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姓迁徙分布

dazhonghua

.迁徙分布：河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三千位，在台湾省则名列第八百十八位，以襄阳、陇西、晋州为郡望。
今甘肃省的平凉市泾川县、临夏回族自治州，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湖北省的襄樊市襄阳区，台湾省等地，均有河氏族人分布。


1.古扶余朝鲜：
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灭商，纣王的叔叔箕子逃到朝鲜，击败当地诸韩土著的各部落首领，当上了朝鲜国王，这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不过这个王朝是汉族建立的不是朝鲜族建立的。不知道箕子为什么没有把甲骨文汉字带到朝鲜？
西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中国西汉时期，燕国贵族卫满反汉，东逃到朝鲜，推翻箕子第四十代孙，建立了卫氏朝鲜。这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二个汉族政权。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吞并卫氏朝鲜，设立了乐浪(平壤)、带方、真蕃、临屯四郡，史称汉四郡，长期统治着朝鲜半岛中北部，汉字开始传入朝鲜半岛，自此中国文言文长期是朝鲜唯一的书写文字。而南部的诸韩民族仍然处于部落时代。
当时，朝鲜半岛南部诸韩民族中的勿吉人是挹娄人的后代，以强悍著称，向西驱逐扶余国，扶余国只得苟延残喘。
扶余国金蛙王喜欢义子邹蒙，而不喜欢太子大索，大索联合其他六个王子合伙谋杀邹蒙，邹蒙逃到今吉林集安，建立高句丽王国(后来迁都平壤)。
邹蒙的儿子是琉璃，琉璃的儿子大武神王继承高句丽王位，击败扶余王大索，灭掉了扶余国。
邹蒙建立高句丽后不久占有了真蕃、临屯，公元前82年，汉昭帝刘弗陵废弃真蕃、临屯两郡。同时，朝鲜半岛南端出现三个小国——马韩、辰韩、弁韩，史称三韩（朝鲜族的祖先）。
在古朝鲜语中，“han”是“大”的意思，当时三韩还没有汉字，后来汉字传入朝鲜，朝鲜人就将“han”写作“韩”字。除三韩外，朝鲜半岛上还存在伽椰等国家政权。半岛北部的则乐浪、带方一直稳定地属于中国的汉、魏、晋管辖。
中国东汉末年，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控制乐浪郡，乐浪成为东北亚各族的交通中心。
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公孙度之公孙康割据乐浪郡南部设立带方郡，统辖中日朝交往事宜。
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自称燕王，联络孙权反曹魏，阻断各族交通。当年，曹魏国司马懿灭公孙渊，魏国控制朝鲜半岛中北部，乐浪和带方重新成为交通枢纽。
曹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日本邪马台国派使者到带方郡，要求向曹魏国“朝献”。此后，中日两国多次通过带方等郡来往，形成密切关系。
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中国西晋时期，朝鲜人王仁将中国的《论语》、《千字文》赠给倭人，可见朝鲜半岛在中日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当时邪马台国军事力量较强，多次对朝鲜南部用兵。朝鲜往往成为日本的侵略对象。
西晋永嘉七年(公元313年开始，是三足鼎立时期的朝鲜半岛。高句丽趁西晋的混乱和衰落，吞并了带方、乐浪，成为朝鲜半岛最强大的国家。过了三年，西晋灭亡。
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慕容光在辽宁建立前燕国，首都义县，在东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灭掉了汉族的冉魏政权，但在东晋太和五年(公元370年)被前秦国所灭。
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慕容垂在定州建立后燕国，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慕容宝被北魏政权战败，逃到老家义县。
东晋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后燕国高句丽族大将高云处死慕容熙，建立了北燕国，后来汉族人冯跋成了北燕皇帝，统治着整个辽宁省。就这么一个小政权，高句丽居然很惧怕，对北燕过称臣。
东晋永和二～十二年(公元346～356年)，马韩中的一个小部落统一马韩诸部，建立了百济国，国王姓扶余，系从北方南迁的高句丽人；另一弁韩中的小部落则统一了弁韩、辰韩诸部，建立了新罗国，国王姓金，系本地人士。朝鲜半岛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倭奴国建立。随着倭奴国的统一和强大，加强了对朝鲜半岛的侵略。
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倭奴国派使者到百济。而百济为了对抗高句丽，和中国东晋-南朝通好，又和倭结盟。而高句丽与中国北方政权关系密切。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倭奴国侵占弁韩(今韩国庆尚南道釜山），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之。百济也成为倭奴国的朝贡国。
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佛教由东晋僧侣传入百济。
东晋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倭奴国渡海大破百济国、新罗国。
东晋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高句丽好太王征伐百济国，百济国臣服。但是在(公元399年)，百济国又勾结倭奴国进攻新罗国，倭军一时遍布新罗国。
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高句丽国派兵支援新罗国，追至任那和加罗。
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倭奴国军侵入带方，又被高句丽国打败。
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倭奴国改变策略，主动和中国南朝汉族政权修好，想借中国南朝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剩余势力。
南朝宋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倭奴国王要求南朝宋武帝封他为“使持节、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奴国王”，妄图取得在朝鲜半岛的霸主地位，被南朝宋武帝刘裕拒绝。
还在南朝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南朝宋顺帝刘准为了牵制日渐强大的高句丽国，遍将百济国王封为“镇东大将军”，但新罗国与南朝宋国没有联系。出于同样目的，南朝宋顺帝再次封倭奴国王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奴国王”。
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鲜卑族的北魏政权灭掉了北燕国残余的扶余势力，统一中国北方。高句丽国臣服于北魏王朝。


2.隋王朝对高句丽国的战争：
南北朝末期，隋文帝杨坚之二子杨广在二十岁时，就被任命为行军大元帅，统率五十二万大军讨伐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的南朝陈国。他当时的对手陈叔宝只是一个对美女和歌舞的兴趣远胜于治国的兴趣。因此杨广大军一路势如破竹，一个月不到就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了纷乱已久的中国。
这一战役，在大大地增长了杨广威望的同时，也种下了杨广穷兵黩武的祸根，使他把战争视同儿戏，在挑起战争时不作认真谨慎的思考和权衡。
不久，杨广心狠手辣地将自己病中的父亲和哥哥杨勇杀死，即位隋炀帝。之后，就挑起了与高丽王国连绵不断的战争。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前往涿郡，高丽国王高元竟未响应他的征召到涿郡迎接他，隋炀帝感到没有面子，大怒，下令讨伐高丽国，他动员全国士兵集中涿郡，粮秣集中辽西郡。军令惨急，造船工匠站在水中，昼夜加工，腰部以下都生了蛆，半数死亡。
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集中兵力一百三十万作第一次东征，这是当时已知世界能够调动的最庞大的兵团，理应所向无敌，可战争结果大败亏输，损兵折将三十余万。隋炀帝只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
果然，在公元612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炀帝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十五公里处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
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御驾第二次东征，不巧督运军粮的将领杨玄感(杨素的儿子)在黎阳叛变，截断了隋炀帝的归路。隋炀帝只好回军应战，第二次东征草草结束。
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隋炀帝作第三次东征，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这时全国已成沸腾之势，变民集团风起云涌，四方响应，征调的兵力半数不至。高丽国也因连年征战精疲力尽，只好请和，并把杨玄感的同党，去年投降高丽国的斛斯政送回隋朝，以表诚意。隋炀帝总算争回一点面子，于是罢兵。
回洛阳后，隋炀帝征召高句丽国王高元入朝，高元仍然不至。隋炀帝火冒三丈，下令准备第四次东征。结果，因突厥汗国始毕可汗率十万骑兵抄了他的后路，围困隋炀帝于雁门郡，同时全国各地农民起义蜂起，隋朝已不可能在涿郡集结兵力，这次东征胎死腹中。


