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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继承和改造
周永刚（长江大学历史系,湖北,荆州,434020）向德富（长江大学历史系,湖北,荆州,434020）
【摘 要】
仁学思想是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司马迁通过历史研究，认识到了“仁”在治国安邦中作用，于是对先秦仁学，特别是孔、孟仁学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改造，孔子的仁学思想更是成为了他撰写《史记》，品评历代帝王的重要指导思想。本文将从《史记》入手，论述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并分析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司马迁
先秦仁学
《史记》
孔子
“仁”，是儒家极力倡导的人生道德修养的思想品德和善美境界。从先秦到西汉，仁学思想不断充实和发展，成为了当时社会道德价值标准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先秦仁学，尤其是孔、孟仁学的继承和改造，形成了自己与先秦仁学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仁学思想。而他的《史记》，就是在其仁学指导思想下完成的。
一、先秦仁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何谓“仁”？《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意为人耦相亲，表示人际关系。这种解释通行了很久。然而，近年来，刘翔先生以现存先秦古“仁”字为基础，从探求其构形演化的轨迹人手，认为：目前所能见到“仁”字的最早构形为“身”，讹变为“千”，又省变而为“仁”字。“仁”字造文从心身体，换句话说，就是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1]这种将“仁”字定位于自我的解释，既有古文字的确凿根据，又与后来孔子所论“推己及人”的行仁途径相对接，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由此可见，“仁”是上古时期先民对自身生命的珍重意识在文字上的一种形象反映。
春秋末期的孔子，开始正式将“仁”纳入了自己的学说，并给予系统阐发，建立起了仁学体系。在孔子的有关论述中，仍可以发现“仁”之初义的痕迹，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可见，孔子论“仁”，首先也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不过，他显然很快从自我中走了出来，从而将“仁”从自我保护的原始观念提升为包含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伦理范畴。在他看来，自爱固其所宜，但“仁”之关键，在于将这种情感推广及人，由对自己生命和欲望的珍惜推及对他人生命、欲望的重视，即所谓“爱人”或“忠恕”。关于孔子的“爱人”，张恒寿先生解释道：“爱人，就是对别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2]从此，“仁”开始具有了表示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明确含义，“仁者爱人”更是成为了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惟其如此，孔子退朝归来，当发现马棚着火时，不问马而只问“伤人乎？”；在评价他颇有微词的管仲时，孔子念其相齐之时，能够保国安民，免使生灵涂炭，而由衷地赞叹“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总之，孔子的“仁”，体现了对于生命的爱惜和对于人格的尊重，带有明显的人文关怀的色彩，由此奠定了先秦仁学的基本格调。
待至战国中期，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孟子将“仁”置于人的内心，首次以明确理论形式将“仁”与人自身的内部世界联系起来，确立了仁德的心性基础。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即是说“仁”是人先天就有的，一种存在于内心的道德。其次，孟子明确区分了仁与义、礼、智诸德，把义、礼、智从“仁”的范畴中分化出来，打破了孔子之“仁”的大一统局面，从而使“仁”的内涵在与义、礼、智的比较中更为具体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孟子将“仁”在道德实践的运程中，向前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他在继承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基础上，将“仁”从人际关系发展到政治领域。他不仅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亲百姓思想。指出“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这种统治者“亲民”、“亲贤”的道德任务，构成了孟子仁政主张的主要内容。
先秦时期尤其是孔、孟的仁学思想，为司马迁的继承和改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仁学思想。
二、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
关于《史记》一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儒家还是道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并非完全对立，不少地方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这就为确定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增添了一些难度。[3]这不是本文研究重点，点到为止，不在赘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到处都体现了作为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学思想。甚至可以说，《史记》就是一部以仁学为指导思想的历史人物评传。
第一，司马迁梳理了儒学从先秦到西汉的发展历程，肯定了仁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积极作用。司马迁是非常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他甚至不惜突破纪传体体例的限制，撰写了《孔子世家》。对此，张守节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史记正义》）指出孔子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司马迁之所以“尊孔”最主要的原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分别记述了自先秦至西汉，儒学先后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孔子创立儒学，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第二，孔子死后，孔门弟子继承孔子学说，为传播孔学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第三，“百家争鸣”时期，孟子和荀子不辱使命，是儒学得以复兴；第四，儒学在汉代由民间学说，发展成为官方学术思想。在司马迁梳理儒学发展里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以孔子仁学的发展为核心和线索的。如他在交待作《仲尼弟子列传》的原因时写道：“孔子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太史公自序》），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见，司马迁之所以为仲尼弟子、孟子荀卿和汉代群儒列传，就是因为他们在宣传和发展孔子的仁学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而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先秦仁学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看到了仁学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王道”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政治，他认为只有推行孟子主张的“施仁政与民”（《孟子·梁惠王上》），“王道”才能实现。反之，不施仁政就会失去人民，而失民心者自然失天下。如在《秦始皇本纪》中，他借贾谊之口指出秦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而汉高帝刘邦则就是通过“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最后“得天统矣”（《高帝本纪》）。其次，司马迁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而汉初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确定了以仁学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者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君子”多了，社会自然就和谐了，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仁学的约束作用。至于司马迁对仁学的认可程度有多深，仅从他用《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评价孔子这件事就可见一斑。
