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历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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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众所周知，他是公元前2世纪在中国出现的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太初年间，论述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历史的发展变化。其著作表述了十分丰富、深刻的思想。司马迁的史学被后人称誉为“《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之“绝学”，因此，研究其史学思想，对于认识中国古典史学的特点，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司马迁的历史思想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主要在两个方面，即对天人关系和历史进程的认识。探讨影响和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是什么，究竟是人、神抑或其他什么东西。

司马迁叙史，尤其是夏、殷、周三代历史的演变时，常常提到天命的作用。《殷本纪》说：“有夏多罪”，商汤伐夏桀是“行天之罚”。殷纣王荒淫乱政，以致于众叛亲离，却仍以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然而天并不佑殷，其终被周所灭。《周本纪》说，武王得天下后，“夜不敢寐”，谓：“我未定天保，何敢寐”，“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说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司马迁叙述三代历史，常提及天命的作用，其意是表现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夏殷周之时，人们深信天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支配作用。所以殷纣王在行将亡国之时，仍相信天的保佑。但是，也有人意识到天命与人自身的行为有关。在这一方面，周人的认识尤为深刻。《周书》说：“皇天无亲，唯德有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周人看来，君王欲得天命，须慎修己德，赢得民心。天命是从民心中反映出来的。所以周武王得天下后，仍为如何惩治恶人，安定西土，施德于四方之事而焦虑不安。司马迁叙史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天命观，同时又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认识。《太史公自序》论夏之所以亡，乃“夏桀淫乱”；殷之所以灭，乃“帝辛湛湎”；周之所以兴，乃“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概不涉及天命。在司马迁看来，三代之兴亡完全取决于帝王是否行善政，得民心，所谓“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在考察王朝更替之类重大事件时，司马迁都是立足于人事作出分析，肯定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类自身而非天命和神意。不过，司马迁还没有否定天命鬼神的存在。在分析某些具体事情时，他还提到这一类东西的影响。《史记·韩世家》说，韩传国十余世，是积“阴德”的结果。《田敬仲完世家》述田氏专齐政之经过，以为是“事势之渐然”，而《赞语》又说：“非必事势之渐然，盖若遵厌兆祥云”，表现出一种矛盾的认识。但是，天命鬼神一类的东西，在司马迁的历史思想中占的地位并不重要，未形成实质性的影响。

司马迁分析三代之兴亡，以为帝王所得之天命实则为民心。然而他论述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如秦汉之兴，却没有用民心来解释。在分析秦一统天下的原因时，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狄，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又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秦以一偏远落后之小国终得以平定海内，盖得天助。秦所得之天命，当不为民心。论秦之德义尚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其何德之有？何能得民心？那么，司马迁所说的“天”究竟指的是什么？对此，司马迁自有解释。他分析战国形势时说，“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司马迁认为，山东六国为谋私利而相互争斗。它们也曾联合抗秦，但又各怀鬼胎，“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结果是一盘散沙，反倒为秦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对于魏国来说，即使得到信陵君这样的贤臣，也不能挽救其覆灭的命运。秦灭六国“乃六国自相灭也”。六国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却为秦的统一扫清了道路。这当然不是六国的目的，也非秦的意志所能左右。这难道不是天命？司马迁分析汉之兴，提出了同样的认识。他说，秦始皇统一后，患兵革不休，堕坏名城，销毁兵器，打击豪强，以图维万世之安。然而这些措施恰恰促使了汉的兴起，“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佚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秦维万世之安的措施，却导致了自身的灭亡，为刘邦由布衣而登帝王之位提供了条件。这也不是秦的目的，更非刘邦的意志所能左右。对此，司马迁大为感叹地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可见，司马迁通过对秦、汉历史演变的分析，对天人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天是源于人们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和欲望之中，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势。

司马迁天人关系问题上得出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继承前辈史家的思想，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得出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春秋以来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殷周时期人们所谓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国运与君权之兴亡，不在神而在于民（见《左传》桓公六年、庄公三十二年、僖公五年、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上》等）。这种重人事的思想，已表现在司马迁对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的解释中。然而作为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并不满足于对传统思想的继承，而是力求提出新的、更有价值的思想。他们对近现代历史演变的解释，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认识：人类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换言之，是人的需要、热情，即人的欲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们都有自己的欲望，并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彼此相互冲突地活动着，结果却顺应了与自己意志相违背而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势——天。天源于人的活动之中，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高居于人的意志之上。司马迁的认识，涉及到历史哲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人类历史是在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又是人的意志的结果；“恶”（欲望）在推动历史的发展。当然，司马迁的认识还限于直观经验之上，他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也没有把这些思想贯穿于对各历史阶段发展变化的解释之中。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已足见其非凡的历史意识，代表了中西古典史家对天人关系的最深刻的认识。



二

对历史进程的认识，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的进程与天人关系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是认识历史进程的前提。只有清楚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内容、动因，才能对历史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作出深入的解释。


对中华民族二千余年历史的发展，司马迁注意从两方面作出考察，一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二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活动及其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认识，在《史记》的《本纪》和《年表》中有鲜明的体现。《史记》十二《本纪》叙事，以各王朝顺序为篇，前后相蝉联。各《本纪》分别观之，可见一朝一代盛衰之变化。十二《本纪》合而观之，则从各王朝兴替更迭之中见出历史发展的进程。《史记》的《十表》则据历史发展之大势划分出前后相联的五个阶段。《表》前有序，“用简短的文句概括了所要说明的时代的历史，并对整个形势进行了精彩的评论”，表现出更为深刻的思想。

