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理想 黄氏实行

光复中华

武昌起义以前

　　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速成师范，定期八个月毕业，学成回国后充任学堂的师资。黄克强先生和我分别从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被派出国。在武昌出发时，我才认识黄先生。从三书院派出的同学，还有李熙、卢弼、金哗祝、李步青、周维桢、张继煦、冯开溶、余德元、万声扬、王式玉等。到东京后，同班上课的还有浙江学生周树人(鲁迅)、汤槱(尔和)、许寿裳、寿昌田等十余人。弘文学院院长由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兼任，教师都是日人，梁启超的弟子范源濂任翻译。那时，梁启超正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留学生中附和者不少，弘文学院学生亦多对梁启超表示崇敬。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戢翼恽、刘成禺、程，家柽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曾在孙中山先生居住日本时，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反清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黄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的著名历史记载，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义愤。我们觉得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认为孙先生主张反清革命是对的。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反清革命的占了多数。

　　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他曾说，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反清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他与湖南学生陈天华、杨笃生等共同主办了《游学译编》。这个刊物同留日的浙江学生出版的《浙江潮》、江苏学生出版的《江苏》、湖北学生出版的《湖北学生界》，都是宣扬革命理论的刊物。同时，邹容所著《革命军》、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杨笃生所著《新湖南》以及各省留学生所著宣传革命的其他各种小册子，风起云涌，大量输入国内，唤醒了国人，也震动了清廷官吏，因而曾引起查禁报刊、停止留学生官费的一场风波。黄先生与万声扬、李步青、金华祝和我毕业回鄂时，大为梁鼎芬所不满(梁在当时是张之洞所最宠信的红人，执掌湖北教育大权)。他对我们5人大加申斥，不派职务。于是李步青、金华祝分别赴天津、长沙从事教学，暗中宣传革命。万声扬赴上海开办昌明公司，表面上是经营普通书店业务，暗中发售革命书籍，并为国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机关。黄先生回湖南，同教育家胡子靖办明德学堂，培养革命青年，同时创办华兴会，准备起义。

　　我在武昌闲住数月后，得东京同学资助，再赴日本，作自费生留学。当日俄战事爆发，东京留学生组织义勇军时，我曾参加，受过军事训练。我深感革命须靠武力，希望进日本陆军学校，但陆军学校不收自费生，须由清廷驻日公使保送，而驻日公使保送须由清政府或各省督抚造送名册。恰巧浙江抚台保送名册中，有一永嘉县“丁人俊”的名额是预填的一个假名，准备留给革命同志顶替入校的。我就顶替了“丁人俊”名入振武学校，寻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为中国第五期士官生。

　　1904年黄先生在湖南起义失败，潜赴上海，再到东京。适孙中山先生也来东京，他们会面之后，认为各方革命团体须统一组织起来，才能步调一致，力量雄厚，遂结合留日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党纲。

　　孙中山先生不常在日本，自日政府禁止孙先生入境以后，同盟会总理职务即由黄先生代理。黄先生是留日学生，又长住日本，因此，国内外同盟会会员多与他直接商讨问题或通信联络，他和同志间的感情也就深厚起来。特别是黄先生与军人的关系，由于有一段特殊原因而更加密切。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国陆军留学生的人数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75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57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198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件也由黄先生—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织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据我了解，当时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黄恺元、叶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觐文、李乾璜、仇亮、杨曾蔚、陈强、孙柴、高霁、杨源涪、殷承献、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黄先生还鼓励家有资财的同志出资捐官，俾将来获得兵权可更大更快些。团员中黄恺元用银一万两捐得道台，陈之骥用银六千两捐得郎中。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黄先生在日本同孙中山先生组织了同盟会，又将同盟会中的陆军学生组织成更严密的丈夫团以后，乃秘密回内地，亲率革命同志，在广东的钦州、廉州、广西镇南关和云南的河口等处发动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最后，他在广州集合各省最坚贞勇敢的同盟会会员800多人，组织敢死队，于1911年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攻打督署，结果又失败了，这就是有名的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壮烈牺牲的精神震动了全国。
在武汉前线