3.唐朝出兵辽东攻击高句丽国的战争：
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农历11月，高句丽国的大臣泉盖苏文杀其王高建武，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王，自称莫离支，专制因政。是年，百济国攻占新罗国四十余城，复与高句丽连兵，谋绝新罗国入唐之道。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农历9月，新罗国向唐王朝求援。
唐朝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农历1月，唐太宗李世民先遣使至平壤，劝盖苏文罢兵，却遭到了拒绝。唐太宗得知后大怒，欲亲征高丽。谏议大夫褚遂良等朝臣谏阻。唐太宗不听，于农历7月下令造船四百艘载运军粮；遣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二都督府兵及契丹、奚、靺鞨等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任太常卿韦挺为馈远使，河北诸州皆受其节度；以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
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农历7月至次年农历9月期间，李世民发动了出兵辽东进攻高句丽的战争。
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农历11月，唐太宗亲至洛阳，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兵四万余，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莱州)渡海直指平壤；同时，他以太子詹事兼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领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胡族兵马直趋辽东，与张亮合势，水陆并进。不久，诸军云集幽州(今北京)。农历12月，唐太宗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农历2月，唐太宗从洛阳出发东征。农历3月至定州(今河北定县)，后又亲佩弓矢，与太子太师长孙无忌等趋幽州。李勣军则发柳城(今辽宁朝阳)，向怀远镇(今辽小附近)虚张声势，而实则潜师北进。农历4月，李勣军出其不意地从通定(今新民西北)渡过辽水，进至玄菟(今沈阳)。
高句丽国闻知后大惊，城皆闭门自守。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领兵进逼新城(今抚顺)。城中守军惊恐，不敢出战。先头部队张俭领胡兵为前锋，渡辽水趋建安城(今盖州)，大破高句丽守兵，斩数千人。之后，李勣、李道宗会攻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克之，俘两万余人，获粮十余万石。唐太宗此时抵达北平(今河北卢龙)。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农历5月，张亮等率舟师渡海袭占卑沙城(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东大黑山)，俘八千口。随又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指向鸭绿水(今鸭绿江)。李勣军则迅速进逼辽东城(今辽宁辽阳)。盖苏文连忙以步骑四万援辽东，李道宗领骑四千迎击，李勣在侧引兵相助，大败其援军，斩千余人。之后，唐太宗渡过辽水，撤桥以坚军心；并亲领精兵与李勣围辽东城，遣锐卒登冲竿至城上，乘风烧毁西南楼，城破，杀高句丽兵万余人，获城民四万口。随后向白岩城(今辽宁辽阳)进军。乌骨城(今辽宁凤城)高句丽守将遣兵万余援白岩城，唐军大将契苾何力率劲骑八百击之，带伤追击数十里，斩千余人。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农历6月，李勣挥军攻打白岩城西南，唐太宗临其西北督战，迫使高句丽守将孙代音投降。唐太宗率众转攻安市城(今海城营城子)，高句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领兵十五万紧急援救安市。唐太宗遂决定先败援军，后攻安市城。
当高句丽援军进至距安市城二十公里时，唐太宗恐其徘徊不至，即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率突厥千骑与之接战，旋又佯败退走。延寿、惠真乘势追至安市城东南四公里处依山列阵。唐太宗召诸将问计，李道宗认为：高句丽倾国出动，平壤守军必少，愿领精卒五千击之。唐太宗不纳，遣使安抚高延寿，使之放松戒备。夜间，唐太宗命李勣领步骑一万五千人于西岭列阵；命长孙无忌领精兵一万一千为奇兵，自北山出狭谷，攻延寿侧后；自领步骑四千，隐蔽于北山上，并告诸军闻鼓角声即齐出奋击。
次日，长孙无忌军开始行动，唐太宗命鼓角齐鸣，诸军随即并进。高延寿欲分兵抵抗，但阵势已乱。适逢雷电交加，军士薛仁贵身着白衣率先冲入高句丽援军阵中。诸军乘机猛攻高句丽援军，斩两万余人。高延寿等收集余众、依山固守。唐太宗急命诸军围之。长孙无忌下念撤桥梁，断其归路。高延寿、高惠真进退不能，遂率三万六千余人请降。唐太宗将其大部释放，遣返平壤。高句丽举国皆惊，后黄城、银城守军自退。
农历7月，唐太宗移营安市城东岭。农历8月又移至城南。唐太宗因安市城险兵精，建安兵弱粮少，主张出其不意先攻建安。李勣认为，越过安市而攻建安，恐被高句丽军截断粮道。唐太宗从之，专攻安市，但久攻不下。降将高延寿、高惠真献策：放弃安市，先取乌骨城，其余挡道小城必溃，平壤则不可守。群臣亦多主张夺古乌骨城，直取平壤。但长孙无忌认为，天子亲征，不可冒险侥幸，应先破安市，再取建安，才是万全之策。唐太宗遂下令继续围攻安市。
李道宗命令部众在城东南筑土山，逐渐逼近城墙；又以士卒轮番交战，用冲车砲石毁城楼。城中守军不断增高城墙抵挡，立木栅随时堵塞被毁之处。唐军筑山昼夜不息，经数旬，山顶高出城墙儿丈，李道宗以兵驻守。后来，由于不断的攻击，使山顶坍下压崩城墙，城中守军以数百人出战，夺占土山。至此，双方形成对峙。唐太宗见天气日益寒冷，粮食将尽，不宜再攻，遂于农历9月18日下令撤军。
此战，唐朝军队先是连克盖牟等十城。后因唐太宗过于求稳，未采纳李勣等乘虚直取平壤以及放弃安市、先取乌骨城等建议，未能出奇制胜；又因安市久攻不下，以至天气寒冷、粮运不济，因此被迫撤军。
到了唐乾封三年(公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再次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二百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鲜永柔)，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九十八人出降。而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农历9月12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泉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
唐朝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高句丽第二十七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在唐乾封三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大批高句丽遗民展开了反对唐朝和新罗国联盟的复兴高句丽运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原高句丽将军剑牟岑，乞乞仲象和大祚荣等。唐曾多次试图在高句丽故地建立督府控制此地区，但都失败了。唐为管理原高句丽故地而设置的安东都护府，最初是由薛仁贵来管理的。但由吐蕃在西线的压力，唐朝开始羁縻治理高句丽故地，任命高句丽宝藏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朝鲜王。后来宝藏王因暗中支持高句丽遗民起义被流放。宝藏王的儿子高德武接管了安东都督府。
剑牟岑最初在百济故地汉城立宝藏王后裔安胜为王，试图重建高句丽，并得到了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支持。但后来由于内部纷争，剑牟岑被谋杀，安胜投靠到新罗。新罗给了安胜一片土地，让他建立了报德国。新罗从未放弃对高句丽遗民的警戒，后来新罗神文王灭亡了报德国，安胜被赐予新罗王室的“金”姓。数千部众被迁移到新罗南部地区，最后被完全同化于新罗国人。
粟末靺鞨酋长乞乞仲象和他的儿子大祚荣原是靺鞨人。高句丽灭亡后的唐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乞乞仲象和大祚荣在高句丽故地建立起震国（国名源于唐朝所策封的“震国公”）并占据了原高句丽的大部分国土。乞乞仲象去世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震国接受唐朝的策封改名为渤海国。
韩国人在公元十九世纪以前一直不承认渤海国是韩国古代国家，但由于韩国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为扩大本民族古代疆土的范围，渤海国又被韩国主流历史界划入韩国史。
公元十世纪初，弓裔为反新罗国而建立了摩震国，韩国近代史家把这段历史称为后高句丽。摩震国和后来取代新罗国的王氏高丽也都自称继承高句丽。但他们只是借用了高句丽的名称，与古高句丽并无实际联系。


