如蒯通所言，这里的“犹豫”，恰恰是他“士为知已者死”的古代知识分子美德的体现，“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而这个“泉”是要以他的生命为代价，这也是他值得景仰的所在，这里更看不出他的“伐已功，矜其能”。当他改任楚王后，回到家乡后，他所做的是以德报德、以德报怨，千金赠漂母、百钱送亭长、提辱已的少年为中尉。面对刘邦的逼迫，他也只能以杀好友以自赎，为人如此，又何见“伐已功，矜其能”呢。只所以这么说可以从其出处见其一斑，此语出《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韩信之错，真正的只是不能功成身退罢了。这中间的隐情恐怕不是司马迁所能明说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吧。
再看后者，“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这话中的沉痛更是让人悲愤。从字面看，这里面包含着，韩信真是自立为王，如果是在汉未统一的时候也是可以，正如蒯通后来对刘邦所言“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遂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韩信是有能力争夺天下的，所以他即使背汉也不是什么大逆道的事，而且他是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的，在赵可以，在齐可以，在楚也可以，在刘项争锋的时候更可以，可是他都心怀刘邦的知遇之恩对刘邦忠心耿耿能反而不反，可是当天下安定之后再反就错了，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恐怕是想说明韩信本没有反心，即使
后来真的有了一些反的想法和行为，也是刘邦一步步把他逼上绝路的，从刘邦的种种行为，从项羽的信、从蒯通对时局的分析，都可看出，司马迁就是这样不动生色为韩信做了生死辩护。第三层意思可能是最终的意思，是所谓的正话反说。韩信本无反行，他是被冤杀的。从最后的记述可以看出，当刘邦在有人诬告韩信谋反的时候，想借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除掉韩信，带兵攻打韩信，被陈平阻止，因为这时韩信的军队要远远强于刘邦，所以最后只能以计逮捕韩信，韩信也并非真的如《史记》所记不知刘邦想干什么，所以才有“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
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钟离昧也错怪了韩信，这时的韩信发兵抵抗有余，只所以这样做，并非卖友求荣，更多的是出于大局，不想和刘邦刀兵相见，背叛他，他只是对刘邦心存侥幸罢，能不打尽量不打。可是刘邦心狠手辣，不给他一点缓和的余地。现在说他和陈豨的密谋，以韩信的知慧，他会仅仅在分别的时候就轻率的提出谋反的想法，这是不符合他一贯作风的，即使如此，以他和陈豨的交往，他又怎么会不知道战争的情况呢，吕后的做法，恐怕瞒不过他的眼睛，只是太过相信萧何，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其之诚，他是绝不会想到萧何会是他的掘墓人。韩信之死，实是千古奇冤，可是司马迁能说吗，所以只好做此激愤之极之语“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这样一个盖世英雄，天下奇才，知恩图报的诚挚之人却最终死在政治阴谋之中，能不令司马迁痛心之极吗，而这样的英雄在司马迁的那个时代又绝非仅有，飞将军李广是这样，李陵是这样，而他本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但他们同韩信相比又确实逊色不少。明知死路而酬知已，以韩信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功劳能够这样做的人历史上真的没有，确可称得上先汉第一直人，这样的人怎么不值司马迁称一个“信”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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