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央视十佳主持人 撒贝宁

少爷

我是武汉人，不过还好，说普通话时几乎没有南方口音，原因很简单：我母亲是北方人，而父亲十几岁时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了，普通话一直是家里的官方语言；我从小又在部队院里长大，那里和大学一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只有选择普通话才能让别人明白自己。
　　94年非常幸运地被保送到北大法律系，在度过了四年无忧的大学生活之后在面临毕业时正赶上今日说法栏目在筹备播出。经过挑选，我被吸纳进了这个集体，直至今日，工作就是说法。我的好些同学当了律师。大家聚会时我常有一种离群的感觉。不过转念一想，其实大家干的工作差别不大，首先都是要说话，只不过律师说给对方律师和法官听，而我说给观众和嘉宾。好在嘉宾们都极有涵养，不会象对方律师那样动不动跟你急，其次律师怕法官，而主持人则怕制片人。因为他会审你的节目，而一旦觉得不满意还会毫不留情地“咔嚓”掉，行话叫“枪毙”。被“毙”的感觉和败诉没有什么区别。最后是都有观众群。律师的观众群在旁听席上，就和他面对面，而我的观众在自己家里的电视机前，跟我没准能隔着长江黄河。

　　本科毕业之后，我又被保送到北大法律系研究生院。一直以来我都是以双重身份（法律系学生和法律栏目主持人）穿梭在燕园和中央台之间，而这一忙又是三年。三年中最大的感受是个“累”字，但是每每想到镜头那边无数双渴望依靠法律寻求帮助的眼睛，我又觉得自己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