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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与盛氏家族（下）
三、积善世家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经常教育人们要行善积福，行义积德，为社会做点好事，给自己留点好名声。封建社会的名门望族，往往也很重视树立良好的族风，塑造“善”“义”形象，博得社会的尊重。不管动机如何，大户人家的行善举义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总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在遇到天灾人祸的动乱年代。盛氏家族一向重视积善行义，《龙溪盛氏家谱》淳淳教育族人：“作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积善之事无尽，随时随事随心而行之。”盛隆编纂的《人范须知》卷五中有《施济》、《救荒》两节，收录了大量前人的格言和事迹，既是教育子女，也是规劝世人。盛康从湖北回常州后，除了经营典当、钱庄，还遵循盛隆的心愿，设义庄、办义学，为乡里族中的穷苦民众做些救济工作。盛康办典当、钱庄发了财，买下了苏州的留园，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在留园旁边设立了一个“盛氏家善堂”，救济遭难贫苦民众。“家善堂章程”共有十条，内容包括“拯难、救急、解衣、推食、恤嫠、、悯孤、施医、送药、惜字、放生”，长期在苏州从事救济活动。
晚清时期，战争连年，经济衰败，社会动荡，内祸外患可谓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天灾人祸，总是形影相随,十九世纪的后半个世纪，神州大地几乎无年不灾，无灾不烈，劳动人民真正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慈善事业对救济灾民、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不但穷苦百姓欢迎，经常寅吃卯粮的清朝政府也是企盼和鼓励的。盛氏三代长期投身于赈灾工作，特别是盛宣怀，坚持数十年参加赈灾活动，为中国近代的社会慈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晚年时自己也说：他几十年来主要做了两件是，一是实业，二是赈济。可见他是把赈灾救荒工作当作事业的一部分来看待的。盛宣怀在社会慈善事业中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件事：1．赈灾；2．治理山东小清河；3．创建广仁堂。
一．数十年的赈灾工作
盛宣怀第一次参加赈灾活动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那一年夏天，河北一带发生大水灾，灾民损失惨重，秋天，盛康带头捐赠了两万件棉衣，帮助灾民过冬，还让盛宣怀到淮南、苏南、上海等地募捐，在上海采购粮食，运送天津发放。盛康因为这一次的赈济活动，被李鸿章奏请赏加布政使衔。从此之后，盛宣怀几乎每年都要参加赈灾救荒活动，四十多年中，盛宣怀组织和参予了数十次的赈灾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后，他更是担负起了组织领导全国性的赈灾救荒工作。
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78年），我国北方山东、山西、河南、直隶、陕西等省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旱灾，受灾人口达1亿6千万至2亿，灾区死亡人数高达1000万，真正是饿殍遍野，触目惊心，历史上称为“丁戊奇荒”，是中国近代的十大灾荒之一。当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由于灾情极其严重，赈灾工作十分繁重，救济活动很不顺利，他将当时正在湖北主持大冶煤铁矿勘察开采的盛宣怀抽调到直隶,与吴大瀓、李金镛等一起主持河间府献县、景州地区的赈灾工作。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主持一个地区的赈灾工作，他以后的一系列赈灾思想和操作方法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1878年秋，盛宣怀奉命进入献县，沿路看见灾民成群结队，扶老携幼，一路乞讨，个个骨瘦如柴，都是风吹就倒的悲惨景象。