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贝宁：从忘记自己说起

中国山东

参加200O年的中央电视台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它在我心中的分量与名利无关，我收获最大的不是拿了第一名，而是突然找到了-种感觉，而在此前近一年的沉沉浮浮中，这种感觉曾经让我费尽心血却又始终捉摸不定。


还是从我加入《今日说法》的团队讲起吧。


在《今日说法》第一次试镜后，节目组里就有了争议。有的领导觉得我还不错，在电视上像是那么回事；有的领导担心我太年轻了，刚刚本科毕业，离他们原来设想的年龄差距有点大。我最终还是得到了做《今只说法》实验版的机会，虽然不清楚今后要在节目组里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但是，能够参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制节目的诞生，这让我很兴奋。





幸运的是，从《今日说法》开播的第一天，我就是这个团队的一员。

1998年，《今日说法》节目组准备招主持人，他们最初考虑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以外的高校里找法律专业出身的人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节目组先后到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转到北大的那天，我恰好不在学校，据说面试的时候，来了一百多位同学。节目组临走时学校老师还说，我们还有个同学比较活跃，但是今天没在，能不能留个电话让他试试。我当时是社团活动的积极分子，临近毕业，戏剧社想搞一台演出，我正风风火火忙着演出的事情。等我回到学校，节目组已经走了两三天了。听说他们找到了两个比较满意的候选人，近期就要开始试镜了。我觉得这下没戏了，后来，老师说你还是试试吧，毕竟是个不错的机会，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在聊了足足15分钟之后，节目组邀我见面了，还说，毕竟是个电视节目，得看看你长的什么样，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跨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实际上，在《今日说法》创办之前，央视社教中心也有一些类似的法制节目，比如最早的《社会经纬》，但它更多的是反映带有法律性质的社会问题。没有明确法制节目的定位。《今日说法》开创了国内法制节目的先河。


在栏目筹备过程中，我就意识到它的与众不同。它不是单纯的普法讲台，它有嘉宾，有主持人，通过访谈的方式针对一个案例进行剖析，其实访谈形式的确定并不如想象中哪么简单，但是把这个形式应用到普法节目中，是破天荒头一回。

筹备栏目的过程真的非常艰苦，虽然节目有夭折的可能性，但是整个团队斗志特别高，没有办公场所，我们就长期占据中央电视台二楼的一个咖啡厅。有一段时间，大家开玩笑说，二楼咖啡厅简直成了我们的办公室。当时节目组给所有嘉宾留的电话，都是咖啡厅电话，连咖啡厅服务员都说怎么一天到晚全是找《今日说法》的？


《今日说法》终于开播了。作为栏目的主持人，我是一个没有学过，经历过主持、播音方面的科班训练的人。我的起步很艰辛，其间的磨合过程非常艰难，我几欲放弃，大脑里面有时会出现暂时的空白，看着嘉宾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倾听嘉宾的谈话，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接着就想看稿了，可是又不要好意思看，还要假装听嘉宾讲，实际上眼神已经直了。有时候嘉宾会停下来，等着我问下一个问题，这个空当我尤其慌乱，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我曾经创下一个记录，《今日说法》一期节目录了两个小时。但是一期节目是15分钟，除去8，9分钟的内容，演播室里也就6分钟的访谈，而我一连录了两个小时。后来编导说，你再录2个小时，就赶上一台春节联欢晚会了。


让我最难受的是，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演播室的灯光，摄像，包括场外的导播，都能看得出某几个瞬间我不在状态。我的确信心不足，花了很多精力去考虑别人会怎么看我。而没有完全投入到节目的主持中。在那种漂浮的，遮遮掩掩的状态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我既心动又畏惧，十分矛盾。《今日说法》那时候播出一年多了，虽然磕磕碰碰，但节目基本上是在慢慢进步，并渐渐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比赛，如果成绩好的话，自然锦上添花，万一失败了，或者在比赛中丢人了，观众会怎么想呢？他们会不会觉得这种水平，怎么能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呢？虽然心里的念头百转千回，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还像平常那样录节目。有意思的是，大赛的广告片就放在《今日说法》之后播出，所以我老能看到，我越强迫自己忘掉它，内心的向往越是蠢蠢欲动。栏目组的同事就问我：“小撒，你怎么不参加这个比赛？”我说压力太大，万一弄不好多丢人。制片人肖晓琳老师听说后就鼓励我去，她说：“没事，你放心去参加比赛，哪怕倒数第一名，《今日说法》也要你。”有了她这句话，我就下定决心，打算破釜沉舟了。