4.宋、辽时期辽国与高丽朝鲜的战争
宋、辽、金时期，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始终未能出现。但在宋、辽和宋、金的国势较量中，都十分重视北方高丽朝鲜的作用。宋王朝试图结好高丽朝鲜，用以在战略上牵制辽、金两国；而辽、金两国皆以武力强迫高丽朝鲜臣服，但同时也提防高丽朝鲜与宋王朝联合；高丽朝鲜虽然偏居朝鲜半岛，但中国各政权势力消长却时刻影响着高丽朝鲜。高丽朝鲜只能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以小事大，确保本国利益。因此，宋与高丽朝鲜的邦交时断时续。
北宋时期，宋、辽两国关系的焦点是幽、蓟、瀛、涿等幽云十六州，大致为今京、津、冀、晋等地一带。幽云十六州的北边是游牧民族出没的大草原和沙漠，东北边是不断有少数民族政权崛起的辽东，南面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和人烟稠密的黄河流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北宋防卫辽的第一道防线，失去幽云，中原大地将无险可据，游牧民族的骑兵可以直达开封城下。因此，收回幽云是北宋王朝历代帝王的梦想。
幽云十六州在五代十国的时期，被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后晋灭亡之后，契丹与北宋王朝还没有直接的冲突，契丹的属国北汉存在于两者之间，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后来宋太宗赵匡义作出了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他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亲征灭了北汉。辽国当然不能坐视北汉灭亡，也曾出军支援北汉，但白马岭一战，辽军大败。赵匡义由是信心大涨，决定一鼓作气收复幽云十六州，结果，因宋军在“高粱河战役”的大败而没有成功。
初次的失败并没有打消宋太宗的雄心壮志，他准备谋划第二次攻辽战役。宋朝对于辽国的军力已经有了充分认识，因此在出征前遣使赴高丽朝鲜，要求联合出师共同攻辽，但高丽朝鲜的反应却非常冷淡，令北宋王朝非常失望。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辽国的内政剧变，契丹国主耶律·贤因病去世，在一番争夺之后，他那十二岁的儿子耶律·隆绪即位，由萧太后掌实权。幼主坐朝，女主干政，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北宋决定对辽国宣战。
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宋太宗遣韩国华为使专程赴高丽朝鲜要求出兵协助，夹击辽国。北宋鼓励高丽成宗(文懿大王)王治说，契丹已经到了垂死边缘，希望高丽国协助抓住这个机会，但高丽成宗不置可否。宋朝使臣韩国华为了不辱使命，多次劝说高丽成宗，高丽成宗最后迫于情面表示可以出兵。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北宋朝开始了史称“雍熙北伐”的对辽战争。但宋太宗的乐观被现实无情地粉碎了，辽国在最初的防御之后，反守为攻，以凌厉的骑兵扫荡北宋的北部边境。在此次战役中，高丽朝鲜并没有出兵帮助北宋。显然，高丽朝鲜当初作出的只是一种口头上的承诺。
北宋朝征辽的一再失利，使宋朝廷反思与辽国战争是否明智，许多大臣主张言和。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双方约定就此罢兵，互不侵犯；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北宋每年向辽国交纳岁币，以金钱换和平。
城下之盟对于自认为天朝的中原王朝来说，自然是耻辱的。但它确实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北宋、辽国从此之后相安无事，北宋君主也很珍视这种局面。虽然北宋朝内部还有主战派发表联合高丽制辽的论调，如北宋枢密副使富弼在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上奏《河北守御十二策》中，就力陈联丽制辽的观点，但都并没有被采纳。
宋王朝确立了对辽国的基本国策后，也以此来指导宋朝与高丽朝鲜的关系，即宋朝与高丽朝鲜可以发展友好关系，但不针对辽国。
高丽朝鲜的文化源于隋、唐，在人文上自然对宋朝更亲近一些。对于北宋王朝的数次战略联盟的提议，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上，辽国与高丽朝鲜的关系在最初阶段是很糟糕的，高丽朝鲜数次遭到辽国的入侵，高丽朝鲜都以小国事大国的宗旨，委屈地以入贡谢罪以求和平。因此，高丽朝鲜自顾不暇，没有余力帮助宋朝。
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建元神策，兴起于木叶山的契丹族开始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之一。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泰封国大将王建杀弓羿自立，建国高丽朝鲜，都开城，史称王氏高丽。
后唐同光四年(辽天显元年，公元926年)，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置东丹国，始与高丽国为邻。
后晋天福元年(辽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高丽朝鲜灭新罗国、后百济国，统一了朝鲜半岛。王建使用高丽朝鲜这个国号的举动，充分显示其恢复渤海国故土的决心，在他统一朝鲜半岛后，即采取积极的北进政策。
辽国与高丽朝鲜的交往始于后梁龙德二年(辽天赞元年，公元922年)，史书记载：“是年春二月，契丹来遗骆驼，马及毡。高丽亦遣使报聘。”然而，随着渤海国的灭亡，与渤海国世称同种且一衣带水的高丽朝鲜已深深感到契丹的威胁，高丽朝鲜太祖王建对渤海故土被契丹所占更是不满。辽国境内渤海国遗民不断的反抗，而高丽朝鲜优待逃入其境的渤海人，无疑是对渤海国遗民反抗的支持，令契丹贵族十分不满。
后晋天福七年(辽会同五年，公元942年)，高丽朝鲜流契丹使节三十余人与海岛，系其所赠之骆驼五十匹于万夫桥下，不畜而死，遂与契丹交恶。高丽朝鲜的李齐贤曾曰：“若契丹者，与我邻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吾乃绝其交聘者，以彼国相与渤海连和，互生疑貮，不顾旧盟，一朝歼灭，故太祖以为无道甚，不足与交。所献骆驼皆弃而不畜。其防范乎未然者，有如此也。渤海既为契丹所破，其世子大充显等，领其余众数万户，日夜倍道来奔。太祖悯念尤深，至赐姓名，使奉其本国祖先之祀。其文武参佐以下，皆优沾爵命”。
高丽朝鲜一面积极经营西京(今朝鲜平壤)，一面于清川江以北筑德川，长青，安朔等城，将高丽朝鲜与辽国之边界由大同江推至清川江，作为对辽国的第一道防线；同时积极讨伐居住于鸭绿江沿岸的女真族人，蚕食女真族故地。为了防备辽国，高丽朝鲜还建立光军司，编成光军三十万。辽国则于东京设东京兵马都部署司，下设契丹、奚、汉、渤海四军都指挥使司，东京都统军使司与都稳祥司等部，重兵戍守。
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契丹与中原交恶，王建于此时欲与后晋共谋契丹，以恢复渤海国旧地。然而不久王建病逝，高丽国遂罢其谋。王建临终之时，亲售训要，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乃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北宋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高丽光宗八年，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高丽朝鲜遣使贡方物，奉其正朔，以为策应。而辽国历经辽世宗、辽穆宗、辽景宗数代，内乱频生，又要面对后周政权与北宋王朝的军事压力，故不愿用兵高丽国，避免使自己腹背受敌。
