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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教师世家。
先说我爹，我爹属于老三界，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界大学生。文革十年，我爹教了十年高中，所以我爹最早的学生与他年龄大体相仿。大学毕业后，我爹又操起了他的老本行——教书。
我爹教的课程是物理，他研究自然科学，为什么说研究呢，在我的记忆里，方圆几十里的老乡们一遇自然科学的疑问，必找我爹。在我爹执教的学校里，几乎所有老师只要一遇到涉及物理知识方面的问题，必找我爹。在我的记忆里，我爹发明创造的科学产品很多，属于我爹的专利产品很多。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我老家，没有人不知道我爹，没有人不夸我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
因为我爹在江湖上的声誉，所以我从小就不得不也被视为是聪明的。体现我聪明的途径之一是没有上完小学就上中学，我跟我爹说你这叫拔苗助长，我爹说班级你选、座位你选、各种条件都满足你，你还长不起来。
描述一下我爹执教的那所闻名遐迩的重点中学的基本情况，所有学生必须全部住校，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每天晚上十点下晚自习，周六周日全天上课，寒暑假还要上课。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可能被活生生的操练成为一个重复记忆的机器，而且没有人为他们变成机器以后的生活负责。
几乎公认的是，中国的教育已经成为少数利益集团获取暴利的垄断行业。我们把人的财富分成两部份：流动财富（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产）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人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我要强调的是垄断集团谋取学生们的不仅仅是他们当时所支付的各种费用，更重要的是学生们未来的人力资本也被间接的谋取。
早在我读初二那年，我就对囚徒般的学生生活做过最大胆的反抗，我把我爹给高年级的期中考试试卷手抄下来，与另一个高年男生换取历史试卷，那名男生在老师中午午睡的时候，翻墙入室，拿到我们的试卷。
在考场上看到熟悉的题目，熟知答案，那份瓮中捉鳖的畅快不是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享受。即使很快就东窗事发，我们各自受到了最为严厉的惩处（那名男生被勒令退学，我由于有我爹的背景幸免遇难）。
最黯然神伤的是我爹，原本拔苗助长想好赖也落个虎父无犬女的光荣评价，熟料竟让他颜面尽失。从那以后，我爹对我的态度基本上是任由我自生自灭。
我家与我同样享受自生自灭的还有我爷爷。
我爷爷去世于1999年，我爹说他是73岁那个坎没有过去。这样推算我爷爷似乎出生于1926年。这个推算的重要性在于，我爷爷接受的所有教育都应该在1949年之前。
据说我爷爷是个老牌大学生，还喝过洋墨水。我爷爷也是教师，还做过校长。文革期间，他因生活做风问题的名义被整下台。蹊跷的是，他的子女们也因此与他疏远。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知道我爷爷在哪年出生的原因，我爷爷多年都是一个人生活着。
我无从知晓我爷爷当年做教师的情形，也无从知晓他与我父亲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态度上的差异。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未有过工作上的交流，他们是疏远的。
在我的眼里，我爷爷有着让我羡慕的人生。他笑容多，闲时看书，即便到老，我提出的所有疑问，他几乎都能解答。他拉一手好二胡，自拉自唱，自得其乐。他画一手好画，刚上学的小孩也爱跟着他学画画。
1999年的春节，我爷爷破天荒到我家过年，餐桌上他不掩饰喜好吃什么不喜好吃什么，吃完后也不假惺惺的装出一幅帮着收拾桌椅的模样。吃完饭他和我一样盘坐在沙发上看港台娱乐节目。年轻人的夜生活他象个小孩一样跟着，惟恐我们甩掉了他，台球他一学就会，在KTV唱歌也十分娴熟。
我爷爷去世当天，我爹打电话给我，说我爷爷和年轻人玩牌后有些兴奋，好心情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床时不小心跌倒在地，不到三天时间就过世了。我立即回家，先前的整个8月我都在想，尽管我与爷爷从来没有生活在一起，尽管我们之间是生疏的，但无论怎样，我要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里给我爷爷一些钱，让他买些好烟好酒。这个愿望终止在9月。
爷爷的遗容是微笑的，我想象到他是带着好心情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二天赶回台里请假，我在电视台工作，台里分了间小房子给我，房子很旧。请假后我回到房间整理东西，在床上我每天都要放脑袋的位置，在我回家的那个夜晚，墙顶一大块足以让人丧命的墙体脱落下来，砸到我的枕头上，至今我还能记起那犹如地震发生过的景象．如果不是因为爷爷去世我赶回家，我这颗被拔出的苗，从此也许永无生长的可能。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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