当时赈灾的主要形式是所谓的“官赈”，即由地方政府上报受灾情况和灾民数量，朝廷调拨救济款以及粮食、棉衣等实物，再由当地政府按户核查发放。盛宣怀到献县后，做了一番调查，发现“官赈”的弊病非常多，由于县衙门的官僚作风和村董保的办事拖拉，灾粮发放十分缓慢。他询问献县知县赈灾粮食的发放情况，知县回答说，奉上司之命，应该发放三千石粮食，上个月要各村董保查送户口册，到现在查了还不到一半。按照惯例，户口册还要由县里官员复查，才能按册散放粮食。赈灾粮食拨下来一个多月了，户口还没有查完，那粮食什么时候才能发放下去？救灾工作如此缓慢，等到粮食发下，恐怕灾民都要饿死一半了。此外，按当时的做法，受灾地区不管你家境如何，损失怎样，每家每户都得分给救济粮，北方人称为“吃皇粮”，不能遗漏的。这样算来，全县每人分到的救济粮不到一合，对真正困难的灾民来说，又顶什么用。
盛宣怀感到必须改变这样的官赈方式。他要求县里尽快把粮食分运到各村，又出面向典当和钱铺借了一万串现钱，印制了一些赈票，亲自带了熟悉当地情况的官员和乡绅下乡，走村串户，了解灾民的真实情况，根据每户灾民的实际困难情况，当场发放赈票，灾民第二天就可以凭赈票就地领取粮食或救济款。这样，赈济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盛宣怀对赈济工作中一些官吏营私舞弊的作风大为不满。他在查到一家被董保列入的“极贫”户时，发现这户人家情况不算差，根本用不着救济，显然是董保的“关系户”，他大为愤怒，勒令那位谎报赈济户口的董保自己掏出钱来，“捐款”给真正的贫户，以示惩处。
盛宣怀后来向李鸿章提出，由非官方委派的民间士绅来主持各县的赈灾工作，除了官府拨款之外，由民间人士开展募捐活动，以补充“官赈”的不足，他把这种形式称为“义赈”。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盛宣怀主要是以“义赈”的形式组织和开展赈灾救荒工作的。
盛宣怀在历次赈灾活动中带头捐了不少银两或物资，1872年天津水灾，李鸿章要他组织募捐棉衣，自己捐赈了二千石赈米；1878年主持河间献县水灾，他还动员如夫人刁氏拿出首饰变卖捐款。晚清时期，由于连年的战争和灾荒，清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十分拮据，寅吃卯粮，国库空虚，每逢灾荒，拨下的救济款常常如杯水车薪，难救灾民之急。来之民间的义捐成为赈济工作十分重要的一部份。盛宣怀在历年义赈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经常得到李鸿章等大臣的保奏荐举，也屡次得到朝廷的嘉奖。
为了从民间筹集政府必要的资金，晚清政府还制定了“捐输章程”，拿出一定数量的官衔和职位捐卖。当然这和义捐不同，卖官收到的钱是要入国库的，而义捐则直接用于赈灾了。盛宣怀没有考中举人，他二十四岁时获得“知府尽现补用”衔，二十八岁时获“道员补用”衔，二十九岁时被“赏加二品衔”，大都是从捐输得来的。虽然这些官衔当时都是虚衔，但为盛宣怀以后的走入官场打开了一条通道，这也是他不再在意于科举的原因吧。
盛宣怀一生主持过數十次的官赈和义赈。清末民初，由于他在实业界的地位无人能及，他可以调动所辖大型企业的资金，常常采用先垫款散赈，再募捐归还的办法，所以能及时散放赈银、赈粮，效率比官赈高得多。又由于他在政界的影响和关系十分广，在劝募义捐、购运粮食、减免税金等方面都极有办法，因此能一呼百应，在赈灾中發揮巨大的作用，成为“义赈”界的领袖人物。
二．治理山东小清河
光绪十二年（1886年），盛宣怀被授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道，官署在山东烟台。
那几年，山东黄河频频洪水泛滥，山东巡抚张曜年年为黄河决口问题疲于奔命。小清河是山东的主要河流之一，位于黄河东面，几乎与黄河并行流入渤海。由于河道常年失修，小清河也经常决堤泛滥，酿成水灾，与黄河水灾相助为虐，成为山东人民的一大祸患。盛宣怀到山东后，张曜希望他承担起小清河的治理工作，为他分担部分治水的重任。
盛宣怀身兼山东赈抚总局烟台分局的局务，主持当地的救灾赈济工作，他看到山东的灾荒主要来自水灾，而水灾的源头就是黄河与小清河的失修。水利不修，水灾不息，即使年年赈济，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他对治理小清河的问题十分重视。