　　黄克强先生在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曾经考虑过全国的形势，在起义地点方面，他主张“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是年，宋教仁、谭人凤(石屏)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加强长江各省的革命运动。谭人凤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早有联系。黄先生曾寄给谭人凤一首诗，极力主张在长江上下游特别是在武汉起义。诗云：怀锥不遇粤运终，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1911年旧历七月，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召开会议，策划武装起义，并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迎黄先生来鄂主持。黄先生从香港复电说，须俟九月初(旧历)约1l省同时起义。不意孙武在汉口因炸弹失慎爆炸，武昌革命秘密机关被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被捕就义。各营士兵为破釜沉舟之计，决定提前起义，于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晚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逃走之后，按照蒋翊武预草的命令分别发动进攻。当时预定的领导人黄先生未来，临时总指挥蒋翊武又不能亲临指挥，全靠各营士兵各自为战。一夜之间，起义军即把总督瑞澂、统制张彪赶走，占领武昌，树起十八星旗，创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迹。


武昌起义半个月后，黄先生于10月25日在上海红十字队队长张竹君女士的掩护下，扮作医疗队队员，偕同夫人徐宗汉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从上海乘江轮上驶，于28日到达汉口。黎元洪都督派兵一队从武昌江岸迎至都督府。黄先生听说汉口战事紧急，立即赴汉口担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歆生路满春茶园。各军士见黄先生亲来指挥作战，士气大振。　　

　　先是，汉口民军总司令张景良因通敌正法，何锡藩继任后受伤，又以姜明经继任。姜明经又因战事失利，避匿不出(张、姜两人均系起义前的中级军官，未参加革命团体)，战线上无人指挥，士兵各自为战，仅能守住现有阵地。作战十余日来，军民死伤已有数千人，大智门、刘家花园、外沿铁路、华洋街、水坛、研口等处均先后失守。黄先生重新部署以后，连日反攻，夺回了几处阵地，但每到夜间辄不能固守。士兵依靠市街房屋作掩蔽，射击来攻敌兵，敌亦不敢进逼。因此，敌人乃纵火焚烧市街房屋，使我军无藏身之所。到11月2日全市大火，我军难以立足，遂全部向汉阳撤退。

　　黄先生回到武昌，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他在报告中分析汉口战事失利原因有五：一、各队新兵太多，未受过训练，难以指挥。二、军官多从弁目提升，指挥能力太差。三、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兵均甚疲劳，一闻敌方机关枪声，即纷纷后退。四、兵士是在武汉附近招募来的，夜间多私自回家，战斗员减少了多少，军官亦无法查实。五、我军只有步枪而无机关枪，且只有山炮，亦不能抵御敌方的管退炮，因此较敌人的损失为重。但黄先生又指出，我军有一优点为敌人所不及，即我军冲锋时异常勇猛，-敌人虽系北洋久经训练的军队，每遇我军喊杀时即后退，我军所恃者全靠这一点猛劲。

　　这时接到汉口报告说，在汉口作战的第三协协统林翼支已于11月1日晚间战败后只身回到随州。以后又接汉阳报告，负责防守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擅率所部向湖南撤走(宋退至湖南，由黎元洪电请湘督谭延闿逮捕正法)。会议当即一致决定：先在汉阳防守，俟湖南援军开到后再反攻汉口。

　　我是从北京经上海乘江轮于11月2日到汉口的-。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我即随同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到保定，计划举兵响应。忽接军谘府大臣载涛的电令，命我即日回京。我原是军谘府的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即遵令回京。载涛命我同科员黄郛赴南方与革命党人商议罢兵言和办法。我与黄郛即日携眷出京，从天津乘海轮赴沪。到沪后，黄郛留沪帮助陈其美攻取上海，我则乘江轮赴汉。11月2日船抵汉口时，我见全市火光熊熊，烟雾弥天，枪声已息。即换渡轮到武昌江岸，岸上有一队学生军来迎。到都督府后，会见黎元洪、黄先生及首义各同志，并参加当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黄先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我为参谋长。