北宋雍熙二年(辽统和三年，公元985年)，辽圣宗初立，萧太后临朝，主少国疑。北宋拟乘势北伐，恢复幽燕。宋遣监察御使韩国华出使高丽，欲共谋契丹，高丽朝鲜国王王治“迁延未即奉诏，国华谕以威德，王始许发兵西会”(次年，宋辽之间爆发燕云之战)。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虽当时高丽国与辽国之关系不睦，辽国仍遣使赴高丽朝鲜请和。当下高丽朝鲜虽未敢妄动，辽国决意先发制人，于当年农历７月“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虽此次征伐因“辽泽沮洳，道阻而罢征”，但辽国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决议展开更大的征伐。次年农历12月，辽国东京留守萧恒德率大军东征高丽朝鲜，高丽朝鲜国君臣震动，除于诸边城军镇部署军力抵御外，特遣侍中朴良柔为上军使，内史侍郎徐熙为中军使，门下侍郎崔亮为下军使，帅三军出战，成宗王治亲征督战。
北宋淳化四年(辽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当高丽朝鲜大军进抵安北府时，辽国军队突然攻克蓬山郡，俘高丽朝鲜先锋军使尹庶颜，高丽朝鲜成宗王治遂遣侍中朴良柔奉表请罪求和。当下辽国的主要敌人是北宋，对高丽朝鲜的讨伐只是为了避免高丽朝鲜与北宋王朝合谋，形成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在达到威慑的目的后，辽军遂退。后高丽朝鲜又遣中军使徐熙来朝，请赐鸭绿江以东女真故地。辽国则与高丽朝鲜约定，高丽朝鲜“奉辽正朔”，辽国则赐高丽朝鲜女真故地。就这样，高丽朝鲜得到了其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北宋咸平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北宋、辽两国缔结“檀渊之盟”。辽国已无后顾之忧，高丽朝鲜的噩梦开始了。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辽统和二十七年，公元1009年)，辽国的承天太后驾崩。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公元1010年)，高丽朝鲜西京留守康肇弑主诵，立王询，是为高丽朝鲜显宗，史称康肇之变。当年农历8月，急欲摆脱承天太后阴影的辽圣宗以此为名，吊民伐罪，以树立个人威望。辽圣宗亲率四十万大军，以皇弟齐王隆佑留守京师，北府宰相萧排押为都统，北面林牙僧奴为督监，东讨高丽朝鲜。辽国今欲毕其功于一役，从根本上解决高丽朝鲜对辽国东部边境的威胁，因为高丽朝鲜“对渤海国故地野心勃勃，屡通中原图谋不轨，又筑城屯兵边上。”
农历11月，辽国军队渡过鸭绿江，高丽朝鲜则以康肇为行营都统使，李立与张延为副统使，率军三十万迎战。康肇退保通州，分三营拒辽军。辽军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率军出击，大败高丽军，康肇及李立被擒，不屈被杀。辽军接着又攻克郭州、肃州、饮马清川江。高丽朝鲜王询上表乞降，辽圣宗听从耶律瑶质之见“待其势屈力穷，纳之未晚”。因此，辽军继续南下，连陷霍，贵，宁等州，大军直抵高丽朝鲜都城开京，又遣乙禀攻西京(今朝鲜平壤)。高丽朝鲜显宗王询弃开城而逃，避难于平州。辽军入开城，焚宫室，于次年农历１月而还。辽圣宗以皇弟齐王隆佑为东京留守，并于鸭绿江夹江口筑来远城，以燕京骁猛，置两指挥，建城戍守，直属东京都统军使司辖下，强化对高丽朝鲜的防御。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辽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农历3月，高丽朝鲜遣蔡忠顺出使辽国，乞称臣如旧，辽国招王询亲朝。王询遣田拱之奉表称病不能朝。次年农历6月，辽圣宗遣中丞耶律·资忠出使高丽朝鲜，索还鸭绿江以东女真故地。高丽国拒之，并扣留耶律·资忠。
为此，辽圣宗遂于北宋大中祥符七年(辽开泰三年，公元1014年)命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率军讨伐高丽朝鲜。辽军架桥于鸭绿江，夹桥筑东西城，攻之，未果；又兵围兴化城，不克。辽圣宗遂命北府宰相刘慎行为都统，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都统，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督监，再率大军来伐。这次，辽国大败高丽朝鲜，斩高丽朝鲜大将郑神勇、高积余，克定远、兴化二城，又于郭州大破高丽朝鲜军，斩首万余，俘获无数，大军直至南海，然此时耶律·世良病逝，辽军遂退。
由于不断遭受辽国的入侵，高丽朝鲜希望重新与北宋王朝恢复贡使关系，以期联宋制辽。因此，高丽朝鲜使者尹徵古入宋，表示高丽朝鲜决心归附宋朝。北宋大中祥符八年(辽开泰四年，公元1015年)，高丽朝鲜再遣郭元入宋朝献方物，并抱怨辽国连年入侵，请求北宋王朝救高丽于危难之中。北宋大中祥符九年(辽开泰五年，公元1016年)，高丽朝鲜更是改奉宋朝的年号大中祥符以纪年，表示联宋抗辽的决心和诚意。
但高丽朝鲜的这一系列举动，并没有打动北宋朝廷。宋朝之所以不愿援助高丽，是因为宋朝与辽国已经签署“澶渊之盟”，因此不愿为高丽朝鲜而撕毁协议。不过，虽然宋朝不同意与高丽朝鲜联合，但还是非常友好地接待了高丽朝鲜使节，并回赠高丽朝鲜国王礼物，宋朝还劝高丽朝鲜与辽国自行修好。
北宋天禧元年(辽开泰六年，公元1017年)农历5月，辽国命枢密使萧和卓为都统，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为领军再次攻打高丽朝鲜，结果大败。遂与次年农历10月，再命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副，东京留守耶律八哥为督监率军十万再伐高丽朝鲜。高丽朝鲜以平章事姜邯赞为上元帅，大将军姜民瞻副之，率军二十八万八千三百迎战。姜邯赞伏重兵于兴化城，欲以逸待劳，一举歼灭辽军。但萧排押出其不意，迂回包抄，绕过兴化城，直趋开京。此举虽然达成战役上的突然性，然而由于辽军先天不足，攻城能力太差，面对高墙坚城的开京无能为力，乃大掠附近而还。
之后，辽军与姜邯赞所帅之高丽朝鲜军在茶，陀二河遭遇，辽军诸将皆欲使高丽朝鲜军渡两河而后击之，都监耶律八哥独以为不可，曰：“敌若渡两河，必殊死战，此危道也，不若战于两河之间。”萧排押从之。及战，高丽朝鲜军以强弩夹射，相持未决，忽风雨自南来，旌旗北指，高丽朝鲜兵乘势攻之，辽军大败。天云、右皮室二军溺毙者甚众，遥辇帐详稳阿果达，客省使酌古，渤海详稳高清明，天云军详稳海里战死。此役辽军惨败，可作为得胜一方的高丽朝鲜亦因为连年征战，已元气大伤，无力亦无勇气再战。凭借此役，姜邯赞成为高丽朝鲜历史上与乙支文德、李舜臣并立的圣将。
北宋天禧三年(辽开泰八年，公元1019年)农历8月，战端再起，辽国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会大军同讨高丽朝鲜，高丽朝鲜立即遣使乞供方物，求和。而辽国多年征战却了无所获，也同意了议和。但辽国以高丽朝鲜断绝与北宋的关系作为议和的条件，高丽朝鲜同意了辽的要求。从北宋乾兴元年(辽太平二年，公元1022年)起，高丽朝鲜复行契丹年号。
辽国与高丽朝鲜的战争前后数十年，双方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此，自北宋乾兴元年(辽太平二年，公元1022年)议和后，辽国与高丽朝鲜之间再无战争。
之后，高丽朝鲜遣使入辽国朝贡十分殷勤，辽、丽关系和平友好更于次年释放耶律·资忠，并上表请称蕃纳贡而达到颠峰，虽无法收回鸭绿江以东女真故地，辽国仍于鸭绿江东南岸设置了保、定二州(今朝鲜平安道)，并以定远军、怀远军、保宁军戍守，加上来远城一改鸭绿江天险为高丽朝鲜所制之局，以此二城控扼高丽朝鲜，也算不错了。终辽国之世，此二州一直为辽国之东国门。