为了从根本上治理小清河，盛宣怀作了一次实地调查。光绪十五年五月（1889年6月），盛宣怀从烟台坐船出发，到寿光县羊角湾小清河的入海口登岸，沿着小清河溯流而上，途径乐安、博兴、高苑等县，查看沿途各村的受灾情况，考察发生水灾的原因。这一次考察盛宣怀走了二百多里路，回去后写出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提出了治理小清河及其支流的完整方案。考虑到治河费用将达数十万两白银，全部由政府筹款会有困难，在这个方案中，盛宣怀主动提出由他派人向江南地区的富绅巨商募捐，由政府给予奖励。为了解决水利工程和救济灾民都需要经费的难题，盛宣怀又提出了一个
“以工代赈”的方案，就是招募灾区能干活的灾民参加小清河治理工程，以发工钱的方式来发放赈济款。这样河也治了，灾民也得到救济了，两面都可以顾到。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案，得到了张曜的赞赏。
但是对于小清河治理的必要性，在山东的官员中存在争议，治河工程被搁置了两年。光绪十七年五月（1891年6月），张曜在听取不同意见后，奏请朝廷将小清河治理工程全权交给了盛宣怀。第二年春天，小清河下游一百多里河道的疏浚筑堤工程完成，当年夏秋就见到了成效，由于河道畅通，虽然上游仍有洪水暴发，下游博兴、乐安、寿光等县未受水灾之害，农业获得了丰收。张曜在这一年病死在任上，继任山东巡抚福润上奏称赞盛宣怀主持的这一工程“官免赈蠲之费，民获收成之益，成效已有可观。”并请求委任盛宣怀继续主持治理小清河上游工程。小清河治理工程前后进行了三年，盛宣怀在这项水利工程上化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为获得准确的工程数据，他多次亲自参加河道勘查，还研究了当时在山东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仲均安撰写的专论治理小清河的水利著作《新清河策要》，十分用心，也十分尽心。据他晚年自己回忆：为考察小清河入海口羊角沟的情况，坐小船出海，遇到暴风雨，船几乎翻掉，身上的衣服全打湿了，后来又累月驻扎在工地，受风寒而得了气喘病。
小清河的治理让山东百姓在一段时期内免除了水患之灾，这比单纯的赈济救荒更有意义，盛宣怀本人也是深以为傲的。特别是他提出的“以工代赈”的思路，在以后的水利工程中坚持了下去，确实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三．创建广仁堂
盛氏家族在社会慈善事业上的另一个贡献就是筹集资金，建立常设的慈善救济机构，以救助社会上孤老、寡妇、幼童。盛隆生前主要精力在于家族事务，所以他考虑的较多的是建立义庄，为乡里族中的孤老寡苦提供救济之所。盛隆死后，盛康秉承他父亲的遗愿，成立了一个“家善堂”。盛宣怀晚年在上海建立了“愚斋义庄”，他在遗嘱中提出把遗产的一半放在愚斋义庄，用于慈善事业，子孙不得擅自动用。由于长期主持全国各地的赈灾救荒工作，他的眼光更远，考虑的是如何有效地救济社会上在战争和灾荒中失去亲人、失去自救能力的灾民，所以他的事业做的更大，影响也更深远。
光绪三年（1877年），河北、山西一带的旱灾极为严重，盛宣怀参加了河间府的赈灾工作。那一次的灾荒延续了两年之久，各省饿死病死的灾民都以数十万计，情景十分惨烈。灾后，盛宣怀看到天津、河间等地留下来的孤儿寡妇数量非常多，他们自谋生存的能力很低，需要政府救助。盛宣怀和同在河间府赈灾的吴大瀓、李金镛商量，认为需要设立一个常设慈善机构收容这些嫠孤妇孺。李鸿章很支持盛宣怀的意见，利用郑官应、经元善等人捐赠的一万元洋银，让盛宣怀负责策划和筹建一所慈善机构，取名为“广仁堂”。
广仁堂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天津设立，最初位于天津東門外南斜街，规模不大。開办之初，广仁堂的經費主要來自社會捐助。光緒四年至五年二月，共收到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捐銀10627兩，以后每月均有數百兩至几千两不等的捐款，主要来自直隶、天津、上海的官员和士绅。李鴻章每年捐银500两，盛宣怀也不定期地捐助廉俸银。但是由于需要救养的难民数量太多，广仁堂需要扩建，仅仅依靠社会捐助是不敷支用的。为了保证广仁堂的常年设置和正常运转，在盛宣怀的授意下，董事刘毓琳、盛锺歧起草了一份《拟筹广仁堂长年经费章程》，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筹洋药厘金项下每年额支缉私经费银四千两，拟请将该款禀明抚宪立案，即由堂董出具钤领，按季赴署请领。”就是要求按季度从进口弹药的税金中领取四千两经费。这一请求得到了李鴻章的支持，从光緒五年（1879年）起，李鴻章管辖下的津海关、东海关、山海关三个海关按每箱（100斤）加捐税金一两的办法，拨交广仁堂作为经费，成为广仁堂最可靠的经费来源。光绪八年（1882年），李鴻章又上奏朝廷，以“津郡创设广仁堂，实为北省赈抚善后一大义举”，请“每年赏给南米三百石，”得到批准。籌集到一定數量的經費后，盛宣怀选择在天津西門外太平莊建造起新堂，光绪八年（1882年）夏落成。新建的广仁堂是一座占地五十多亩的建筑群，规模十分宏伟，共有房屋269間，可以一次收养难民750人。
