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春秋唐氏传——读《胡适口述自传》的札记

邯郸学步

胡适春秋唐氏传——读《胡适口述自传》的札记

一


对我来说，胡适大名如雷贯耳却又是陌生的。前几年曾经读过一本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书是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的，无论从装帧还是印刷来看，都是无法让人忍受的，差强人意的是书的内容还不错。那是第一次读唐德刚的书，此后还从网上下载了他的大作《晚清七十年》，看了几页，眼睛受不了，就没再读了。前段时间上当当网购了三本他的书，都是广西师大出品的，《杂忆》算是补购，《袁氏当国》还没看。在这本《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回顾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学习经历以及学术活动，进而对一生的思想做了总结。


胡氏的口述稍显简略，所以唐德刚做了必要的注释。正是这些注释，让我们领略了唐先生的如花妙笔。有人讥讽唐文如说大书般信马由缰，但是他的真知灼识，谁也无法否认。特别是唐先生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从事传记工作犹让我佩服。《春秋》微言大义，为其作传者三。这本书真应该叫《胡适春秋唐氏传》才是。


胡氏在第一、二两章中口述了自己的故乡和家庭。他出身于徽州绩谿上庄，其父胡铁花先生是贡生，师从清末大儒刘熙载，后曾任台湾岛台东统领，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所有清朝官员奉召返回大陆。铁花先生因消息闭塞不能早拔，又患重病，病故于厦门。可以说胡适无甚家学渊源，而蔡元培在胡氏《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竟想当然的将胡氏的身世系于“世居绩谿城内的胡家”。


唐德刚对“江南才子”所作的注释让人一乐，他说“我国俗语上所谓的‘江南才子’并不限于长江以南所出生的‘才子’，苏北、皖北的庄稼汉，乡试考得好的也有份”。中国历来有穷学文，富习武的传统。出身寒门的士子有“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壮怀和梦想。


唐氏在另一条注释中说，胡父的老师刘熙载的“真博必约，真约必博。”的治学精神也就是胡适所谓“为学当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纵观胡适的一生，唐的认识还是很有见地的。

二


老夫少妻生的孩子可能真有人种学上的优势，胡氏能够考取庚款留学的名额，无疑是那时的翘楚少年。所谓庚款奖学金就是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一条法案，决定退回清政府为义和拳运动对美国人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买的单。就是国民作乱，政府买单。至于国民为何作乱，则不探究。退款云云，只是强盗偶尔良心发现罢了。


胡适入康乃尔大学习农学。初到美国，也像一般的中国青年一样，胡氏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结识了一些教徒，了解了基督教家庭的生活方式，几乎做了基督徒。唐德刚先生以他自己初临美国的留学生活与胡氏作了对比，并得出结论：胡适那辈留美学生，全是中国士大夫阶级里少爷小姐出身的，他们漂洋过海，又钻进了美国WASP的社会里来，心理上、生活上，真是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这种缺少低层生活的经验，对美国真正的平民生活自然无法了解，由此对美国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有透彻的了解。


胡氏说：“在我阅读《圣经》，尤其是《旧约》之后，我对犹太人真是极其钦佩。所以，我可以说这些都是我的经验的一部分—是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了解。”唐注认为，犹太人也是个有宗教狂热的民族，犹太人当初被赶出埃及，便是出于宗教的缘故。其后到处流浪。愈流浪则宗教信仰愈笃；宗教信仰愈笃，就愈不能和其他异教人士相处。因此，形成个歧视和被歧视的恶性循环。唐氏此历史的眼光，也可以用来看待当今中东问题的症结所在。


同时胡氏对美国政治也发生了兴趣。选举最能体现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胡适能在美国碰上大选之年，也着实兴奋了一回。正是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决定了胡氏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但其一生很少参与实际政治，只是票友罢了。胡氏认为对政治的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学农实在是违背了胡大师的个人兴趣，1915年其从康乃尔大学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胡氏“后来在公开的讲演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唐德刚和他抬了个小杠，认为胡氏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太重了，胡适先生那一辈知识分子，头脑里始终未能摆脱科举时代的旧观念。受教育的人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锥处囊中。他们不甘心做个普通人。现代社会的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培养更多的一般的知识分子，普能劳动者。最现实的问题还要考虑毕业后的就业，如果由着兴趣学习、择业，可能反要到处碰壁。人生常常就是处于这种两难的境地。

