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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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

两人都用了毕生精力完成了不世之作。司马迁因敢于写下汉武帝时的事苦遭宫刑，司马光为编纂《资治通鉴》更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自五帝以来至汉武帝期间的历史和人物。

总的来说，司马迁以〈尚书〉为依据记述五帝不可考证，有点失于严谨，历史学家称五帝时为“父系社会”，距今四五千年了，那时距司马迁也两三千年了，更因为先秦书籍史料被焚，“尚书”是后人根据幸存老学者（90多岁）口述记录的，难免缺失和错误。所以以严谨著称的司马迁也许在记述五帝时有些敷衍。

夏商周被史学家称为“奴隶制”社会，这期间夏商的历史还是比较模糊的，周稍清晰，但也还是迷雾重重，司马迁写这时的历史和人物时也显得力不从心。

司马迁写当朝之事还是要有不要命的胆量，楚汉之争和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历史和人物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尤其是评论秦失其鹿，一人作乱而七庙坠更是令人叫绝。

〈史记〉被今人奉为至宝，这要感谢汉武帝，若当初汉武帝不仅阉了司马迁，再要他的命，查烧他的书稿，这部原不是正史的宝贝就有可能绝世了。事实上〈汉书〉中许多内容都抄袭了〈史记〉，这不说明不对，只能说司马迁对汉朝初到汉武帝时的记述真实精彩，不得不引用。

司马光北宋人氏，元丰七年写完〈资治通鉴〉，八年时（宋哲宗）任尚书左仆射，主持朝政。和司马迁的经历有很大的反差。〈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不学历史专业的朋友此处应记住，三家分晋是战国的开始，是历史的一个分界限。大概是公元前403年，周朝威列王时。那时周室日益衰落，各诸侯国懒得听周当当，各自为政，终于爆发了三家分晋的战争，开始了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俗话说春秋无义战，指的就是那时节各诸侯国的争斗，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才结束了纷乱的战国时代，才结束周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创了封建社会。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序时而写，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时空，结束在唐末，（五代十国），但对本朝之事未涉及，写的精彩，尤其是序时而作，令时间，事件和人物与时空一体，一目了然。显然和史记一样都是至宝。其间对汉伏波将军马援及有关事件和人物写的特别好，文字和情感都令人难忘。

两司马都成就了伟著，但人生道路却截然不同，一个另人心痛，一个另人敬仰，但都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巨宝。

这是在酒桌上跑题，议论姓氏闲扯的话题，有可能时间或事情会有差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