广仁堂后来成了盛宣怀慈善事业的活动中心。盛宣怀到山东做官时，又在烟台、济南等地设立了广仁堂。北京也有广仁堂的分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后，盛宣怀的活动中心移到上海，广仁堂的活动重心也随之移到上海，在上海成都路斜桥盛宣怀寓所附近的派克路（今黄河路）设立了广仁堂办事处。广仁堂的运作是十分规范的，堂中有一个常设董事会，处理日常事务，不仅仅收养孤寡幼童，还在堂中设立戒烟所，帮助吸食鸦片的烟民戒烟；又在堂中设立义诊所，免费为穷人治病，上海著名的中医陈莲舫曾长期在上海广仁堂坐诊，后来还担任广仁堂的医务总裁。灾荒发生时期，广仁堂又转化为义赈机构，成为盛宣怀举办义赈的组织和活动中心。1916年盛宣怀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作为盛氏家族的慈善机构，广仁堂仍然在慈善事业中发挥着作用，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在晚清，盛宣怀已是一个众望所归的慈善事业家，全国各地发生灾荒，都会有人写信或者游说要求盛宣怀出面主持赈灾工作，甚至在华的外国人士创办“华洋义赈会”，也要邀请他出席，希望他担任董事。盛宣怀对“行善”有他的追求和认识，晚年他有一个名号叫“止叟”，他解释这个名号的由来，那是从《礼记·大学》中“止于至善”这句话引申来的，他说他把行善作为他的归宿，至死也要做善事，追求人生的完美。宣统元年（1909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盛宣怀被任命为第一任红十字会会长，这是对他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中作出贡献的肯定。
四、津门踪迹
盛宣怀出生于江苏武进，但他与天津这座北方洋务重镇的缘分却不浅，他一生中的许多“第一次”经历，有不少就是发生在天津的。
盛宣怀与天津的缘分，主要是因为他和他的恩师李鸿章的关系。同治九年三月（1870年4月），盛宣怀跟随李鸿章远征陕西回民军，但不到四个月就转回了河北。原因是当年6月天津发生了市民与教会的冲突事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被市民打死，西方各国以武力相威胁，要求清政府惩办凶手，酿成外交纠纷。同治皇帝害怕洋人真的动起手来，京城不保，赶紧秘密下谕要求李鸿章率部队星夜赶回，驻扎在京城附近，保护朝廷。8月，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负责京城保护重任，并负责与洋人的交涉事务。为了方便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把总督府设在天津，同时添设了津海关道一职，除了税务之外，还分管中外交涉事务，于是天津成了清政府与洋人打交道的前沿阵地。出于对盛宣怀的刻意栽培，李鸿章不断把总督府的一些事务委派给盛宣怀去做。盛宣怀开始经常出入天津，天津成了盛宣怀的发祥之地。
盛宣怀参与的第一次赈灾活动与天津有关，那是1872年秋天，直隶发生水灾，盛宣怀和盛康协助李鸿章开展赈灾工作，盛宣怀到江苏老家一带募捐，然后到上海采购粮食，用船运到天津散放。
盛宣怀主持的第一次义赈，是在天津道所属的河间府。1877年至1878年北方山西、河北、河南数省大旱，李鸿章把盛宣怀从湖北调来，让他负责河间府献县等数县的赈灾工作，他亲自下乡调查，了解灾情，在东光县甚至露宿室外，感到赈灾如救火，贵在速度，提出“救命不救贫”的救灾思想，改变赈灾组织机构和方式，用“义赈”代替官赈，加快了赈灾的进度，深得李鸿章得赞赏。1879年2月，李鸿章在上奏请奖得折子里称赞盛宣怀等：“奔驰八月之久，保全民众甚多，其劳苦实非寻常差使可比，自应择尤请奖。”这年11月，由于李鸿章的推荐，盛宣怀代理天津河间兵备道的职务，这是盛宣怀第一次出任地方官员。