第二，司马迁从道德方面入手，对先秦仁学做了更为细致的诠释。先秦仁学，不管是孔子的“亲亲”、“孝悌”，还是孟子的“亲民”、“亲贤”体现的都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规范和约束。司马迁更是认为道德规范就是仁学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形式，如他在《孝文本纪》明确指出汉文帝只所以能实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关键在于他“专务以德化民”。于是，司马迁从道德方面入手，对“仁”做了三点极富建设性的诠释。其一，他通过解构礼的内涵，将礼的约束力与道德的约束力统一起来，提倡建立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司马迁指出：“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父不父，臣不臣，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里，“礼义”作为仁的延伸，其内涵是指道德自律。所以，司马迁又写道：“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史记"礼书》）礼是仁的外化形式，仁作为道德自律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着重要作用。其二，他强调仁与治国之间的关系，认为道德完善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如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写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圣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从赞扬汉文帝的行为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是把道德修养与治国联系在一起的。是把道德修养视为实行仁政、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的。其三，司马迁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自律，将道德批评延伸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仁而“爱人”，因“爱人”而实行仁政，因实行仁政而实现王道，在这中间，道德完善是仁的本根。如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国统一功臣侯者年表》中指出：“《尚书》有唐虞之候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么笃于仁义，奉上法哉？”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明三王之道”作为孔子为拯救社会而开出的济世药方，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之路。所以，他在《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写道：“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4]以上三点诠释表明，司马迁已经将抽象的仁学思想具体化，而最终成为了非常具有实用性的社会道德观念。这对以后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促进以德治国政治方针的贯彻实施意义重大。
第三，司马迁评价历代帝王时，把先秦仁学思想中的注重“明德”和倡导仁政思想作为其核心标准。《史记》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其中对历代帝王的评价主要是根据其德才和事功。《五帝本纪》重点记述了尧舜禅让的历史过程，表彰了这些古圣先贤的高尚品德，如赞美帝尧：“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训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篇末，司马迁用“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对他们做了盖棺之论。《夏本纪》中记述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时，说“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办事谨慎，勤勉端重，是百官的典范；到了夏末，“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在《殷本纪》里，司马迁相当细致地记述了殷纣的荒淫无道和西伯昌的“修德行善”，结果是“诸侯叛乱而归往西伯”，最后武王打着代天惩罚的旗号，率领诸侯伐纣。总之“明德”二字反映了司马迁对五帝及三代帝王政治的总体看法，是贯穿于这四篇本纪的中心思想。[5]《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是相互贯通的两篇本纪，前者系统地追溯了秦的历史，后者详细纪录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具体过程和巨大成功，并详细记述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具体过程。司马迁讽刺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皇，而羞与之侔”“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最终肯定会落一个“犹不得存”的下场。
司马迁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凡六篇，极为详细地记述了汉兴的历史过程，他指出汉高祖得之所以天下，在于得民心；文、景帝之所以治汉兴，在于修明德；汉武帝时期汉朝之所以达到鼎盛，在于施仁义。如《高祖本纪》记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孝文本纪》中，赞扬文帝在位期间“以德化民”，最后用“德至盛也”肯定了汉初历代帝王在仁政方面取得的巨大功绩。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眼中，“施仁政”就是帝王最大的德行，是一位帝王之所以为后世敬仰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他与孟子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补充的是，司马迁对先秦仁学并不是全盘地接受，如本节开篇所言，而在继承的同时，对其中认为不合理或过时的观点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和改造。首先，司马迁反对孔子仁学中的尊卑观念，倡导平等思想。如他将有皇帝实权而无皇帝尊号的吕后与高帝同列入本纪，其地位比“至圣”孔子还要高；把“尝与人佣耕”的陈胜被列为世家，地位于孔子相当；在《淮南书》中他肯定了商人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他将匈奴说成是夏后世的苗裔，黄帝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先，等等。而孔子的观点则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他的《春秋》里，既无男女政权尊号平等可言，亦没有士农工商平等观念，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平等的思想了。[6]其次，司马迁既重视道德仁义，也看重经济利益。他不反对，甚至支持世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认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货殖列传》）。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从分析人性入手表明自己“崇富厌贫”的主张无疑是很有说服立的。[7]他还指出，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然而这些内容，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是格格不入的。最后，司马迁还含蓄地指明孔、孟在倡导仁政时不知变通，这是他们没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窃钩者诛，窃过者侯，侯直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列传》）只有先掌握了政治权利，才能推行仁政。笔者以为，司马迁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他对孔、孟没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惋惜和对董仲舒识时务的认同。
三、司马迁仁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由于历史时代、阶级立场和个人身世的局限，司马迁的仁学思想中，也难免存在一些诸如君臣等级观念的封建性糟粕。然而我们更应当看到，司马迁的仁学思想，继承了先秦仁学的精华，吸取了汉初仁政的丰富成果，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其一，他弘扬了儒学，顺应了当时西汉“尊儒”的历史潮流，为我国“大一统”帝国文明的确立做了巨大贡献；其二，他将“仁”的涵义解释的更为具体，使仁学更为实用，并最终成为了一种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其三，他将仁学寓于史学之中，两者的完美结合，既开了史论结合的纪事先河，又为后世史家树立了进行帝王批判的价值尺度。其四，就司马迁个人而言，仁学思想不仅使他成为了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成为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战争上面，或重视政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的问题。孔子仁学是忌谈经济利益的，司马迁的仁学思想中却不排斥经济。所以，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与此同时，司马迁的仁学思想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所谓和谐社会，包括人际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中最重要和根本的便是人际和谐。要实现人际和谐，确立为大多数人所自觉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是非常关键的。司马迁将道德自律作为其仁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认真研读《史记》，汲取司马迁仁学中积极合理的思想因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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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旭.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贫富观[J].沧桑,2006(6):89
注：本文所引用《史记》章节和语句，皆出自该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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