　　11月3日晨，黎元洪命各部队派代表到阅马厂广场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借以鼓励士气。授印时，黎元洪、黄先生都有演说，士气大振。是日，即将总司令部人员组织完成。以吴兆麟为副参谋长(吴原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未参加革命团体，八月十九日夜间起义士兵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时，推他为临时总指挥，由他下令攻打督署。他曾向张之洞所聘请的日本铸方大佐学过参谋学，以富有军事学识著称)，姚金镛、金兆龙、高尚志、甘绩熙、耿丹、辜仁发、吴兆鲤、余鸿勋等为参谋，田桐为秘书长，王安澜为兵站司令。以后王孝缜从北方来鄂，任为副官长。原在武昌起义的湖北及外省学生共同组织的学生军，由刘绳武为标统，田化龙、赵士龙、佘子祥为管带，共约300余人，调归总司令部直接指挥。是晚，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同赴汉阳，在伯牙台设总司令部。嗣因敌方枪弹能射至院中，次晨移往昭忠祠。

　　4日晨，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登龟山顶观测汉口敌方阵地，敌方大炮向龟山射击，炮弹都落入龟山后方的江中，无人受伤。寻沿河边防线视察一周，决定利用汉阳兵工厂、钢药厂的铁板、木材沿汉水南岸构筑防御工事。因部队都系新兵，须受训练，不令担任此项任务，另由各部队招募民工，按日付给工资，由官长督修。当汉口大火以后，火烬多日未熄，敌人亦不能踏过火场来攻汉阳。因此，两岸枪声沉寂，我方沿河岸每日虽有数百人修筑工事，敌军亦未来扰，工事得以顺利修成。工事修成后，我方即向敌方进行宣传，夸说防御工事如何坚固，形容得好似铜墙铁壁一样，借以使敌人有所畏惧，以延缓其进攻企图，并掩饰我方援军未到、汉阳守军空虚的弱点。

　　黄先生初到汉阳时，只有蒋肇鉴协统的步兵第一协守在兵工厂附近。第一协协统原是宋锡全，他把部队带赴湖南后，黎都督派蒋肇鉴继任第一协协统，其时只剩一营兵士，蒋接任协统后才陆续补充。其他调到汉阳的部队，有张廷辅所率的步兵第四协、熊秉坤所率的步兵第五协、胡效骞所率的步兵第四标。11月6日，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与我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未加入同盟会)率所部开到汉阳。9日，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率所部徒手兵开至武昌，领取枪支后也开到汉阳。湘军两协士兵开到汉阳后，在汉阳防守的士兵都大为兴奋，以为转败为胜的时机到了。

　　吴禄贞于11月6日夜在石家庄被暗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后，革命同志对清廷更加愤恨，发誓出师北伐，以雪此恨。甘兴典率所部湘军开到汉阳后，几乎每日到总司令部来催促下令反攻汉口，并说他的部队都愿意上前线杀敌，不愿缩在壕沟内消磨锐气。当时又探得汉口敌军日益增多，与其待敌军兵力充实后向我来攻，不如我乘其兵力尚未充实时先发动进攻。总司令部提出这个意见后，得到都督府的同意，遂作进攻汉口的准备。从武昌运来的枪弹每个士兵都领到400发左右，可供几天战斗之用。架桥材料也运到渡河地点。一切进攻准备就绪后，黄先生于11月16日下令分三路向汉口进攻。　　第一路由步兵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所部乘装甲小火轮及民船由汉阳东北岸出发，向汉口龙王庙强行登陆，占据阵地后相机进攻。第三路由驻在汉阳的各部队组成，归黄先生直接指挥，是此次进攻汉口的主力军。这一路以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所部为右翼，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所部为左翼，鄂军步兵第五协协统熊秉坤所部为总预备队。其余炮兵第一标及工程第一营均随同前进。黄先生命令第三路各部队在16日黄昏后开始行动，从琴断口渡过浮桥，向指定地点集合，进入阵地，准备次晨拂晓向汉口玉带门及硚口一带之敌进攻。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于是晚十时许渡过琴断口浮桥。时正遇大雨，天黑不辨路径。先渡桥的部队把桥头一间草屋点火燃烧，作为照明之用。黄先生知道后，立即找到房主，给予房屋赔偿费。再往前进时，不见甘兴典部队的踪迹，甚为惊讶。

