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利比多之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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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重量级人物，一辈子呕心沥血写成《史记》，彪炳史册，光照千秋。《史记》写得好不光是因为其体例开创中国史书纪传体之先河，更因为这部书文采出众，诗意盎然。鲁迅夸史记“无韵离骚”，能以奇特瑰丽的楚辞作比，《史记》当有独到之处。而北师大已故的李长之先生更是放言司马迁是“有自然主义情怀的浪漫诗人”，评价着实不低。可是回顾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史记》的描述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活脱脱写出了一个良史之才的实录精神。诗人和史官，按照通常的理解各自代表着理想与现实，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反映在同一个司马迁的身上，这成了理解司马迁和《史记》风格的一个首要问题。


司马迁少有大志。据说小时候受父亲影响对道家颇有偏爱，年轻时曾壮游天下，二十啷当岁的年龄四处游历，远比同龄人见多识广，自然培养出了诗人的胸襟和任侠好义的气概。眼界宽广了也该干点正事了，按照李长之先生的说法，壮游已毕的司马迁在京城随着当世大儒孔安国学习，这大约就是他的学习经历。这样的一个受儒道思想影响至深，汲取了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具有任侠气概的人若是成为一个诗人实在不算什么新鲜事，素材有了，气质有了，积淀有了，机遇有了，可是他却最终成了一位出色的史官。懂了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内容后，我大约猜出了一点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对司马迁而言，诗人到史官的分界点就是“李陵案”，而“李陵案”对司马迁最大的伤害来自于肉体。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进行分析，利比多是一切人文科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个显然有些武断，但是在对司马的人格进行分析时却格外合适）由性器官产生的利比多作为一种推动力会不断为肉体制造强大的毫无规律的躁动，而善于疏导和利用的人可以把这种能量巨大的躁动应用到其它领域，从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也可以认为利比多为人类的永无枯竭的创造力提供了可能，当利比多产生时，人们便具有了需要向外释放的能量，于是躁动不安，并需要寻找途径进行发泄或者因势利导，由此人文科学便应运而生。无数的人们不断将利比多产生的能量转化为感情和思想进行抒发，而人文科学也不断发展。由此大约可以得出结论，诗人情绪饱满，情感丰富，自然利比多所转化成的能量很高，进一步可推出诗人具有的利比多含量应该比普通人高。在“李陵案”后司马迁受到宫刑之辱，一般的文学史教程只是叙述这个事件使司马迁身心受到双重打击后，疾痛惨怛，发愤著书，但并未详述缘由。实则宫刑之后司马迁的利比多迅速降低直至消亡，但是其写作的欲望丝毫未减，反而更强。只因司马迁身上作为创造动力的利比多已被一种对命运不公，对生命本身脆弱无力的愤怒所取代，这种愤怒的力量来源于生命对死亡的恐惧本能和对终极完满的不懈追求，自然这种愤怒还与司马迁平素所培养出的坚强毅力有极大相关。坚强的意志平时能够压制本能，但当本能的力量超越意志时，便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并且洪水的严重程度也会因为意志堤坝修筑的高低而有所变化。因此宫刑之后，虽然丧失了利比多，但司马迁迅速找到了替代物，他的创造力也并未消退。


但是利比多的消失使得司马迁的才思大为减退，他的肉体丧失了那种强大的无规律躁动，取而代之的是那种目的性极强的愤怒。于是他的创造也不再具有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冷静、深入的思索和对不可知的激烈拷问。由动转静，理想思考取代了感性体认，司马迁逐渐离开了激越俊逸的诗人的轨迹，而走向了凝重深沉的史官方向。他固然有身世之悲，但他已不再大声呼号，也不再嬉笑怒骂，而是以细致入微的春秋笔法记录他眼中的世界。脱离了利比多的束缚，司马迁眼中的世界也不再具有强烈的功利性，所以他敢为天下先，他可以为许多不入流的人物立传，也可以把执政的天子汉武大帝写成一副昏君模样。而利比多的消失也使得《史记》这部书占据着一种后世难以望其项背的思想高度，在这个基本脱离利害关系的高度上，真正自由自在的人只有司马迁。中国历来不缺乏名士归隐的掌故，但这些为我们熟知的隐士中鲜有人能够脱离尘世的束缚，早在西汉的司马迁就已经站在了归隐的巅峰，可是这种高度的代价是丧失生命中至为宝贵的能量，只是以一部书作为生命全部的寄托而被迫放弃常人生活中的一切，司马迁的遭遇无疑是悲壮的，然而这个悲剧又的确使他成为了为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太史公，虽然今天早已泛滥的利比多早已使我们不堪其扰。司马迁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流传后世的命运，利比多的存在成就了一位诗人，而利比多的消失成就了一位史官，如果利比多有生命的话，《史记》的出现大约只是因为利比多和司马迁开了一个玩笑。


本文未进行任何考证，也未进行任何试验进行检验，故曰“臆想”。所有引证均系本人回忆，如有出入请诸位看官与本人联系，多谢。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