科大佟教授

辽、宋和辽、高丽先后达成了和平协议，也为北宋、高丽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宋神宗委托商人黄慎拜见高丽朝鲜国王，并带来了宋神宗欲与高丽朝鲜复交的愿望。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高丽朝鲜回牒宋朝，同意与宋朝复交，但申明奉辽国为正朔，继续保持向辽国称臣纳贡。

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高丽朝鲜派出由百十人组成的代表团，以金悌为首，出使宋朝。次年，金悌完成使命携国书回国，宋神宗赐予高丽朝鲜使者大批礼物。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国书中并没有如同历代中国君主一样，赐予高丽朝鲜国王封号。

宋国对高丽朝鲜国策的理解，也换取了高丽朝鲜对宋朝的尊重，在给宋朝的官方文书中，没有使用辽国的年号纪年，而是使用甲子纪年。北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有一位高丽朝鲜官员因为在检校行北宋文书时，粗心大意没有发现书中使用了辽国的年号，宋朝因此拒收国书，结果该官员因此而被罢职丢官。

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宋神宗派遣安焘、陈睦等出使高丽朝鲜。为了这次出使，宋朝政府特地在明州建造了两艘大船，一艘名为“凌虚致远安济”，另一艘名为“灵飞顺济”。这是自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宋、高丽两国中断来往以来，宋朝第一次向高丽朝鲜派出使团。高丽朝鲜非常重视此次宋朝使臣的到来，特地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

宋朝使臣抵达高丽朝鲜后，高丽朝鲜政府派出重臣迎接，一路陪护到国都。在安焘完成使命回朝时，高丽朝鲜国王附上表章，表示对宋朝皇帝的友善的感谢；并且告诉宋帝自己患有风痹病，希望宋神宗能够支援医官和药材。第二年秋天，宋神宗回信表达了对高丽朝鲜国王的关心，并派遣以王舜封为首、由宋朝的宫廷太医组成的使团入高丽朝鲜，同时携带了一百多种名贵中药材，特为高丽朝鲜国王治病。

此后，北宋王朝与高丽朝鲜双方友好往来不断。




5.元朝对高丽国的战争与统治：

蒙古帝国在灭了辽、金、南宋诸国后，开始专注于高丽朝鲜。贵由汗元年(公元1246年)，高丽朝鲜又停止向中原岁贡。由此，蒙古军队从贵由汗二年～蒙哥汗八年间(公元1247～1258年)，连续四次发动了进攻高丽朝鲜的战争，迫使高丽朝鲜国王遣王子前来朝贡，并留蒙为质。

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春季，高丽高宗(安孝大王)王皞逝世，忽必烈派兵护送高丽朝鲜王子归国即位，同时宣布在高丽朝鲜境内实行大赦，送还高丽朝鲜俘虏及逃入辽东的民户，禁止蒙古边将侵扰高丽，以抚民心。

忽必烈视高丽朝鲜为元朝的属国和进攻倭奴国的跳板。元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夏，忽必烈责令高丽朝鲜新国王在高丽制造可载四千石的海船一千艘，以备元军将来攻打倭奴国或南宋王朝之需。

元朝对高丽朝鲜的控制和榨取，引起高丽朝鲜朝野上下的极为不满。元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农历8月，林衍废其王。同年农历10月，忽必烈派头辇哥率大兵压境；封在京朝觐之高丽朝鲜国王世子为特进、上柱国，并派兵护送他回国平乱；同时派兵部侍郎里德(一称里德)一行出使高丽朝鲜，令高丽朝鲜林衍等限期来京陈情，听候决断。在元朝三慑之下，高丽朝鲜都统领崔坦、李延龄等以西京(今朝鲜平壤)五十余城归降。高丽朝鲜国王复其位，并亲自朝见忽必烈。

元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农历1月，忽必烈将高丽朝鲜西京改为为东宁府(后升东宁路)，划归元朝辽阳行省，同时派头辇哥率领军队护送高丽朝鲜国王父子回国，委任脱脱朵儿、焦天翼为高丽达鲁花赤(督官)。同年春，元军兵临王京(今朝鲜开城)城下。此时，林衍已死，其党三别杪军首领裴仲孙等拥立王室庶族承化侯王温，退守珍岛(今朝鲜南金罗道)坚持抗元。

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农历5月，元军大将忻都率兵攻占珍岛，王温等被杀。金通精退往耽罗国(今朝鲜济州岛)。

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农历4月，忻都攻占耽罗国，捉拿了金通精等人。元朝遂设耽罗国诏讨司，屯兵驻守。

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农历5月，忽必烈将女儿忽都鲁洁丽米斯嫁给高丽朝鲜王子。农历6月，高丽元宗(忠敬王、顺孝大王)王倎逝世，王子王䞐继位，是为高丽忠烈王。翌年，应忽必烈要求，高丽忠烈王改变了所有与元朝相类似的省、院、台、部等官职名称，派遣二十名贵族子弟前来“入侍”元朝。

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夏季，元朝政府在高丽朝鲜创设驿站，加封高丽朝鲜王储为开府仪同三司和行省左丞相。第二年，元朝在高丽朝鲜征发军士、水手两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参加攻倭战争。高丽国民众不堪其扰。

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倭奴国侵扰高丽朝鲜沿海，在高丽忠烈王请求下，元军驻防金州。

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第二年，元朝政府正式在高丽朝鲜设置征东行中书省，以高丽朝鲜国王与元军将领阿塔海共领行省事。

元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忽必烈将耽罗划归高丽朝鲜。

元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铁穆耳大帝命阔里吉思为高丽朝鲜征东行省平章事。但是由于阔里吉思对高丽朝鲜内政横加干预，引起高丽朝鲜人民的极大愤慨。