天津是京城北京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清代，各地的地方官缺根据其在全国地位的重要性是划分等级的，分为“冲、繁、疲、难”四字，所占字数越多的地区越是重要。天津府属于“冲、繁、疲、难”四字最要缺，天津道还是个请旨缺，就是说，这个道员官缺的任命不但对出任的官员要求很高，还必须得到皇帝的亲自批准。盛宣怀能够出任天津河间兵备道，虽然还挂着个代理，但也充分说明了李鸿章对他的信任和栽培。天津道分管地方刑事诉讼、水利河务，并兼官员监察之任；因为加了兵备道衔，还是地方驻军的长官，境内的守城部队、河防水军以及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部队军官都归他管辖，是一个身兼文武的地方长官。
盛宣怀对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是刻骨铭心的。确实如此，自从接纳了盛宣怀之后，李鸿章给予盛宣怀的帮助对他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李鸿章，就不会有盛宣怀。他们一开始是上司和下属，后来成为同事，最后犹如密友，洋务事业创业的艰难和政局的危机四伏让他们惺惺相惜，强国富民的共同理念又让他们当仁不让地走到了一起。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盛宣怀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实践者。盛宣怀也需要做官，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做大事”，这个大事就是洋务事业。他们共同的洋务事业的起点就是天津。
盛宣怀到任后，发现前任给他留下一个烂摊子。支应局（财务处）给了他一份当年九月到十一月的财务报表，三个月中，天津道衙门共收到上级拨款八万两银子，用去的倒有九万四千九百两，贴上以前的结余款，只留下三千多两银子给他。而下属要求补发拖欠款的报告却源源不断而来。负责河防管理的河捕厅同知送上来的一份清折竟要求补发从咸丰三年（1853年）一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16年中拖欠该厅的薪水银；一个名叫高仲杰的听差也递上报告请求把当年冬季的工资八两银子尽快发给他。他做了一次调查，要求下属各部门把人员编制、薪水、行政开支等都一一报上来。这一调查，又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天津道下属衙门的差役，竟然多达二千多人，特别是各县经办诉讼案件的差役，除了正式编制的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跑腿“白役”，他们没有定编工食银（薪水），而靠向讼家索要差费过日子。各衙门中喂养的马匹草料钱、厨房柴草钱、值宿夜班费，不经常规行政经费中支出，却要差役自行分担。各班差役每五天值一班，这一班中差役承担的草料等费用要二三百吊，于是办案差役常常争着揽下差使，借着官府的势力，恐吓威胁当事人，索要差费，碰到有钱的原被告，动不动就是八百、一千吊，就是一些为家庭、婚姻等小事打官司的，也要几十吊才给你办理。为了多承揽案件，一些差役就故意唆使当事人打官司，有人说：天津的诉讼案件在全省为数最多，其中很多就是衙门差役故意挑唆酿成的。
政府的行政费用支用混乱，拨非所用，差役在办案过程中欺诈索贿，用民脂民膏供养衙吏，已经成为天津衙门的恶习陋规，这让初踏官场的盛宣怀看不下去。他要在天津清理一下用人制度，整肃一下财务。盛宣怀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把所有编制外的“白役”裁革了，除了留下少数谨慎可靠之人招入正式编制之外，其余都要他们各谋生计，不许再接揽干预公差。二、各衙门中的马号、厨房、柴草经费，规定都要从公费中解决，或列入预算由上司拨给，不准再让差役承担。三、核算后缩减了道、府、县各衙门常年行政经费支出额度，规定其支出渠道。盛宣怀大刀阔斧的整治措施，清理了天津道多年来没有解决的弊政，令当地一些正直官员深为叹服，道署一位官员写信说：“得台端如此整顿，气象一新，功德无量，因而行之，此亘年之惠泽也，钦佩奚似。”
