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名将蔡锷光辉磊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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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一、袁世凯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

1916年2月7日，莫理循见到骑虎难下的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并认为可能会重演辛亥革命的一幕。然而，两年半之前在“二次革命”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南方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不相信，他不仅自负地认为可以将装备很差、兵力薄弱的护国军镇压下去，“而且主观臆测‘蔡锷有野心’，问莫理循是否认为，蔡锷会统治中国。对此，莫里循轻蔑地斥之为‘愚蠢的问题’而未加理睬”〔1〕。

袁世凯恐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舞台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我最初是从李敖编的《拆穿蒋介石》序言中看到这句话的：“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后来读到梁启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也有“出为国民争人格”一语，还有“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陶菊隐《政海轶闻》“蔡锷”一则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蔡锷的遗嘱中也有“以争国民人格”语。

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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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亲谈》中有更为详细的回忆：“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蔡将军锷者，时方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师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密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戡当时刚辞贵州巡按使］……戴君于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画，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3〕

蔡锷抵达昆明几天后，反袁护国的枪声就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打响。当他秘密离北京、取道天津赴日南下之际，曾与老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4〕云南誓师之日，蔡锷、唐继尧等也以两事相戒，称：“一绝对不争权力，一不作亡命之想，果若战败，惟有全军战死。”〔5〕

在云南举义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然宣布独立，则原有将军、巡按使等名称已不适用，应该另外改组政府。有人提议设立大元帅府或临时元帅府，以资号召，但蔡、唐都不赞成，“以为云南以大义为天下倡，原期各省闻风响应，若先设此机关，使人谓我辈之举，系为权力，反阻人向义之路。宜俟响应省份稍多，然后就各省公议组织，方足以示大公”。最后决定成立云南军政府，军队改称护国军，将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6〕

唐继尧（1883～1927）只比蔡锷小一岁，但进日本士官学校要晚得多。蔡是第三期毕业，唐是第六期，而且唐曾是蔡的部下。当辛亥革命时，蔡为协统，唐是管带，在重视资历的军界，蔡锷无疑是唐的老前辈，所以唐提出以蔡锷为都督，自己率第一军进入四川。而蔡锷不同意，他认为唐在滇主事甚久，驾轻就熟，非唐莫属，自己此来是为牺牲救国，愿为前锋，独任其难。实际上此举更主要的因素还是他不愿取代唐的地位，让世人误以为他为权力而来。当时有这样一番对话，唐发言：“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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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亲谈》中有更为详细的回忆：“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蔡将军锷者，时方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师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密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戡当时刚辞贵州巡按使］……戴君于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画，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3〕

蔡锷抵达昆明几天后，反袁护国的枪声就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打响。当他秘密离北京、取道天津赴日南下之际，曾与老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4〕云南誓师之日，蔡锷、唐继尧等也以两事相戒，称：“一绝对不争权力，一不作亡命之想，果若战败，惟有全军战死。”〔5〕

在云南举义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然宣布独立，则原有将军、巡按使等名称已不适用，应该另外改组政府。有人提议设立大元帅府或临时元帅府，以资号召，但蔡、唐都不赞成，“以为云南以大义为天下倡，原期各省闻风响应，若先设此机关，使人谓我辈之举，系为权力，反阻人向义之路。宜俟响应省份稍多，然后就各省公议组织，方足以示大公”。最后决定成立云南军政府，军队改称护国军，将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6〕

唐继尧（1883～1927）只比蔡锷小一岁，但进日本士官学校要晚得多。蔡是第三期毕业，唐是第六期，而且唐曾是蔡的部下。当辛亥革命时，蔡为协统，唐是管带，在重视资历的军界，蔡锷无疑是唐的老前辈，所以唐提出以蔡锷为都督，自己率第一军进入四川。而蔡锷不同意，他认为唐在滇主事甚久，驾轻就熟，非唐莫属，自己此来是为牺牲救国，愿为前锋，独任其难。实际上此举更主要的因素还是他不愿取代唐的地位，让世人误以为他为权力而来。当时有这样一番对话，唐发言：“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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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蔡锷与袁世凯

“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复杂。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自己，称“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10〕。深知蔡锷的梁启超此言不会是无根的，他也没有必要为袁世凯说好话。可见少年蔡锷之能顺利到日本留学，确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

不过蔡锷以“士官三杰”的荣誉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直到辛亥革命后，即1912年1月12日，已经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11〕。但蔡锷同时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的，也流露出了他对袁世凯的不满。

1912年1月20日，蔡锷致电孙中山等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12〕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公开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并认为这只是“袁之狡谋”，鲜明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13〕。蔡锷极力主张北伐，并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称“甘冒不韪，乃有袁贼”，其前锋已从贵州进入湖南。2月12日，等到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军将领敦促清帝退位的通电发表后，蔡锷致电黎元洪还表示要提高警惕：

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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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蔡锷对袁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３月６日，他在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文中主张建都北京，称：“若夫祛除私见，调和感情，袁公当优为之，似可无烦过计。”〔15〕3月25日，蔡锷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16〕。4月11日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17〕。总体上看，只要袁拥护共和，蔡锷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事实上，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蔡锷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1913年2月25日，当宋教仁遭暗杀后，蔡锷也曾通电谴责这“卑劣”的暗杀手段，“痛切陈词，声与泪并”〔18〕。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19〕，尤其“严禁军人干预”。蔡锷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当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20〕。当南北战争迫在眉睫时，5月17日，蔡锷曾和四川、贵州、广西等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称“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6月7日，蔡锷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阻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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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战事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江西、南京等地烽烟四起，蔡锷仍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认为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已近尾声，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届时再以武力对付袁也不迟。他甚至天真地想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军驻武汉，“劝令宁、赣罢兵”〔21〕。