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元成宗被迫撤销行省建置。然而，直至元末，高丽朝鲜的内政与外交均受到元朝政府的严密控制。

dazhonghua

6.大明王朝与朝鲜国的关系：
明朝政府和朝鲜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元至正十一～二十八年(公元1351～1368年)间，正值中国元朝末年，江南多路民变。最后，由朱元璋平定各路民变，于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应天府称帝，国号为“明”。其间由于中国局势一直不明朗，令高丽国内分为以崔莹为首的亲元派和以李成桂为首的亲明派。两派相争，亲明派最后得胜。
高丽朝鲜政权由于长期受蒙古族人统治，其国王虽然蒙古化，但其国人和爱国大臣还是向往中国的先进文明。蒙古贵族被明朝赶走后，高丽王还要追随残余的蒙古北元政权，激起了广大高丽人民和爱国大臣的愤怒。
李成桂等新官僚废除了高丽的私田制，改行“科田法”，一扫高丽王朝的旧势力。此法不仅把土地交由李成桂分配，还赋予统治国家的权力。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李成桂南下到南原一带，平定侵扰多年的倭寇，成功剿灭一股较大的倭寇势力，俘获倭寇六百多人。自此，李成桂的声望与势力与日俱增。
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朝在咸镜南道的南端元朝双城总管府(元至正十五年即公元1355年被高丽朝鲜吞占)设置了铁岭卫，移文告知高丽朝鲜。崔莹怂恿高丽朝鲜王辛禑铤而走险，进攻辽东。李成桂则得到李之兰的支持而极力反对。是年农历4月，辛褕派兵入侵明朝。李成桂渡过鸭绿江后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士气低落，于是回师松京，废黜了辛禑，流放了崔莹。之后，李成桂立辛禑之子辛昌为王，又废，改立高丽宗室王瑶(高丽朝鲜恭让王)。
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七月十六日，在高丽朝鲜大臣李之兰以及左侍中裵克廉、郑道传、赵浚等人的倡议推戴下，李成桂在松京(开城)寿昌宫即位。其时五十八岁。李成桂以“权知高丽国事”的头衔向明朝上表，称高丽国王昏乱，自己受推戴不得不即位。朱元璋则口气冷漠，道“尔恭愍王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作王。我不问，教他自作，自要抚绥百姓，相通来往”。
不久，李成桂拟定了两个国号——“朝鲜”、“和宁”，向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请命，并请求新国的国名。朱元璋赐其国名为“朝鲜”，并从此规定：朝鲜是中国的“不征之国”，史称李氏朝鲜。但是明太祖又以“李成桂顽嚣狡诈”为由，不正式册封赐印。于是李成桂的头衔变成了“权知朝鲜国事”。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倭奴国基本统一了，丰臣秀吉向外扩张，入侵李氏朝鲜。李氏朝鲜抵抗不住，向明朝求援。明朝政府随即派遣军队赶走了倭寇，取得了“抗日援朝”的伟大胜利。李氏朝鲜国王室对中国感恩戴德。
在朝鲜半岛，明朝、李氏朝鲜与倭奴国之间较大规模的战役有八次：
第一次是临津江之战：
日寇以十五万军队，由总督宇喜多秀家率领，佐以小西行长、加腾清正等将领，发动了第一次侵朝战争。
当时朝鲜军队二十万，由主将李溢率领进行抵抗，结果朝鲜军失利，二十万大军几乎被全歼。这是因为朝鲜已经有数百年没有战争了，“人皆不知兵”，在这次战役中朝军虽然也很英勇，但无奈在无论在武器装备、阵法和单兵格斗等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日寇，失败再所难免。
朝鲜政府紧急向明王朝求援。
第二次是平壤大战：

科大佟教授

明神宗朱翊钧接报，下令以大将军李如松为主将、杨元为副将，领偏将吴惟忠、查大受、祖承训等出动明军四万余人，进入朝鲜半岛。首战遇敌是由军团长小西行长，偏副将大村纯忠、远籐又次郎，佐领如籐安等日寇率领的号称三万的第一军团两万余人，结果明军大胜，毙伤俘日寇一万余人，而明军伤亡仅仅是不到八百人。日寇将领后籐加义阵亡。

在这次战役中，明军充分发挥了大口径火炮的优势，而日寇在当时基本上没有见过大炮，他们的火器是以霰弹火枪为主，而明军的火器则以大炮为主，射程远，威力大，而日寇将领和士兵没有躲避炮弹的经验，他们往往是死了一批又上去一批，成为了明军大炮的活耙子。

第三次是碧蹄馆大战：

明军出动骑兵五千人，由主将李如松、副将李如柏、李如梅、查大受、祖承训、李有异等率领下，在碧蹄馆地区直接攻击日寇第三军团、和第六军团和第九军团共三万六千余人。平壤大战失利后，日寇由军团长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羽柴秀胜，副将加籐光泰、久野重胜、小河信章、后籐基次、小野和泉、小野成幸、池边永晟、小川成重、安东幸贞等为将，率领三个军团抗击明军。结果，在凶悍的明军骑兵攻击下，日寇再次失利，伤亡超过八千人，明军也伤亡两千四百余人。日寇将领久野重胜在乱军中被祖承训击毙，池边永晟被祖承训一刀劈死，小川成重死於李有异的刀下，小野成幸被李如柏击毙，十时连久被李如梅击毙，安东常久被查大受斩落马下，安东幸贞被查大受击毙。明军将领李有异在杀死了小川成重后，被日寇士兵用钩子钩落马下，惨死於几十名日军士兵的乱矛之下。

这场战役实是一场遭遇战，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明军在派出三千骑兵搜索日寇的位置，三千骑兵在消灭了日寇两千人的先头部队后，与日寇大兵团遭遇，引发了碧蹄馆大战。

碧蹄馆战役中，明军发挥了骑兵的巨大的冲击威力，日寇缺乏骑兵，也缺乏对付大批骑兵集团作战的经验，当时日寇国内严重缺铁，士兵的盔甲基本是以竹制盔甲为主，只有少量的武士才穿铁制盔甲，大部分的武士和足轻(轻装步兵)是竹制盔甲甚至没有盔甲，因此明军骑兵一般一刀就可以击毙一名日寇，而日寇则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打死或打伤一名明军士兵。所以在明军的铁骑兵面前，日寇无论是在装备上和单兵格斗上都远远不是明军骑兵兵的对手。而且，李如松所率五千明军骑兵，多是常年累月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精锐士兵。

第四次是王京(汉城)围困战：

经过碧蹄馆大战，日寇对明军的强大战斗力感到了极大的惊恐，总督宇喜多秀家命令部下紧急靠拢坚守。明军主将李如松率三万明军和朝鲜军共四万，包围了十二万日寇。

李如松派一百人的敢死队，突击攻入日寇主要粮仓龙山仓库，一把火烧个精光。当时守卫仓龙山仓库的日寇精兵由和川家五百忍者守卫，结果被一百明军敢死队杀死三百余人，大火燃起后，龙山仓库指挥官本多重葵切腹自杀。明军和朝鲜军共伤亡五十余人，朝鲜军将领高彦伯在乱战中为救明军将领查大受而被日寇击毙。日寇开始向明军请求议和。

第五次是南原保卫战：

南原城明军守军三千人、朝鲜军三千人，由明军主将杨元指挥，朝鲜军将领方时辉、郑文图等为副将，固守南原城。日寇出动第一军团和第八军团一共五万五千人，由军团长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指挥，力求攻占南原城。结果南原城失守，明、朝联军除了两千人最后突围出去以外，其余四千余人全部阵亡。日寇为此付出损失七千余人的代价。

由于明军主将李如松的战略失误，急于寻歼各处日寇，而将本来总兵力就不到日寇一半的明军兵力过於分散，使的当日寇集中兵力攻击南原城时，其他地方的明军无法及时增援南原。

dazhonghua

明军和朝鲜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可以用可歌可泣来形容，据日寇《征韩史札》记载：“明军和韩军在大炮没有弹药，箭石全部用完，粮食也消耗完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投降，全部战死。其勇猛精神使本部将士皆深为震撼。”