当年冬天，盛宣怀接管了李鸿章筹办的天津筹赈局。当时连续两年的北方大旱灾刚刚有所缓和，多达数十万的灾民还需要政府救济，赈灾工作十分繁重，李鸿章把这一重任也交给了盛宣怀。在这前一年，盛宣怀就倡议在天津筹办一所慈善机构，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广仁堂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天津東門外南斜街设立，这也是在北方设立的第一家慈善机构。广仁堂也成了天津筹赈局的重要工作场所。光绪八年（1882年），广仁堂在天津西門外太平莊重建后，有269間房屋，占地五十多亩，是一个拥有手工作坊、教室、病房、可以耕作的田地的非常完善的社会救济机构，一次可以收养难民750人。盛宣怀在天津筹赈局工作的几年中，组织各地官绅士民捐助义赈银一百多万两，为天津及河北的赈灾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得到了李鸿章的赞赏。光绪八年三月（1882年4月），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评价盛宣怀说：“该员勤明干练，讲究吏治，熟悉洋情，在直有年，于赈务河工诸要端，无不认真筹办，洵属有用人才。”这“洵属有用人才”这一句评语，是十分中肯的评价，也是李鸿章提携和重用盛宣怀的依据。
1884年6月到10月，李鸿章还让盛宣怀兼任了四个月的天津海关道。
盛宣怀在天津大显身手的一件事，则是筹办中国电报局，开创中国近代电报事业这一洋务大事。据说盛宣怀刚到天津时，李鸿章和他聊起富强之道，盛宣怀认为国家要富强，不受洋人欺，首先要学西方国家修铁路、办电报，先解决交通和通讯问题；两者相比，铁路工程大，可先放一放，电报则应该立即上马。他的一番话深合李鸿章之意，马上要他参与当时正在兴建的天津到塘沽的军用电报线路工程。
光绪六年（1880年）夏，盛宣怀向李鸿章建议，天津到塘沽的电报线路建成后，通讯效果很好，应趁热打铁，筹建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路，以后再逐步推广。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在对外交涉事务和军事活动中体验到了电报通讯的快捷带来的方便和好处，对建设天津、上海这两座洋务重镇之间的电报有着共同的强烈要求，是一说即合的事。李鸿章立即上奏朝廷，得到了批准，命盛宣怀主持这桩创业大事。
兴建一条一千多公里的电报线路，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桩不小的工程，更不要说在120年前的清代，缺乏材料设备，全赖进口；缺乏技术人才，全靠引进；缺乏运输工具，全靠马拉船运。以及因为自办电报事业与洋人利益的冲突，对外艰苦的交涉和谈判；沿途农民对这新鲜事物的疑虑和反对，对内的宣传和解释……最最关键的还是那巨额工程资金的来源。万事开头难，中国电报事业的开头是一条坎坷之途，不少人想到了，想做，但又不敢做。只有盛宣怀义无反顾地接下了这付重担，他终于能够独当一面放手一搏去实现“做大事”的理想了，岂能放弃这一机遇？
盛宣怀成功了。盛宣怀的成功不仅仅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津沪电报线路的架设，在天津和上海之间设立了七个电报分局，正式开通了中国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路；还在于他妥善完成了限制外国电报公司在中国的运行范围的艰苦谈判，维护了主权；在筹办电报线路建设的同时，他还开办了“天津电报学堂”，培养起一批自已的技术人才。盛宣怀的深谋远虑和缜密细致，以及在涉外谈判中的精明能干，都表现出他确实是一个能够胜任大事的将帅之才。
“天津电报学堂”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中等技术专科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办，显示了盛宣怀不同一般的教育理念，这种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的教育目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十分大胆的，也有点异类，他敢于这样做，而且取得了成功。“天津电报学堂”培养出了第一批电信技术人才，他们后来遍布全国各地的电报分局、电报所，在中国近代电信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盛宣怀在他以后的事业中坚持了他的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教育思想，1895年他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即现在的天津大学，就是这一教育思想的延续。