三


胡氏只是“政治票友”，因此，对他在西方所受的政治训练，我没有丝毫兴趣。杜威的实验主义，虽然名声巨大，但其在中国的影响，并未随着他弟子名头的提高而扩大。胡氏在哥大以夏德教授的汉学为副修，唐氏为此所作的注释，倒颇有见地，他认为：“我们今日不能小视欧美的‘汉学’。西方专才，研究中国，所钻虽浅，隔靴搔痒尤多；然从西向东看，往往观念弥新，颇值吾人借鉴。”我最近读了一些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孙康宜等所作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著述，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


1917年1月在《新青年》刊出了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胡氏大倡白化诗文，给通俗文学以高度的评价，这才是胡先生对中国文化不朽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胡适，我们至今也许还在继续着之乎者也的“雅事”。遗憾的是，时至今天，其它文体都非常成熟了，只有新诗还无法令人满意。新诗越来越脱离了大众，“躲进小楼成一统”。


李敖先生自诩白化文天下第一，其《千秋评论》确实大快人心，然而，第一云云，显然是自信过头了，也许这只是李敖先生狂放的幽默吧。胡氏告诉唐德刚先生：“共*产*党里白化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相信在台湾的胡先生此言不是“高举”后的言不由衷，更不是借“我的学生毛*泽*东”以自耀门庭。


想当年，26岁的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参加了新闻会和哲学会。有一次，他在听大他两岁的胡适讲座，“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教授拒绝与他交谈。“（美国作家特里尔著《毛*泽*东传》），就这样免强扯上的师生关系，唐氏还津津乐道呢。


再说，毛*泽*东从签名簿上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如罗家伦、傅斯年等。“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关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但是他们太忙了，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助理管理员的南方土话。”十几年后，也就是1936年，在保安，43岁的毛*泽*东向美国小青年斯诺伤心地回忆道。正是这些文化人中的启蒙人物的傲慢与偏见，为日后千千万万的文化人掘下了坟墓吗？

四


适之先生用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句话来概括新文化运动（胡氏喜用“中国文艺复兴”称之）的真义。其内容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其一，是研究当前国家具体和实际的问题，诸如，宗教、国语统一、妇女解放、教育、婚姻等等问题。

第二点，胡氏叫它作“输入学理”，也就是从海外输入新理论、新观念和新学说，来帮助我们解决当日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由此，在《新青年》上介绍了易卜生的戏剧、马克思主义学说、杜威的实验主义、日尔曼意识形态等等。

第三个方面，就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胡氏认为对传统的学术思想也要持批判的态度，这一点胡氏称为“整理国故”，以期对我国固有的文明做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上述三个方面，势必要产生第四个方面，就是“再造文明”复兴中国文艺。宗上所述，胡适先生说，我们要用批判的精神，检讨输入的学理，重新估定固有文明的价值，适应时代的潮流，来铸造一个新文明——一个真正融合中西之长的新文明。


1919年暴发的五四运动，改变了胡适梦想的“中国文艺复兴”文化运动，成了政治运动！五四运动，高擎“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科学与民主的解读，当时便见仁见智了。陈独秀服膺苏共的观点，苏共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民主”。而在胡氏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按德刚先生所说，胡氏的诠释是不折不扣的杜威之言。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现在扯清了没有。


胡适先生为什么被打成了“反动”的学者呢？也许，是因为他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法则。还认为“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这对教条主义者无疑是一记沉重的闷棍。况且，他还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大概就是马列学徒掌权后，继续清算胡适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唐德刚先生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五四运动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比胡氏的认识的高明得多。他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详见该书第九章注1）

五


正当胡适的追随者，唯他马着是瞻，鼓噪前进时，他的“马首”一掉，转而去“整理国故”、研究和尚、评价旧小说、考据《红楼梦》去了。大使先生胡适，除了留下些趣闻秩事，以供谈资外，我就毫无兴趣了。好在这本口述自传，也初读一过了。这些粗疏的笔记，聊供同好一哂吧。

2008-6-8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