蔡锷后来虽然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22〕。他是反对内战的，认为“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23〕。所以蔡锷反对袁世凯为将士授勋，认为那样做无异是“奖励残杀同胞”。

“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黄兴送蔡锷这副对联是在1913年6月。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当时“二次革命”已箭在弦上，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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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之所以不同意“二次革命”，反对以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这在他1913年7月24日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得比较清楚：“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25〕还有一个原因蔡锷自己没有说，即梁启超一直有个看法，认为在民国以后中国所面对的主要是两大势力，一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这是蔡锷所同意的。孙中山等发起“二次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后一种“乱暴势力”，是不能接受的。

这一点蔡锷于1913年10月5日离开云南前夕在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欢送会上演说时说得比较明白：“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26〕当然蔡锷也深知“根深蒂固”的官僚派“最难征伐”。梁启超是进步党的重要党魁，曾公开倡议“军人不党”，退出统一共和党的蔡锷在老师的邀请下同意出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

毫无疑问，因为没有进步党的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就不会那么顺手。这是袁氏后来称帝时万万没有想到的。还有一点也是袁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暴烈派”被逐出政治舞台后，梁启超、蔡锷所代表的力量所忧虑的就是袁所代表的“官僚派”，他们最后的决裂几乎也是必然的。

袁世凯以强大武力把整个民国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因而深为袁所忌，只有自请离滇。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蔡锷辞职离开云南其实并不是在袁的逼迫下。早在1913年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27〕

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回忆说：“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28〕再者，蔡锷很难驾驭手下几个云南籍的部将，如李鸿祥等对他就不太服气，使他去意更坚。

1913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令说：“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著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7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9日动身进京。不过他虽然离开了云南，但其旧部及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在，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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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虎于柙”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其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例如，袁就曾对亲信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蔡锷也是大智若愚，深恐招袁之忌。在京期间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经界局看过的文件。他深知袁氏让自己到经界局是敷衍自己，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在此也很想有所建树。不过短短半年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可见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也只有这个经界局和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以后，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各种组织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蔡锷韬光养晦，一方面“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一方面却与梁启超及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早在这年9月底，远在美国的黄兴有密函劝他设法脱离虎口，起兵讨袁。蔡锷也派专人送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密信给黄兴，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

他在北京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做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而且对帝制问题“虚与委蛇”，很快表态，留下了一份由自己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一共十二个将军列名其后的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书。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所写，原件至今还保存着。

为此，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还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蔡锷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29〕但袁对蔡锷仍不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找电报密码本。而蔡事先已有防备，已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而关于蔡锷离京一事，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中说，1915年11月9日，蔡锷曾与袁家普密商，告诉他自己已决定出京，要求袁家普在自己走后，“务宜不动声色，力持镇静”。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出京，19日袁家普追到天津，蔡锷“已于先日乘山东丸赴日矣”〔30〕。其间，蔡锷有两篇《呈袁世凯文》。其中1915年11月22日给袁世凯的呈文说“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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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的批令是同意：“著给假两月。”〔31〕几天后，蔡锷又一次呈文给袁世凯说：“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批令：“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32〕这两个呈文大概都是蔡锷脱离袁的手掌之后寄出的。而老谋深算的袁氏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只有哑巴吃黄连。从这两个呈文和袁的批令来看，蔡锷离京赴日还是比较从容的。在日本，蔡锷还曾上书袁世凯，“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33〕。

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他并感叹“纵虎出柙”，大有悔意〔34〕。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辗转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但在宣布独立前的一天（24日）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痛哭陈词”。在此后的宣言、文告中他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当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企图缓和举世汹汹的人心以继续把持权柄之时，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的电文中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35〕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还要继续做大总统的行为，并在4月18日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要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36〕此前，蔡锷曾表示袁世凯对自己“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37〕。

“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所以，蔡锷之起义反袁，是为了公义，为保卫民国，“为时势和良心所迫”，不能“兼顾私情”，因此，他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怀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国、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对此他毫不后悔。1916年5月16日蔡锷在写给潘蕙英的家书中说：“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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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在1月31日的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39〕好友石陶钧回忆他在誓师之时“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40〕。陶菊隐也说，蔡锷在举义前向滇军将校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41〕其时，是否能打倒袁世凯、蔡锷也毫无把握，护国之举从力量对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护国军入川之际，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

蔡锷举兵反对袁世凯称帝之因，还可以从他自己的思想深处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连载发表《军国民篇》的长文，首次阐述了自己的军国民主义理想。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包含了富国强兵之义，他对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寄予厚望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军国民主义只有假手雄才大略的权威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5月在“二十一条”交涉时，蔡锷写给朋友曾广轼的信中提及袁世凯曾对他说过的话：“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蔡锷说，这话如果当真，那是中国的“无疆之福”，自己“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42〕。

作为信奉军国民主义的军人，抵御强敌、洗雪国耻乃是蔡锷最大的心愿。他对袁世凯抱有一些幻想，在这里可见一斑。当然，蔡锷还是保持着清醒、审慎的头脑的，并没有完全信赖袁氏的话。这在他未公开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出来：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伸正谊，以争国民人格。〔43〕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之所以反对他称帝，竟然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人格”一词在袁氏的辞典中是找不到的。因为蔡锷自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以来，目光高远，已非传统的军人可比。他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近代职业军人，不愿做军阀，这在当时就是空前之举。蔡锷在《军国民篇》中说得明白：“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44〕他所理解的国民人格是建立在自尊、自立的基础上的，这不是旧权威袁世凯所能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