盛宣怀在筹办采矿、冶金、轮船、电报、纺织等实业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缺乏技术人才的苦恼。他聘用了不少西方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有时候请来水货，赔了钱，还耽搁了时间；有时候又被对方种种苛刻的附加条件所约束，有受人控制的无奈。因此，他一直强调：办实业，筹集资本不难，最难在缺乏人才。在筹办实业的同时设立技术学校，培养自己的人才，一直是他的理念。
1895年，盛宣怀的事业越做越大，感到只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已经不够用了，他要引进西方那一套教育模式，提出在中国开办正规的大学。他的这一想法和李鸿章是一致的，也得到了继任直隶总督王文绍的支持，于是就由王文绍出面禀奏光绪皇帝，请求在天津设立新式学堂。设立新式学堂符合了当时社会各界呼吁创办“新学”的思潮，光绪皇帝也已认识到兴办“新学”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很快给予了批准。当年10月2日，北洋西学学堂在天津成立，校址在天津北运河畔大营门博文书院旧址，盛宣怀任首任督办，并聘请当时在天津自办“中西书院”的美国人丁家立任总教习。第二年，北洋西学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工科大学，创办之时，头等学堂设专门学（即科系）5门：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设铁路学堂，以上这些学科培养的高层次人才都是当时洋务实业急需的，体现了盛宣怀的教育思想。
盛宣怀在电报总局一直干了六年，架设的电线超过了二万里，盛宣怀的影响从一个地区走向了全国，他开始是一个可以影响大局的洋务派大员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盛宣怀被选拔任命为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道，这是他第一次出任正选道台之职。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鸿章把他从东海关道调到了天津海关道。同是海关道，但是这个职位更重要，原因李鸿章在调动盛宣怀的奏折里说得很清楚：“津海关道系冲繁疲难四字最要之缺，地方洋务关系巨要。……天津为各国通商总汇，近年业务日繁，必须关道得人，相助为理，上下承接，庶无隔阂。……仰恳天恩，俯念津海关道员缺尤为紧要，准以东海关道盛宣怀调补，庶于时局有裨。”李鸿章得这份奏折很长，但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调盛宣怀到天津来，甚至还搬出有关“时局”的大帽子来，这已经不仅仅是栽培的意思了，而是急于要盛宣怀帮他分担一些困难，尤其是对外交涉事务中的困难。李鸿章已经把盛宣怀当作得力助手来使用。
盛宣怀在津海关道任上待了四年。在这几年中，中国的外患日益严重，特别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发生，把盛宣怀推上了政治舞台。盛宣怀所在的津海关道署成了李鸿章统率的北洋水师的后勤部、参谋部，盛宣怀参与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工作，收集情报、保障通信、调动船只、运送军需，还参预了援朝作战的准备和决策，他的一个弟弟盛星怀在平壤前线阵亡。
甲午中日战争最后以中国的失败告终，1895年，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赴日本，签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受到了国人的谴责。李鸿章从此走上了下坡路，直隶总督一职也被王文韶取代。盛宣怀对中日战争的失败痛心疾首，他认为失败的责任不能全归在李鸿章身上，他还几次上言政府，建议学习西方国家的军队训练方法，购买新式军械，操练新军，壮大国防力量。所进条陈都如石沉大海，他向袁世凯抱怨：“现内外主和缓战备，药石难进。……”由于恩师李鸿章也不在任上了，他也未免有点心灰意阑，几次向王文韶提出辞呈，辞去津海关道一职。
没有想到的是，津海关道是辞掉了，他却走上了一个更高的舞台。由于他在轮（运输）、电（通信）、煤（采矿）等几大全国性的洋务实业中操纵自如的地位，以及背靠洋务实业在甲午战争中的作为，使得朝廷也不得不重视他的能力和作用。光绪二十二年九月（1896年10月），他被光绪皇帝召到北京，面询国家大事，不久即授予太常寺少卿，获得了专折奏事权。这是中央一级的官员了，并且有了向皇帝直接对话的权力。盛宣怀走出天津，走向了全国。这一年，是他事业辉煌的开始。
