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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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阴雨，遂不得外出游玩，故卧宿舍读书，著名史学家唐德刚的《新中国三十年》。

此卷来之不易，昔时“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或许是唐先生春秋笔法，令一些人感到忧惧，所以此书未能在大陆出版。我手中所握的书卷，是从网上下载而打印成册的。其实，一本文字垃圾组成的书即使是装潢精美至极也只是文字垃圾而已，而一本真知灼见组成的书即使是油墨印刷而会洛阳纸贵。君不见大陆著名自由主义领袖李慎之先生的文集虽不能出版，可是网上热卖的油印本的《李慎之文集》和著名学者写的纪念文章组成的《纪念李慎之》却很畅销。

唐先生的《新中国三十年》不为权者讳，不为尊者避，秉笔直书，真实地纪录了新中国三十年（1949——1979》年的政治面貌。虽然这是唐先生避秦海外，不必担忧步太史公的后尘，可也是一个受过历史学专业教育的史学家的职责所在。君不见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除了陈寅恪先生外，几乎众口一致的拜倒在“太史公冲虚真人”之下。（注：陈寅恪在建国后依然坚持学术自由，当全国的历史学家都改信“马列主义史学”的情况下，陈先生则不宗“太史公冲虚真人”。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暗指“马列主义”。然则陈先生绝世英才，终未能逃脱文革劫祸，悲乎悲乎！）

中国传统史家都是惜墨如金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新中国三十年》，就有这种感觉。唐先生用极少的笔墨，清清楚楚地勾勒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的政治情况。新中国建立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目不暇接，一般人很难通过现象看透本质。唐先生则理清头绪，道出了其中原委始末，并加以分析解剖，令人恍然大悟，直呼“原来如此”。其实大陆的史学家是更有条件写一部共和国信史的，更能接近历史真相的，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仅很少有人苦心研究，而且研究了的也只能在海外看到。勤劳而善良的中国人民是无缘接触到这些书的。

我无意于去分析唐先生的分析是否恰当，我只想说一个史家应有的价值观而已。这个价值观就是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上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陆的历史学研究者要走出郭沫若的藩篱，勇于开创中国史学的新辉煌！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可以拿到唐先生等学者的在大陆正式出版的著作，而不象我今天这个样子阅读！


附记：记得高中历史课上，历史老师三番五次地对我们说，从司马迁后，中国的史学界是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都是后一朝代的史家研究前朝的历史，二十四史都是后一朝代写的。老师讲到新中国的历史时，总是不愿多讲，尤其是面对学生提问文革和“六·四”事件的问题，则严肃地说，你们不要问，今后也不要乱讲。可是，我们学历史的不讲，谁来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