　　不久，发现该部都藏在民房内避雨或蹲或卧，拥作一团，每个士兵的背上都负着一捆稻草当作雨衣，状似一群难民。我看见这种情形，实出意料之外。我对黄先生说：“我们的作战命令只是纸上谈兵，没有考虑到兵士的素质。这些士兵遇雨即如此狼狈，对战线上打来的弹雨怎能抵挡得住呢?现在还未接到第一路、第二路出发的报告，是不是同这里情形一样，深为可虑。预料敌人现在还未发觉我军的动作，可否改变计划，先把部队整理一番后再行进攻?”时陆军同学唐蟒在侧说：“革命军人有进无退，退则沮丧士气。”黄先生叫我们先把藏在民房的兵士喊出来，再看情况。　


于是总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及督战员都到各民房把兵士一一叫了出来，要他们赶快到指定的阵地上去。将近天晓时，这些士兵都被喊出来走上阵地了。学生军最勇敢，首先向前开了火。随着，左右两翼部队都向前推进，形势似很有利。不料中午以后，敌人运到了机关枪和大炮，向我军猛烈发射。甘兴典的士兵有几个受了伤，向后退却。甘兴典也骑着马向后奔跑，以至引起他的部队全部溃退。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及督战队持刀拦阻兵土后退，并砍伤了几个后退的士兵。但溃兵汹涌而至，竟要向拦阻后退的人开枪射击。不得已。只好让他们后退。他们在后退途中，有些士兵被敌军打到我阵地后方的炮弹炸伤了，于是又惊慌起来，拼命抢渡浮桥。因人多桥断，溺水死者达数百人。幸王隆中所部湘军是从新军扩编成协的，受过训练的兵士较多，他们在阵地坚守至日暮，才撤回汉阳。熊秉坤所部鄂军虽被敌包围，尚能且战且退，全部渡河，回到防地。我军退却时，敌人并未追击。他们探知我军已全部撤退后，才开至河岸，与我军隔河相持。我与黄先生在将到日暮时，踏着泥泞道路后退。黄先生身体肥硕，行路很吃力，由人扶持步行。我由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湖南学生首斌沿路搀扶，一步一滑，直到天黑我们才回到汉阳。是晚，下令汉阳各部队彻夜警戒，作战斗准备。　　

　　次晨，知甘兴典并未退回原防，竟率所部向湖南逃走。同时得知第一路军亦未按照原定命令从青山渡江向刘家庙进攻，原因是协统成炳荣是日酒醉，下错命令，竟命军队向与青山相反的方向开动，及至发现错误，再叫士兵向青山开进时，兵士因行军半夜已极疲劳，又值天雨路滑，都不肯遵令行动，故第一路军未能按照命令执行进攻任务。第二路军因标统杨选青适于是晚在家结婚，未亲往指挥，故亦未遵令从汉阳东北岸向汉口龙王庙进攻。黄先生将以上情形报告黎元洪后，黎即将成炳荣撤职，改以窦秉钧继任步兵第三协协统；将杨选青正法，并电请湖南都督谭延闿于甘兴典到达长沙时立子正法，将其部队缴械遣散。

　　11月17日进攻汉口既未获得胜利，兵员、武器、弹药却损失不少。甘兴典既率部逃回湖南，他原来守的防线不免薄弱，从而不得不加重了王隆中部队的负担。这支部队能战能守，但经多日的拉锯战，兵员损失也不少。特别是连日继续作战，不能休息，兵士疲劳过度也是事实。王隆中竟于11月23日率领他的部队擅离汉阳，退到武昌两湖书院，说要在武昌休息几日再赴汉阳作战。我奉黄先生命，到武昌劝他开回汉阳。但他对我说，兵士实在太疲劳，不休息几日不能作战。我商请黎元洪允给该部50万元犒金，只要该部开回汉阳。他还是执意不肯开回，竟至向我下跪。我未能说服他，只得回去报告黄先生。黄先生也无法可想，只是和我共同叹息而已。

