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司马迁与《史记》

光复中华

“发愤著书”

——司马迁与《史记》

文：在水一方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不朽的历史巨著，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例，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之作，在史学和文学上又双重价值，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成就。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汉武大一统盛世，3000余年的治乱兴衰尽显于洋洋五十二万言之中，实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书构想。


《史记》以记录人物为主线，综合社会背景，历史风貌，个性特征，精神品格，来撰写一个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五种体例融会贯通，结构严谨，展现出一幅幅生动壮丽的历史画卷。难怪乎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现在我将通过司马迁的个人际遇来谈谈他写《史记》的内心的变化和灵魂的突围。

自古而今，中国的文人士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与影响，“学而优则仕”，以文章走上仕途，一方面成就自己的辉煌事业，另一方面还是要报效国家，为朝廷和君主效命尽忠。不由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结合起来，总是幻想要以一己之力来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这样一来，他们就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赏识与支持，没有这些，什么也是空谈。文人士子们往往又因自己向往自由，正直不屈，不愿与当政者同流合污，不甘心受制于封建道德纲常，只能是仰慕上古时期的尧舜贤君，恨自己生不逢时，所遇非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冲不出统治者所设置的藩篱，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内心矛盾而痛苦，济世救民，辅佐贤君的志向得不到实现，便会转而著书立说，批判朝政。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被当政者所接纳，所包容，相反地会遭到排挤、打击、压制，甚至是人生迫害。中国文人（也就是知识分子）自古多是命运多舛，时运不济，也就可想而知了。

司马迁同样也是这种遭遇，逃不脱老天给文人们设置的共同运命。他尊崇仁义化身的孔子，这从《史记》中他把孔子列入“世家”，就可以看出来，在他眼里，孔子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他出身官宦之家，适逢武帝盛世，满心欣喜与兴奋，以为自己遇上了尧舜般的明君贤主，准备大展身手，大施抱负，尽一个文人之所能，用手中的细笔记录这个煌煌盛世景象，歌颂大汉武帝光辉功业，为刘氏王朝高唱赞歌。然而愿望美好，现实却是残酷的。。。。。。。

汉武帝下令出击匈奴，李陵战败被俘，本来他要杀生成仁，宁死不当屈辱的战俘，汉武帝却杀尽了他的全家。司马迁与李陵是同朝为官，有点交情，在别人都装聋作哑的情况下，他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讲清了李陵战败的原委，不料汉武帝容不得朝臣半点反对的谏语，迁怒于司马迁，极其残忍地施以酷刑，而且还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宫刑。他没想到，“李陵之祸”竟然牵扯到他的身上。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到这件事：“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可见这次磨难给司马迁的身心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和悲痛，更因此而下狱，延及家人，他的两个儿子为了躲避捕杀，被迫改名换姓，将“司马”二字拆分开来，各加几个笔画，变成“同”和“冯”作为自己的姓氏。至今在陕西和山西晋南沿黄河交界的地区还流传着，说同冯两家不能通婚，因他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代。这一劫难，使他原为汉王朝大唱赞歌的幻想破灭了，愈加清醒地看到巍巍大汉帝国的阴暗与丑恶，圣主明君也不过是个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听不进半点逆耳忠言的家伙。司马迁摒弃了原先那种著书构想，以客观的视角，翔实的史料，冲出天命论的英雄观，以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史家直言历史的胆识，重新著述《太史公书》。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自己和先贤一样，也是在发愤著书，是在经过磨难遭遇之后通过著书立说来抒发自己心中的压抑郁闷和愤懑不平，将满腔的怨与愤，甚至是恨，从心中流落笔尖，这样一来，煌煌史书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