第六次是稷山战役：

明军出动五千人，朝鲜军出动两千人，朝鲜僧兵主动增派一千人，合兵八千，由明军将领解生指挥，佐以副将杨登山、塞摆等，攻击日寇第三军团一万四千人，日寇军团长黑田长政没料到兵力只有己方一半的明军会主动攻击，连忙偕同副将伊达政宗、后籐基次、林道利等仓促迎战。结果明、朝联军大胜，击毙日寇六千余人，联军则伤亡两千五百余人。

这五千明军是当年由明朝著名大将军戚继光在北方练兵时训练的军队，使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三次连发火枪，日寇根本无法抵御。同时，明军主将解生采取了避开日寇正面，从后面突然攻击的战术，也令日寇措手不及。

第七次是蔚山大会战：

明军出动三万六千人，会同朝鲜军近一万人，由明军将领杨镐指挥，副将麻贵协助，佐以高策、李芳春、李如梅、卢继忠、董正谊、王问、许国威等明军副将和朝鲜军将领柳如龙，与日寇第二军团、第三军团、第六军团、第九军团总共六万四千余人在蔚山展开正面战。日寇主将有军团长加籐清正、黑田长政、小早川秀秋(小早川隆景之子)、羽柴秀胜，佐以副将浅野长政、浅野幸长、竹森义盛、饭田角、森本仪太夫、九鬼四郎等。结果中朝联军苦战失利，明军伤亡一万一千余人，其中阵亡七千余人，伤四千余人，朝鲜军伤亡近四千人，明军将领卢继忠阵亡。日寇伤亡一万两千余人，将领竹森义盛、森本仪太夫战死。

战役开始的时候，明军在战场上占据优势，日寇在野战上比明军骑兵差，在遭到了重大伤亡后，日寇主将加籐清正放弃了与明军进行野战的打法，而采取了坚守城池。日寇边打边撤，撤退到最后一个也是最坚固的阵地岛山，由于该部明军缺少大炮，所以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最后连续十几天下雨，明军弹尽粮绝，被迫撤退。日寇继而发起追击，却被明军后卫部队阻击，也无法扩大战果，双方又恢复了战前的态势。

明军的失利，在于决战时机不成熟。当时明朝水军还没到达朝鲜，无法从海面上切断日寇的补给线，而日寇的援兵、粮食则源源不断的支援蔚山战场，当时朝鲜已经进入雨季，道路淤泥，明军的大炮没有办法运到蔚山前线战场，使得本来在兵力上已经不占优势的明军在火力上也不占绝对优势。另外，在岛山进攻战中，明军久攻不下，将领们要求撤退到外围实施“围点打援”的战术，而指挥杨镐却一意孤行集中兵力强攻岛山，致使伤亡惨重，而由于打援部队的兵力不足，反被日寇援兵袭击了后方，致使全军败退。幸亏明军后卫部队作战凶悍英勇，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一次是顺天郡战役：

明军出动两万余人，由著名将领刘铤指挥，佐以副将李应轼、吴宗道、吴广、王士琦等，展开与掩护日寇全军撤退的、由军团长小西行长指挥的日寇第一军团一万四千余人的正面作战。日寇其他将领有副将马晴信、松浦镇信、远籐又次郎、内籐如安、大村喜前、后籐信康。结果明军大胜，毙伤日寇七千余人，击毙日寇将领大村喜前，明军也伤亡三千六百人。

战役开始，明军主将刘铤采取了假和谈的方法，诱使小西行长出城，后事情败露，日寇开始想以骑兵冲击明军的左翼，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刘铤来个大包围，全军覆没。日寇在顽强防守了五天后，巧妙地躲过了明朝的水军拦截，成功地从海上撤逃回国。

后来，在明朝崇祯年间，明朝政府又曾联合李氏朝鲜、蒙古以抵抗满清政权。当后来后金政权进攻李氏朝鲜并逼迫其背叛明朝时，当时的李氏朝鲜孝宗李淏说：“我们和明朝就像儿子和父亲，哪有儿子帮助外人对抗父亲的道理！”于是后金政权数次入侵李氏朝鲜，并以屠戮逼迫，李氏朝鲜不得不与后金政权和谈，但还是在暗地里协助明朝。当后金大汗爱新觉罗·皇太极责令李氏朝鲜负责运输粮草时，其运输粮草的朝鲜辎重队故意靠近明朝军队，引起明军的注意并劫夺，以此将粮草献给明军。

一直到了明朝灭亡之后，李氏朝鲜还准备了好几个“反清复明”的方案，但由于自己的力量实在微弱，都未能实现。此后，李氏朝鲜与国民仍旧遵守明朝的政体，在衣冠礼仪上，都是坚持明朝的传统典制，一直到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8月22日被日寇吞并。

科大佟教授

7.朝鲜的“反清复明”

朝鲜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淏，早年跟他哥哥朝鲜昭显世子一起，曾经被入侵朝鲜的皇太极掳到盛京当了很久的人质。

明崇祯十七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满清入关，定鼎中原。农历11月9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了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李澄(李淏的哥哥，当时的朝鲜王储)和凤林大君(李淏)，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农历3月，久居满清做人质的李澄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天使”到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农历5月21日，李澄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暴毙于昌德宫中。李倧随心知肚明，但是讳言此事，怕多尔衮深究，遂向清朝上报“世子病亡”。农历6月7日，被多尔衮释放的凤林大君回到汉城。李澄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亲眼目睹了明亡清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积累了处理朝清关系的丰富经验。多尔衮对其逝世“深为惊悼”，虽对其暴毙觉得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只得不了了之。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农历11月14日，清朝政府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

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公元1627年和公元1636年的两次侵朝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鲜一方，明朝灭亡本是调整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机，但是，反清份子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朝鲜李朝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的《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而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中，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就是不用清朝年号。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朝末期，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问题，朝鲜政府就是这样处理的。

当时朝鲜的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朝鲜李朝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据韩国学者姜万吉在《韩国近代史》一书中记载：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一千人，禁军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两万名。后来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以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集团多次请日寇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李淏的儿子显宗李棩和孙子肃宗李焞，对联日伐清之事也很积极。

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寇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寇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寇素和好，奏折不实，清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南明政权的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

作为历史，朝鲜没有介入中国的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寇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伐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中朝关系改善的步伐。朝鲜的北伐论者不想肯定中国在满清统治下的文化和经济先进性，以后还几乎全面封锁了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明朝灭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阙之礼。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公元1704年)，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日子，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而兼有报德之意。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万历)、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并存。

由于以追求实利为标准的外交传统始终在朝鲜起作用，清朝政府又主动采取种种善意举措，康熙大帝在统一台湾后，中朝关系终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本书按：

朝鲜半岛历史上所建历代王朝，一直为中国历朝历代的番属国，因此从未有称“皇帝”而仅称“国王”。只有在甲午海战之后“反清复明”无望，才有短暂时间称帝制。

科大佟教授

8.满清王朝与朝鲜的恩怨：

朝鲜与满清，有着数百年的恩怨。可以那么说，除了日寇之外，与朝鲜持续时间最长、威胁最大的敌人，就是满清政权了。从地缘上来看，满清的老家满洲亦即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只相隔了一条鸭绿江而已，比之朝鲜与日寇相隔的对马海峡来说，实在是近得多了。在朝鲜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南倭北虏”的外患，“南倭”指的是日寇，而“北虏”就是指女真以及后来的满清了。