　　11月25日，湘军协统刘玉堂率所部千余人来汉阳增援。刘系山东人，身干魁梧，性情豪爽，旧式巡防营出身。他初见黄先生时，即问前线情形如何，并表示愿率所部到紧急的前线去作战。黄先生命他到花园前线抵御从仙女山来攻的敌军。他率所部到达阵地后，数次向前冲锋，因敌军用机关枪扫射，未能得手。当日下午，刘不幸中弹阵亡，所部兵士纷纷后退。在花园山、扁担山防守的鄂军均在黄昏后全部退却，日间所守阵地都被敌人占领。总司令发出的当晚作战命令都已无人接受，传令兵只好带回，交还总司令部。我们发现总司令部所在地已成为最前线了，乃将驻在后方的辎重营调到前线来作总司令部卫队，并在学生军中征集敢死队员百余人在总司令部前方布防。

　　在这种情况下，汉阳已危在旦夕，实难再守。我与黄先生商议，将战况报告黎元洪，请早将兵工厂机器、存储汉阳的弹药、粮秣以及一切军用物资搬回武昌，以免资敌。

　　11月26日，我到武昌向都督府报告以上军情，当即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大家都赞成作有准备的撤退。惟都督府副参谋长杨玺章慷慨陈辞，主张坚守汉阳，虽至一兵一卒亦不放弃。于是杨玺章自告奋勇，组织参谋部同志十余人赴汉阳助战。我因连日疲劳已甚，向黎元洪请假休息一天，当晚宿在都督府秘书万声扬家中，睡至次日午后才醒。醒后，惊闻杨玺章已于是日午前在汉阳阵亡，汉阻守兵正在向武昌撤退，退兵在渡江时伤亡不少。晚间，黄先生退到武昌，向黎元洪报告失利情形后，即率一部学生军同徐宗汉夫人、张竹君女士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乘江轮赴沪。

　　黄先生离汉时，我未赶上，次日(11月28日)始偕同汤化龙、万声扬、胡瑞霖、陈登山、黄中垲等乘江轮赴沪。
南京临时政府和留守府时期

　　12月2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4日，公举黄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先生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恐武昌方面有意见，于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乃坚辞大元帅不就。各省代表复于12月17日在南京开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先生为副元帅，并以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务。黄先生本拟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职，并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作到南京后军政费的开支。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我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这一晚的谈话，使我深深印在脑海，永不磨灭。我看他以后处理一切事、对待一切人，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

　　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到达上海。同月29日，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选举孙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先生向临时参议院提出黄先生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得同意后，黄先生即在南京组织陆、参两部。

　　某日，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安徽人)柏文蔚来陆军部领开拔费，说奉孙大总统手令，要他的军队即日开赴江北布防。黄先生因陆、参两部都不知道有此命令，遂与我商议，由我到总统府任军事秘书，以便与陆、参两部联系。我到总统府后，又请孙总统加派耿觐文为军事秘书。以后总统府发出的有关军事文件，都是由我二人草拟的。


孙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扫除了中国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的恶习，也减除了一些官僚式的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这种制服以后称为中山服，流行至今。孙先生的生活非常简单朴素，很平民化。他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的横幅赠给同志。孙先生以亲身的行动，在南京开创了一种新时代的风气。黄先生对孙先生这种作风极为钦佩，常常向人称赞不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继续停战，两方和议代表仍在上海开会。在议和期间，同盟会内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孙先生和一部分同志，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而黄先生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

　　这时，在北京出狱不久、在同盟会中素负盛名的汪精卫已到上海。汪早已同袁世凯及其子袁克定密商决定袁在北方推倒清室，他在南方主张推戴袁为大总统。他曾派人到武汉告知黎元洪、黄先生和武汉首义同志，他们均表赞同。曾在日本、欧美学过法政的同志如宋教仁、王宠惠等，主张用约法限制总统的权力。当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后，随即修改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以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行动了。此外，参议院还通过了建都庸京、要总统在南京就职的两个决议。但是这些纸上的决议都被袁世凯种种设辞和阴谋手段所撕碎了。袁世凯终于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窃取政权的野心。

　　南京临时政府撤销以后，设立南京留守府，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宁的军队。黄先生被任命为留守府的留守，我为总参议。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以马良(相伯)为政务厅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厅长，陈嘉会为秘书长，何成溶为总务处处长，耿觐文为参谋处处长，曾昭文为军需处处长，陈登山为军法处处长，赵正平为军学处处长，林虎为警卫团团长。黄先生经常在上海同各方面会商国事，他的留守职务由我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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