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贝宁：我真得长得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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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贝宁：我真得长得很法律文/晓辉摄影/张久智采访撒贝宁让笔者经历了采访史上的两个第一。一是约访时间长，二是采访地点很特别。约访时间就像是跑马拉松，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才真正在他录制间隙的一个小时内完成了此次采访；而采访地点的特别就在中央电视台外租办公场地的院子里进行。
在外人看来，撒贝宁非常风光：毕业于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第一名；就职于很多人羡慕的中央电视台；未出校门就当上节目主持人，并成为国内最年轻的优秀节目主持人之一。但是在撒贝宁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法律。因为法律，他才能真正站在众人面前，有了一展所长的机会。
与法律结缘用撒贝宁的话说就是：自己跟法律之间是有缘分的。这也是经过了很多事情后，回过头去看，才一点一点理出来的。最早接触法律的时候，撒贝宁并没有感觉到法律对自己有多重要，高中毕业，因为成绩与个人能力非常突出，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北大）。当时学校给了几个专业让他选择，这其中包括政治、经济、中文和法律等，这些专业撒贝宁都很喜欢。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法律，当时选择法律专业的初衷只是觉得学法律今后对展示自己的才能有帮助。撒贝宁说：“因为当时我喜欢看港台电视剧，里面经常演一些法庭的场景，我觉得学法律就会像那些法庭上的律师一样，你可以去说服别人，用你的知识，用你的语言以及个人魅力，所以觉得法学就是展现人才学的一个舞台。而相比之下，法律可能更符合我自己的个性，所以就选择了它。但是选择以后才发现，法律并不是那么浪漫的事情。”
很多年过去了，撒贝宁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从小就没有当一个法官或者律师的梦想，怎么就偏偏与法律打起了交道。如今，他还是能清晰的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愿望：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他的愿望就只有一个：做一个火车司机。撒贝宁分析说：“我觉得这可能跟童年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母亲是沈阳人，在广东当兵，每年都会有探亲假，而父亲是武汉人，自己又在广东出生。记忆中每隔4年，就要跑遍祖国的南北：从广东到武汉，然后乘车到北京，最后转车到沈阳。”
撒贝宁认为自己小时候对世界的感知，完全来自铁路线，或者应该说小时候对事物的理解和对社会最多的感知是来自火车的车窗。当时觉得生活在这么辽阔的一个地方，坐火车需要几天几夜，自己的亲人分布在祖国不同的地方，而铁路线就是连接亲人关系的一个最直接桥梁。通过火车的车窗撒贝宁能看到周围的世界，看到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雪景，看到了长江、黄河。所以那时候的撒贝宁坚持认为：只要坐上火车，就可以感受整个世界，火车能满足他最原始的好奇心，并且觉得最便捷的可以坐火车的理由，就是当一个火车司机。想象一下自己把车开到哪里，人们就跟着到哪里，那其中有一种主宰的感觉、自由的感觉，而那种眼界的广阔是别人比不了的。撒贝宁说：“那时候认为当火车司机是一个男子汉气质最好的体现。”而长大后的撒贝宁没想到，自己的职业定位却是一个完全跟火车不沾边的法制节目主持人。
我们都是钻空子的人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将律师和节目主持人这两种职业进行比较。但在撒贝宁这里，却成了一种非左即右的选择。实际上很多法律专业的学生，最后的职业大部分会选择做律师，而做法制节目主持人的却是很少数的一个群体。所以比较两个职业，撒贝宁认为：其实我们都是“钻法律空子”的人。律师和法制节目主持人最大的不同是参与了国家法制建设的不同部分。律师通过每一个个案对法制进行维护去促成公平和公正，去见证一个国家法制的建设。而节目主持人则是通过不同的个案对立法者提起警示，就是每一个节目一个故事，但是节目并不参与进来，只是将这个案子作为一个素材，需要分析的是法律背后的事情，并不代表哪个当事人的利益，惟一代表的是能够促进案件公平判决的这么一个角色。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法制节目主持人，应该站在一个记录者的立场、一个评论者的立场上，而律师就需要亲身参与进去，代表某个当事人的利益。对于人们所说“钻”空子的情况，撒贝宁是这么认为的：人们说律师是钻法律空子，实际上我们也是在钻法律空子。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我们的呼吁，引起立法者，包括执法者甚至包括司法部门的注意。我们的节目也会选择目前在我国的法制建设过程当中存在无法解决的内容，这就说明法律有漏洞，比如哪些地方是没有立法规定的，所以造成一个案子没有办法解决。通过我们做一期节目，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今后在立法的时候将这一条考虑进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也是在钻法律空子。但律师则有点不一样，因为他要代表某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所以他要尽量从法律当中寻找不健全的因素，帮助当事人寻找有利的条款。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们也许就会发现有对当事人有利的部分。他们的钻空子和我们的钻空子，其实最终结果都是帮助立法进行完善。但是可能实际效果不一样。我们寻找到一个空子，就能引起立法者的注意，但是律师寻找到，他的官司就可能打赢。所以确实存在差别，但是最终目的是一样的。