《十表》的前四表，即《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划分黄帝至汉代的历史为五帝三代、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和秦的短暂统一、秦楚之际四个历史阶段。后六《表》，即《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专记汉代史事，以汉为一历史阶段。司马迁在《表》序（亦在有关纪传）中，对五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作了论析：五帝三代是帝王君临天下时期，得天下者皆积善累德之圣明帝王；亡朝灭国之君，均系无德乱政之暴君。王朝之兴亡，取决于帝王是否行德政而得民心。春秋时期，王权衰微，天下分裂，力征代替德政，春秋五伯先后称雄。战国时期，诸侯势衰，陪臣执国命，大夫世禄，七雄并立，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最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秦楚之际，战乱再起，从秦亡到汉兴，五年之间号令天下的陈涉、项羽、刘邦皆系布衣平民。汉代六表着重记载汉中央王朝与诸侯王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以及中央集权制日益巩固的过程。司马迁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主要的依据有两点，一是统一、分裂；二是各类政治力量的兴衰。伴随历史发展进程的是各类政治力量的兴衰和权力形式的变化，执国命者由五帝三代的帝王而诸侯，由诸侯而卿大夫，由卿大夫而布衣平民。《史记》十表，从政治发展之大势上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史发展之“通”中见“变”，“变”中见“通”。这一思想是相当深刻的。

司马迁不仅在《本纪》和《表》中展现出历史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而且在《书》、《世家》、《列传》等中表述了各历史阶段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例如，《史记》叙西周史，《周本纪》与吴、齐、鲁、燕、蔡、卫、宋、晋等《世家》有相对应的关系。周初诸侯国皆为周王所封，或为王室亲族，或为开国功勋，或为前代王室后裔，皆以周王为天下共主。诸侯多为积善累德者。鲁周公“愤发文德，天下和之”；齐太公主国修政，“人民多归齐”；燕召公“治西方，甚得兆民和”。这些人物的活动，反映出周代以德治天下的特点。西周末年政治腐败，导致春秋时期天下分裂，政出五伯局面的形成。齐桓公九合诸侯，霸功显彰；晋文公作王宫于践土，会盟诸侯；楚庄王陈兵周郊，观兵问鼎。吴、越亦先后执牛耳于中原。司马迁记五伯争霸之时，大量穿插其他国家人物的活动，反映齐、晋、秦、楚等国力量不断强大，“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而诸侯势力在争霸战争中渐被削弱，卿大夫的力量不断壮大。三家分晋，田氏灭齐，春秋一变而为战国。司马迁写春秋史，不仅反映春秋时期天下分裂，诸侯力征的时代特征，而且说明下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因。于战国时代，司马迁增设韩、赵、魏、田敬仲完《世家》，以示七雄并立局面的形成。《列传》所载战国士大夫人物多达百余位，有四公子及吕不韦等权贵政要，有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谋臣策士，有孙膑、乐毅、白起等兵家战将，有商鞅、吴起、李斯等变法人物，有庄子、孟柯、邹衍等诸子人物。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中，见出士大夫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陪臣执国命的时代特点，同时亦见出各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发展，小国不断被大国兼并，战国时期的分裂中，已孕育着秦的统一。秦统一后为维万世之安，打击六国旧贵族势力，又为平民布衣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条件。历史再变而入秦楚之际。司马迁立《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等，表明政治权力转移到这些“无尺土之封”的草莽英雄之手；与之相呼应的是一大批布衣平民徒手取卿相之尊。司马迁为肖何、曹参、陈平、韩信、樊哙、灌婴等立传，正反映了秦汉之际巨大的政治风暴震撼整个社会，说明汉高帝得以统一天下的原因。司马迁写秦汉史，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人物的活动来描写郡县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的情况，以显示秦汉时期的统一与三代的帝王君临天下之不同特点。总之，司马迁叙史，力求从变化中考察历史的进程。他从历史人物活动及其联系中显示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又从历史人物活动的变化中，说明下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因，从而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之“通”与“变”是由横向空间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及其变化所决定的。这是司马迁考察历史进程所表述出的最为深刻的思想。当然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对这一思想作出阐述，而且大概由于史料的缺乏，他对某些方面（如五帝时期、西周向春秋时代过渡）的描写还有些欠缺，但他叙史时表现出了这一思想，则是无疑义的。

司马迁对历史进程认识，与中国古典史学的传统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史学家重视对历史知识的运用，据文献史料来考察历史的演变，意识到历史进程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见《论语·为政》、《季氏》、《韩非子·五蠹》等）。而历史的发展又表现出变化，从变中见通，通中见变。《易·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对这一思想精辟的阐述。所以史学家考察历史运动，也力求寻找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如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人性不变论），从一个不变的基点来认识历史的演变。司马迁对历史演变的认识，继承了传统的思想。但他对传统思想又大大地加以发展。公元前2世纪中国发生从分裂到统一，从小国到帝国（或向帝国过渡）的历史之巨变，无疑极大地开拓了他的历史思维。司马迁以其恢宏的历史视野和深遂的史识，考察中华民族二千余年历史的发展，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之“通”和“变”与横向空间历史人物活动的关系。他提出了超越前人的、新的、极富价值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子善书

时戊子年九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