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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一元论所凸显的大一统思想：
司马迁撰《史记》，首写《五帝本纪》，将历史的起点定在黄帝一代。他是通过编排五帝、三代及秦楚吴越匈奴的世系，明确指出五帝三代同祖同源，华夏族与秦、楚、吴、越、匈奴等夷狄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例如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描述的五帝谱系可以用左图所示，箭头所指为帝系传承方向，由上至下为父子关系。由图可知，帝颛顼以下四帝皆为黄帝子孙。又《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1]；《殷本纪》中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2]《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3] 显然，殷、周的始祖契和弃都是帝喾的子辈，与夏禹同为黄帝玄孙。另外，《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4]《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5]《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6]《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7]追根溯源，秦、楚、越、匈奴这些所谓的“夷狄”民族也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至此，经司马迁条理化，一根民族起于一元的历史发展线条就明晰起来了。
司马迁本于《五帝德》、《帝系姓》、《世本》等书，将国内各民族均安排为出自黄帝，造成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其一是；各民族不仅各有其始祖，且各族的历史长短不一，强将各族始祖皆定为黄帝子孙，在世次上便形成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殷本纪索隐》引谯周说：“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8]《夏本纪索隐》说：“鲧既仕尧，与舜代系殊悬，舜即颛顼六代孙，则鳏非是颛顼之子。”[9]其二是：各民族的历史中本来各有其始祖感生的神话，而今强将各族始祖皆派为黄帝子孙，遂形成感生与父生两种矛盾说法并存的现象。例如《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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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圣之明，司马迁不可能不会发现上述帝系世次紊乱等问题。但是他明知如此编排五帝世次有漏洞还要这样做，为什么？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说明其理由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泳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者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11]司马迁采信《五帝德》、《帝系姓》等的说法并结合自己的见闻作《五帝本纪》及各民族列传，以黄帝为共祖，显然这种民族一元的思想并不是他的创造，也不是形成于他，而是对先秦民族一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各族间的交往和兼并战争，导致了民族的统一与融合。今河北省北部诸国及令支、孤竹、山戎等少数民族为燕国所并；今山西境内以及河北西部诸国及白狄、赤狄、长狄等为晋国所灭；赵国又灭了中山、林胡；今山东境内的诸小国和莱夷等少数民族为齐国所灭；秦国灭了义渠、冀戎、邽戎等；江汉及江淮一带的少数民族统一于楚及吴越。民族日益融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民族一元的思想就形成了。
汉武帝时期，与春秋战国相比,历史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司马迁认为：“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12]他的任务就是要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以不堕先人之言。要言之，就是要大力歌颂西汉的大一统。为此目的,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当然是用己所长，发掘民族一元的历史并将其条理化，为大汉多民族统一国家寻找民族的历史的依据。可见，司马迁不尊信孔子之记事起于尧，明记历史及各民族皆源于黄帝，是有其维护大一统的明显用意的，彰显其主张大一统的思想。司马迁这一突出的主观意志贯穿于《史记》所有内容，其思想随着《史记》的广泛流传从而对后世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民族史传折射出的相关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民族列传，开创在正史中为少数民族设传之先河。后世学者就此对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产生了种种说法。
首先是以司马迁创立民族列传而认为司马迁具有民族平等思想的说法，虽多为学者所不取，却仍有人在坚持。然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学及孔子地位很高，司马迁本人对孔子敬若神明，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13]来形容孔子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并深受其思想影响。他曾说：“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太史公自序》明言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能入列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纳贡职……为臣…为外臣…请为内臣”[14]，君臣思想十分明显，君臣关系是一种平等关系吗？还有，如果司马迁具有民族平等的思想，那他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有关“‘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耶？”[15]；《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之“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16]等言论又作何解释？因此，司马迁不可能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及时代文化思想基础，也不可能超越民族性来讲什么民族平等思想。
其次，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以司马迁创立民族列传纷纷提出了民族等列的思想。认为司马迁“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五个少数民族史传……不仅记载了民族史，还把民族史传与名臣将相的列传交错等列。……打破了董仲舒的所谓‘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等等的‘名伦秩序’，表现了他的……等列天子臣民的思想”，“所谓民族等列思想，并非今日的民族平等观念，而是指司马迁打破儒家传统的‘种别域殊’的内外之别，把民族区域纳入统一的封建帝国版图之内来叙述，视各民族皆为天子臣民，从而承认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必须把各民族作为客观存在的民族实体而记叙他们的历史。”[17]但细观民族等列思想之说，只有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四民族列传能够与之吻合，还两个遗漏。第一是匈奴问题。蓝勇先生《中国历史地理学》中说：“汉代的疆域最南一度达今海南北部的儋耳郡、琼崖郡，最北在阴山一线的五原、朔方郡，在西北方面取得了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18]沿阴山一线，正是西汉与匈奴对峙地方，说明汉的帝国版图里是不包括阴山以北匈奴活动的地域的；且司马迁曾说过“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19]“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20]在他看来，匈奴并非中国臣民，而是中国的敌国。第二是《大宛列传》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中记朝鲜、东越、南越及西南夷民族，是因他们为臣有功；记大宛为代表的西域诸族则因“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21]后，其民族“欲观中国”。言臣则国家之臣，以本国之民相待，以民族对“中国”，而秦汉时期的“中国”已经由商周时的王京转指整个封建王朝统治区，已具统一国家的概念，显见也是将其作为外国之宾客了。民族等列思想不能把作《大宛列传》的思想概括在内。
那么，为民族立传到底还反映了司马迁什么样的思想？司马迁在《太史公序》中早已将做七十列传的动机说得很清楚了：“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22]《索隐》解释为：“己音纪。言能立功名于当代，不后于时者也。”也就是说是为扶义倜傥之士扬功显名而作，这与司马迁作《史记》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的初衷是一致的。各民族史何以能入七十列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是这样说的：“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23]赵佗保南藩，瓯人镇压叛逆，卫满葆塞为外臣，邛笮之君请为内臣，都为维护汉代大一统立下汗马功劳，其业绩不可不表，故记入列传。之所以作《大宛列传》，就是因为其民族“欲观中国”，处于极远蛮荒之地的民族向往中国，不能不算作向化的表现，是孔子宣传的“来远人”式的盛举，值得为之一书其事。
至于作《匈奴列传》，其原因更加明确：为了解除匈奴对大汉统一政权的威胁，做到知彼知己，故而立传。六篇民族传记创立原因之说明，正是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之自白，这是其一。其二，六篇民族列传，其中四篇是作为大汉天子的臣民身份进入列传的；把民族编入为将相扬功显名（也有作反面教材的）的列传并交错安排，其明显用意是视少数民族为汉天子将相臣子一级的人物，多少透露出藏于大一统思想后的大民族主义，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其三，司马迁没有将匈奴和大宛列传与称臣四民族放在一起写，说明他的思想里民族已经有了国内国外之别，他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王者无外”的天下观，有了更加客观现实的大一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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