我长得就是很法律这句话有点“瞧我七十二变”的感觉：看我长得多法律。其实这话不能不说很经典。对于一个法制节目主持人来说，长得像法律就代表着这个主持人真的是适合做法制节目。对于这一点，撒贝宁的解释是：“这话可不是我自己说的，有时候观众会说出很多经典的话。记得有一次《今日说法》出书的时候，我去西单的图书大厦签名售书。当时有一个观众过来跟我说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节目，我问为什么的时候，可能是观众太激动了，有点语无伦次，结果就这么说了一句：哎，你看你长得多像法律啊。然后大家都笑了，后来想想，这话我认可了，我觉得这话说得还真是挺到位的。对于一个法制节目主持人，如果让观众觉得你长得就像法律，我觉得非常精彩。再加上我本身鼻子长得比较挺，一脸的正气。因为我这个鼻子，人说把你整个脸的正气都给撑起来了。”
当撒贝宁说话的时候，笔者还真的注意看了一下撒贝宁的鼻子，确实是挺、高。这也许就是长得像法律的最基本证据吧。
但是笔者私下里认为：说撒贝宁长得像法律，可能跟他严肃的主持风格有点关系。其实作为一个法制节目主持人，不单是能“钻空子”，更重要的是利用案件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所以主持人的风格就决定了栏目的风格。对于镜头前严肃的撒贝宁，似乎也解释了某些问题。撒贝宁说：“我觉得目前《今日说法》的主持风格不允许太轻松，因为毕竟每天面对的是真实的案件，如果案件是杜撰的，是演员演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改变风格。现在，我们必须要顾及到当事人的情感，而且一般出现一个案子都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都会涉及到伤心和痛苦，所以我们在通过案件分析法律的时候，都不觉得是什么轻松的事情。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法律不是那么冷的，甚至不是那么专业的。”
在我们传统式的，教科书式的认识当中，其实法律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那些法学家、立法者或者执法者的事情，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只有他们才能接触得到。在普通人的概念里，法律是用一些专业语言去描绘的。而撒贝宁认为：“实际上法律应该是一个基本健全的社会当中，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会去不由自主的去选择的一个规则，这才是法律最本质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律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每一个人天生的对善恶的一种评判。所以说法律不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非专业所不懂的东西。可能这跟我对自己的要求有关，所以我觉得我做这档节目，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没有让人感觉到法律背后的魅力，没有让人感觉到法律其实就是在你的身边的。我们顶多让观众感受到的是：法律有用，法律权威。但是没有办法，《今日说法》的这种固定的模式与老百姓接受的模式可能没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但是我想随着这档节目不断地完善，可能主持人发挥的余地会大一些。到那时候，我希望会上一个台阶。其实我们五一的特别节目其实就是一个尝试，因为我们把观众请到我们演播室当中来了。”
我不是明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承认，笔者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作为一个优秀主持人，撒贝宁非常低调。而撒贝宁对低调的说法则是：因为我不是明星。那么从小多才多艺的撒贝宁不愿意做一个明星吗？撒贝宁说：“因为我觉得法制节目主持人本身就不是什么明星，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明星，你应该成为你的观众觉得信任的一个朋友。有些事情想跟你唠叨，这样才是一个法律节目主持人。不是一个明星。”
那么从小多才多艺，这也是撒贝宁进入北京大学的一个砝码，多才多艺对于撒贝宁没有一点意义吗？撒贝宁的说法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惟一的帮助就是让我得到了很多锻炼，包括小时候我在幼儿园表演节目也好，包括当时给父亲所在的部队文工团打下手也好，实际上培养的是一种沟通、交流、合作的能力。而且培养了在面对很多人的时候的那种坦然、自然不紧张的情绪，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长大以后不管人再多，不管面对多大的场合，我都会在我需要表达观点的时候，清晰地，不受影响地进行表达。这可能是我觉得作为主持人来讲，最大的好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最主要的。比如一台节目，它是由一个团队来完成的，所以合作精神非常重要。而不是说你是露脸的，所以你就最重要。”