远在公元十世纪建立的高丽朝鲜时代，女真族人作为辽国东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就有了几次侵入朝鲜半岛的事件。但是当时，高丽是唯一打败过辽国铁骑的国家，并且与北宋王朝有同盟的关系，因此是个军事上和政治上非常强大的国家。女真族人当时不过是小小的蛮夷部落，尚无力威胁到高丽朝鲜的政权。其后辽国灭亡，女真族人兴起，建立了强大一时的金国，并灭亡了北宋王朝，而高丽朝鲜此时进入了中期，国力变得衰弱了。终于，强大的金国迫使高丽朝鲜臣服，也是女真族人第一次征服了朝鲜民族。

到了公元十三世纪，蒙古族人取代了女真族人，成了高丽朝鲜的新宗主国。元朝灭亡后，高丽朝鲜也被李成桂建立的李氏朝鲜推翻。从此，李氏朝鲜又臣服于大明王朝，而女真族人，重新回归到了北宋年间的状态，成为明朝时期东北辽东半岛上的蛮夷部落。然而，此刻的女真族人依然保持了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像是长期威胁明朝北方边境的蒙古部落瓦剌和鞑靼一样，女真部落也是从李氏朝鲜开国开始，就长期威胁着朝鲜北方边境。对于明朝和李氏朝鲜来说，蒙古和女真一直是北方大患，而对于蒙古和女真来说，明朝和李氏朝鲜的广大国土一直是觊觎的野心了。这样一来，明朝与李氏朝鲜、蒙古与女真的两大军事同盟很自然地就形成了。

明王朝和李氏朝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国的。处于王朝初期的两个国家，都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与李氏朝鲜第四个国王世宗荘献大王李祹，就先后发动了远征蒙古和女真的军事战争。而蒙古与女真，当时根本就不是明朝和李氏朝鲜的对手。原本趁着高丽朝鲜末期混乱年代侵入朝鲜半岛内地、并建立了六镇的女真部落，很快就被李氏朝鲜的军队重新赶回到了鸭绿江的对岸，各部落无奈地向明朝臣服。

科大佟教授

从公元十五世纪后半叶开始，明朝和李氏朝鲜都进入了王朝中期时代。制度和文化上非常相似的两个国家，朝政都逐渐沦落到了朋党大臣的手中。疲于内斗的两个国家，其军事力量都渐渐变弱。尽管如此，把持明朝内政的宦官王振挟持着明英宗，还是盲目发动了远征蒙古瓦剌部落的战争，结果非但遭致惨败，而且还引狼入室，导致瓦剌军队威逼京城。东邻的朝鲜，此时正是第七位国王世祖刚刚发动内乱篡位的时候。女真部落利用这个机会又一次侵入了朝鲜内地。到了第十位国王燕山君时期，国内政局的动荡加上南方倭寇的大肆侵入，使得朝鲜根本无力与北方的女真部落对抗。朝鲜北方的大片国土，逐渐变成了女真族人的殖民地。

朝鲜国王燕山君的暴政，引发了臣下的叛变。大将军朴元宗等人废除了燕山君，拥立了新国王中宗即位。把握了军权的朴元宗等反正功臣们，对内对外都采取了铁腕强硬政策，多次调动大军北伐女真。女真首领速古乃屈服于朴元宗的军事力量之下，被迫再次向朝鲜朝廷臣服，并主动归还了当初侵占的朝鲜国土。但是，稍稍取得边疆安定的朝鲜，却又一次转回到了无尽的内斗之中了。

接下来的仁宗、明宗时期，朝鲜的实权被文定王后把持。崇佛排儒并好于内斗的文定王后，根本无心关心北方边境之事，这样又给了女真族人可趁之机。到了公元十六世纪末第十四代国王宣祖初期，朝鲜北方的大片国土又沦落到了女真部落的手中。为了抵抗女真族人的入侵，宣祖国王派出了李舜臣、元均等名将北伐征讨，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却难以根治女真大患。

就在这个时候，女真族和朝鲜国内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朝鲜内部的朋党纷争日趋成熟，终于诞生了东人党和西人党这样的成熟政党，开始了长达两百年的朋党政治。而女真族各大部落之间的内斗也日趋白热化。为了替祖父报仇的建州女真首领佟·努尔哈赤，联合明朝中央军的力量，逐渐吞并女真的其他部落，开始了统一女真的行动。

视女真族为心腹大患的明朝和朝鲜，刚刚准备抽动大军夹击女真，就面临了日寇的巨大威胁。统一了日本国内的关白丰臣秀吉，发动大军侵略朝鲜，并占领了朝鲜的半壁江山。为了帮助朝鲜解围，明朝出动大军入朝作战。在明鲜两国军队的配合之下，终于赶走了日寇。但面临西北边境新内乱的明朝以及战后重兴的朝鲜王朝，都无暇顾及女真部落。这样，给了佟·努尔哈赤充分的时间来兼并各部，最终统一了女真全部。

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且建立了后金的佟·努尔哈赤，把军事上的主要目标瞄准了明朝。这样，明朝的属国朝鲜反而得到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佟·努尔哈赤多次以平等的国书表示了要与朝鲜和平共处的态度。而朝鲜第十五代国王光海君，也认识到了朝、金两国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便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愿意与后金修好，对内积极培养国力，准备应付以后的战事。

朝、金两国的和睦，令明朝中央政府非常的不满。明朝多次以宗主国的身份胁迫朝鲜出兵协助讨伐女真。光海君象征性地征讨了几次后金，佟·努尔哈赤了解朝鲜国王的真实用意，因此密约光海君，表示不会调集军队来攻打朝鲜。光海君以后也以国力不济为由，推托了明朝皇帝下令征讨的诏令。光海君的所作所为给了他的政敌以推翻他的借口。

光海君是依靠朝廷里大北派的势力登上王位的，而大北派的政敌西人党一直处心积虑要除掉光海君。这样，明朝就大力支持西人党，推翻了光海君，拥立了他的侄子仁祖为新国王。仁祖国王和西人党上台后，改变了对后金的怀柔政策，接受明朝的诏令，积极备战讨伐女真。后金与朝鲜的关系，一下子就恶化了起来。

继承佟·努尔哈赤之位的后金新大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对朝鲜的转变十分恼火，决定侵略朝鲜。

明天启七年(后金大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爱新觉罗·皇太极派他的堂兄爱新觉罗·阿敏率领大军南侵朝鲜，朝鲜史称“丁卯胡乱”。以屠戮平民闻名的爱新觉罗·阿敏，早年在辽东半岛，就多次屠杀汉人百姓，此番进攻朝鲜也不例外，血洗了整个朝鲜北部。仁祖国王和西人党被迫向后金臣服，表面上宣布脱离明朝，并与爱新觉罗·皇太极缔结了兄弟之盟。但是，明朝考虑到拉拢朝鲜有助于在后金的背后放下隐患，因此没有追究朝鲜臣服于皇太极之罪，相反却派出了军队支援朝鲜抵御后金。尤其是在明崇祯帝即位后，对后金一直保持着强硬政策，因此朝鲜并没有真正臣服于后金。

基于这样的状况，为了彻底免除后患，已经改国号为大清的爱新觉罗·皇太极，于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出动大军亲征朝鲜，朝鲜史称“丙子胡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