盛宣怀在津时，有一件事值得追述，那就是1894年6月他和孙中山在天津的晤面。那一年，孙中山十八岁，在香港开着一个诊所，他虽然长期留寓海外，却是个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他写了一份《上李傅相书》，提出了一些治理国家的主张，想去天津当面递交给当时正主持洋务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但一个当时还不知名的青年，怎样才能见到李鸿章呢？他知道盛宣怀与李鸿章不同寻常的关系，于是托同乡郑官应给盛宣怀写了一份推荐信，同时还转托正在广东做事的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写了推荐信。孙中山带着这两封推荐信，风尘仆仆到了天津，希望盛宣怀能在李鸿章面前引见一下。现在保存在上海图书馆的这两封信的信封上都留有盛宣怀的亲笔手迹：“孙医士事。”可以想见盛宣怀见到孙中山后对这两封推荐信的重视。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对走强国富民的道路有着不少共同的想法。
十多年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作为清朝的遗老，盛宣怀的下台也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孙中山对这个“中华第一实业家”一直抱有欣赏的态度，甚至一度想让盛宣怀重新出山和他一起修铁路。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在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却有着不少共同点，这也是历史曾经把这两个有着很大差异的人物拉到一起的原因。
参考书目：
人范须知
盛隆编
龙溪盛氏宗谱
盛隆等编
盛康行述
盛宣怀等撰
皇朝经世文续编
盛康编
显考杏荪府君行述
盛同颐等撰
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撰
愚斋东游日记
盛宣怀撰
愚斋存稿
盛宣怀撰
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
淮系人物列传
马昌华主编
1995年
盛宣怀传
夏东元著
1998年
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
易惠莉著
1994年
中国早期工业化
【美】费维恺著
2002年
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
易惠莉 陈吉龙等编
2002年
百年家族盛宣怀
宋路霞著
2002年
盛宣怀年谱长编
夏东元编
2004年
插图说明：
一、江南望族
1． 常州青果巷――盛氏祖辈居住地
2． 盛宣怀像
3． 历经历史沧桑的常州盛氏老宅
4．《人范须知》――一部盛氏三代合作的道德规范书
5．盛康在湖北盐法道任上起草的公文底稿
6．同治九年（1870年）江阴“济美典”开办申请书
7．盛宣怀的第三位夫人庄夫人像
8．盛宣怀的儿子盛重颐在上海的豪宅
二．实业领袖
1．晚清时代的轮船招商局大楼
2．汉冶萍公司旧貌
3．徐州利国煤矿示意图
4．第一代铁路建筑工人
5．华盛机器纺织总厂股票
6．清代的电报线路
7．中国通商银行支票
8．盛宣怀在各地任职时收到的信件
三、
1．盛氏“家善堂”发放救济金的执照
2．盛宣怀亲笔稿《义赈缘起》
3．治理小清河示意图
4．广仁堂为赈济募捐印制的《灾民图》
5．盛宣怀在赈济江苏水灾时开办的“清江浦惠粥店”
6．盛宣怀捐助北京广仁堂的收据
7．盛宣怀晚年自号“止叟”由来的亲笔稿
四、
1．津河广仁堂建筑示意图
2．光绪五年（1879年）盛宣怀代理天津兵备道时签署的公文
3．天津海关道衙门图
4．清代中国电报局机房
5．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给盛宣怀的密信
6．1903年落成的北洋大学堂主楼
7．盛宙怀推荐孙中山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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