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著《拓跋史探》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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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著《拓跋史探》评介

侯旭东
2006-05-18 01:41:24 阅读 作者提供。刊《中国学术》2005年第1辑，总第21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出版），第248-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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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年由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北方近百年（439年—534年），此后北方再度分裂，却不曾回复到十六国的混乱状态。北周重新统一北方与隋朝一统中国均得益于北魏的长期统治。研究北魏史，对于理解中国如何走出纷乱再度统一重现盛世具有重要价值。要完整地认识北魏的历史，北魏入主中原前的百年历史同样不容忽视。拓跋部能够从一个蛰居代北的蕞尔小族最终突入中原，横扫北方，担当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与这段经历密不可分。田余庆先生的新作《拓跋史探》对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为深入认识北魏早期历史，乃至整个北魏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关于拓跋部在建立代国前后的历史，作者经过缜密的分析，揭示出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拓跋部与另一少数族乌桓在代北地区长达百年的共生关系。在相当于西晋十六国的一百多年中，拓跋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形成拓跋部落联盟的盛衰起伏。这三大转折也是拓跋与乌桓共生历史的演化过程，概括地说，两者的共生是拓跋的组织和乌桓的武力的结合。拓跋就是在这种曲折中成长为稳定中国北方社会的力量。一是在拓跋部落首领母家势力颇大，时常干预拓跋部首领安排的背景下，拓跋珪实行了“子贵母死”之制，即处死皇太子母亲的制度，并离散了其母族与妻族所在的部落，以巩固皇权，稳定长子继承君位的秩序，使拓跋部从部落走向专制帝国。“子贵母死”之制一直沿用到北魏后期。围绕它的兴废，对北魏一朝的政治史也增加了新的理解。

　　作者致力于北魏早期历史，与他对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趋势的把握分不开。早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作者就提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第362页）的论断。在本书中作者进一步指出“拓跋部百年来孳生繁育于代北，……获得了发育、成长和完善自己的稳定环境，终于乘时崛起，走出代北，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第2
页），明确认为北魏一朝在南北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深入探讨北魏早期历史，即拓跋部落在代北地区活动的百年历史是顺理成章的。在上述思考指引下的研究也就不仅是就事说事，只关心拓跋早期的发展，而是瞻前顾后，将拓跋开国史置入十六国至隋唐的宏观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关于“离散诸部”作者指出：“道武帝离散诸部之举，从全局看来，正是他能结束十六国纷纭局面重要的一着。道武建国的十年征战，从部落体制上摧毁了最强大也是最亲近的贺兰、独孤世婚部落，才使他的帝国一时不再有别的部落力量敢于挑战，更使他的世继之业不再受到强大的外家和母后干扰。……道武帝以此提升了拓跋族在各族关系中的地位，增强了北魏政权的统治能力，开启了中国北方社会从恢复元气到探求发展的道路”（第91页）。寥寥数语就将“离散诸部”在拓跋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揭示得十分清楚。在分析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时，作者说“拓跋部在五胡迭起迭衰的进程中只不过是‘十六国’之后的第‘十七国’而已，但由于百余年来与乌桓共生蕃息于比较安全的代北地区，终于乘十六国之衰结束了纷乱如麻的局面，建立比较稳固的统一北方的政权，从此再经起伏，开启了隋唐盛世的孕育”（第144页）。这些点睛之语不多，却精辟地阐发具体的现象所蕴含的宏观历史意义，达到了“尺幅千里”的境界，使读者透过具体的问题获得对北魏宏观历史的把握与认识。这一研究因而具有了一般个案研究所罕见的宏大视野，分析也显现出厚重的历史感。

　　《拓跋史探》之所以能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还在于作者另辟蹊径，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关于拓跋早期的历史，前人已有不少研究，而且可资利用的资料也极为有限，似乎难以为继。仔细分析，前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拓跋早期政权的性质展开的，关心的是拓跋部“何时”从部落转变为国家，转变为“什么性质”的国家：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学者的精力集中在为拓跋部的历史贴标签上，而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反倒遭到冷落。作者同样相信拓跋部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阶段，认为在拓跋珪统治时期，拓跋部由部落联盟跃进为专制帝国，不过他一心追问的是拓跋部“如何”从部落转变为国家，而没有纠缠在国家性质上。问题的转换意味着思考方向的转移，预示着研究的深化。对作者来说，拓跋部在拓跋珪时期通过什么途径、办法发展成国家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也是过去所忽视的问题。从而发现了“子贵母死”之制以及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开辟了研究的新天地。

　　具体的分析中，面对十分有限零散的资料，作者通过细密的思考捕捉到看似孤立的历史现象间的密切联系，发掘出影响拓跋百年历史进程的重要线索，显示了驾驭和分析史料的深厚功力。关于拓跋珪施行的“离散诸部”与“子贵母死”，历来都做为两件互不相关的事情而分别加以研究，特别是对于前者，直接涉及的史料只有三条，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无继续深入的余地。作者在分析史料的过程中发现拓跋珪创业战争的主要对手几乎都是与拓跋世代联姻的外家部族，他们乃是拓跋创业的主要障碍。而离散诸部实际也就是特指拓跋珪创建帝业的过程中把原来最贴近拓跋，从而成为拓跋发展和拓跋珪帝业明显阻力的部落，主要是拓跋外家的一些部族，在击败后予以分割。并强制迁徙、定居，取消其部落大人特权（第102页）。由此也揭示了离散诸部与子贵母死的密切关系：“此二事内蕴相通，后一事可以看成是前一事的延伸，两者都导源于拓跋历史上外家与后妃结合所形成的母强子立之局”（第46-47页）。找到两者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找到了理解拓跋部如何从部落转变为国家的一把钥匙。没有对史料的反复分析体会，与对拓跋历史的深切把握，是无法发现潜伏在文字背后的密切关系的。这也是“读书得间”的一个典范吧。

　　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地区的共生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新发现，由于文献中关于乌桓的记载很少，这段历史基本被覆盖了。作者经过深入细致，甚至是迂回曲折的考辨，从点滴史料中爬梳整理出两者共生的大致脉络。对“东木根山”地名的来历的探讨就是突出的一例。作者以地名为线索，捕捉到地名迁移背后包含的独孤部的移动，进而注意到围绕此山而生的拓跋与乌桓的活动，发掘出平文帝与乌桓独孤刘路孤共居此山的史实，进一步证明了拓跋发展中与乌桓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拓跋部南进不成而出现的反复，以及代北地区存在两种乌桓的事实（第137-146页），成功地透过一个小小的地名展示出两族共生的历史片段与拓跋发展中的曲折，体现了作者发赜阐幽，小中见大的深厚功力。

　　史学的发展离不开新材料，但更重要的是对材料的透彻分析。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讲到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特点时说：“陈寅恪先生的诸多贡献，得益于新史料者并不算多、更多的是凭借极为深厚的史学修养，凭借精微思辨，推陈出新，从习见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找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提出新问题，得出高境界的新解释，使古史中的许多模糊区域得以逐渐辨识清楚”（第7页）。其实这也是对作者多年来所坚持的研究方法的最好总结，本书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方法。


田余庆：《拓跋史探》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