记者问：“媒体采访的时候，你不觉得作为一个普法者而不是明星去接受采访是非常应该的吗？”撒贝宁说：“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主持人，但是我可能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好的法制节目主持人。好主持人的最基本判断是：我能够在最合适的场合、最恰当的时机，说出我认为最得体的话，这是我目前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不管出现在什么地方，主持什么节目，我觉得我至少可以做到以上所说。但是作为一个法制节目主持人，我现在最缺乏的是我生活的阅历，因为我几乎从小到大，都是在学校里，去年才刚刚毕业。可以说我从6岁到28岁，一直在学校里，我接触到的人是同学、老师、家长，这就是我最大的范围。但是走出校门会发现，你要去评论你身边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没有一些阅历是很难的。你如果以一个学生的心态，教科书上的案例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人，是做不到收放自如的，所以说我不是一个好的法制节目主持人，阅历少是很大的一个方面。”
记者：“那在你的工作当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撒贝宁：“最大的困难：是阅历太少，对电视了解太少，因为毕竟我学的是法律，没有学过电视编导。我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愿望，就是：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以后，我要以一个法制记者的身份去踏实做，但是我现在发现我这么说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现在我已经被许多观众认识。作为一个法制记者是需要很多技巧的，有时候别人不愿意你拍，你怎么能拿到这个资料？但是现在我到一个地方，这张脸谁都认识，所以你很多时候工作都没办法开展。你看别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偷拍，我去了，连偷拍都是不可能的。”
记者：“你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观众喜欢你吗？”撒贝宁：“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我也问过很多观众，为什么喜欢我，观众就说：就觉得你有人缘。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综合的因素，因为你的话题是替老百姓说话，从第一点上，大家就把当你朋友；第二，长得也不难看。至少从屏幕上看起来比较舒服；第三，头上罩着好几个的光环。首先：北大的学生，其次，主持人大赛第一名，再次，中央电视台年轻的主持人。第四，每一个案件后面，我们关注老百姓的出发点，让大家觉得还不错。还有就是通过台里的其他节目展现出来的自己。”
记者：“在学生和主持人两种角色之间转换，感觉累吗？适应吗？听说你蹲过班？”撒贝宁：“学生与主持人的转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虽然我念研究生念了5年。我可没蹲班，因为我的学分老早就修完了，只是毕业论文很长时间没做，因为忙。当时很多同学也劝我，北大对你肯定是非常客气的，所以你只要交一个论文，毕业就肯定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在北大呆了这么多年，如果你毕业交上去的作品，不是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作品，自己都对不住自己，所以我无论如何，哪怕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不上班，也要把毕业论文做好。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以及合适的机会，是去年非典帮了我的忙。有一段时间，减少节目录制时间，减少录制量，而且别的地方也不能去，这才抽出一段时间，在家将毕业论文做完。所以说在这两个角色之间转换，也就1年多一点时间。后来的一两年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台里这边。很多人跟我说可以念到博士，但是我实在念不动了。说到累，其实最累的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事情，你一定要去忘掉另一件事情，这是最累的。当你坐在演播台上的时候，你一定要忘掉学校里的事情，而当你坐在教室里的时候，你一定要忘掉第二天台里要做的工作。”
其实，在坐在记者对面的撒贝宁身上，还有许多的问号。尽管关于他的传闻，不停地进入记者的视线，但是目前的撒贝宁是愉快的，撒贝宁说自己从进入台里很多时间都是非常快乐的，因为每做完一期节目他都会有一种满足感。尤其是看到在屏幕上播出，这是撒贝宁最快乐的事情。至于虚荣感，撒贝宁坦诚说：“有虚荣感，它是来自于主持人大赛之后的那段日子，现在已经平静了。那时有一种一夜成名的感觉，走到哪里，人们都会问，你是那个主持人大赛的冠军吗？那时就偷着高兴。但时间一长，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因为我知道，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一定要把自己跟栏目结合起来。”
撒贝宁小档案：1994-1998年，北京大学法学院。1998年至今，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主持人。2000年，获中国电视榜年度新人奖。2001年，获首届央视十佳主持人。2001年，主持《健康之路》光明行特别节目。2001年8月，主持全国大学生歌唱比赛。 2001年10月，主持第1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现场评述。2002年，主持《同一首歌·世界缉毒日》。 2002年，主持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大会。 2003年，主持食品卫生法知识竞赛。2003年，被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评选为“法律援助形象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