这是我主持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在大赛的舞台上，突然间整个情景变的生动了，有对手了，有真实的观众了，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听到了他们的掌声，读懂了他们的鼓励。尤其是我每当有一点精彩表现时，场上场下立刻会形成一种共鸣，这个气场使我瞬间跨过了心里的那道坎，就仿佛不易察觉，不为人知的潜能瞬间被悉数唤醒，并且开始膨胀，它让我的灵感不断闪现，我知道我能做好，以前所有的不满意，不自信，对我来说一下子都不再是困扰了。



至今我还记得在场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每个选手再说一句话，评委依据它打出综合表现分。当时参赛选手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环节，所以事先都想好了说什么。我也想好了，当最后站在台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场观众气氛不对：很多观众在笑，而且是看着我在笑。这时我才注意到，九名选手站在台上，包括我在内的前面八名，身高都比较平均，但最后一名选手，也就是站在我身边的那位，个子特别高，将近一米八八，而我才一米七，整个队伍看起来在我这里突然下了一个台阶。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抓住这个细节，道出大家的现场感受呢?于是，我毅然放弃了准备好的那句话，临场发挥了一句，大概意思是，我相信如果我的身高能高一点的话，可能我的印象分会更高。这件事情让我很难忘，我猛然发现只要在舞台上能够放松下来，思维的火花会源源不断地闪现。我突然领悟到，对一名主持人而言，只有你把自己忘了的时候，别人才能牢牢地记住你。七八年过去了，舞台上那个瞬间，始终是我主持生涯中所有自信和闪光点的原动力。




通过参加主持人大赛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收获还是在大赛以后，我终于能够全心全意地去做节目了，不会去想周围人会怎么看我，因为我已经证明，我有能力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我像一个经历顿悟的行者，目标明确而坚定，需要做的只是踏踏实实走下去。就这样，我的心思逐渐从主持人的角色展开，开始思考如何把《今日说法》做得更好。


很多人认为，是我这张面孔让《今日说法》火了。其实不然，《今日说法》一直在探索中前行着。《今日说法》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栏目，栏目组成员的心态非常好。一开始领导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要耐得住寂寞，法制节日不图光鲜靓丽，可能一两年都没人喝彩，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法频道开播以后，《中国法治报道》策划了几次大型的活动。比如，五一的假期“移动观察”。从北京一路行进到珠海，考察城市在长假期间的公共管理情况。2007年的“长江行动”，我们坐船从重庆一直到上海，沿途考察整个长江流域的水环境。目前，《今日说法》是在演播室里针对案例访谈，可发挥的空间不大，但如果采用新闻的形式，就很容易发现生活中最鲜活的法律元素。它不一定就是一个案件，也可能是某个时间，某个细节，或者某种现象。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细节，观众一下子就会产生共鸣。《今日说法》带领观众对一个案件进行理性分析，通过分析获得法律常识，而法制新闻的现场报道，带给观众更多的是法律现实冲击力，拿“长江行动”来说，一个巨大的排污口，每天都有上百吨蓝色的污水滚滚涌入长江，当我们把这种镜头和我们现场的感受以及追寻源头的过程展现给观众的时候，观众的冲击力远远大于单纯地讲一个环境污染的案例。如此看来，法制栏目依然有很多可探索的空间。



如果说我给《今日说法》带来了某些变化的话，我愿意说，这得益于我的专业视角，我们栏目组三位主持人的定位不同，肖晓琳老师是女性，又是一位母亲，所以有关家庭的话题，比如孩子的抚养，老人的赡养，夫妻之间的纠纷，一般会交给她，张绍刚是平民视角，看待问题的方式与普通观众比较相似，所以平民化的话题多数让他做，我在学校接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训练，提问题，找切入点都会相对专业，所以只要有法律上有争论，法学前沿的话题，编导们会交给我。后来我慢慢发现，光有这种专业性还远远不够，观众们要看的不是一个纯专业的解答，他们想看自己看得懂的故事，包括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于是我便考虑怎么能让法律节目在不失水准的前提下，变得深入浅出，比如一个案子中涉及一个专业名词：无因管理，专家会说，这是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我可能会接着追问，什么叫无因管理?然后再通过例子，通过一个小事，给观众一个形象化的说叫，让他们知道这些概念与我们身边的哪些事相对应。我的风格就这样渐渐形成了。专家没说之前，我要弄明白这个案子背后的法律问题是什么，然后把这个概念变成大家都能懂的问题，并引导专家也用这种方式讲问题。
一开始，《今日说法》的法律专家说话都特别严肃，他们也会紧张。但经过几年的磨合，很多与《今日说法》长期合作的嘉宾，几乎都形成了自己生动的电视语言。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今日说法》变成了一个平和的法律节日，它严肃但不刻板，从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如果没有央视的宽容，所有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她在我初出茅庐时拒绝了我，在痛苦的磨合中放弃了我，我都不会一路走到现在。央视有足够的耐心，把每一个珍贵的位置留给真正有实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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