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德先生赛先生牵着鼻子--唐氏的民主与科学观

知侠

从科学民主这个大方向上的成就看，胡适是２０世纪中国当然的第一人。



20世纪的中国有三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二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三是封建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五四运动以民主为大旗，反对专制政治，追求的目标是建立法国和美国式的民主政体；以科学为大旗，反对封建蒙昧主义。


唐德刚先生，作为胡适最后一个学生，努力要给胡适一个全面的评价

，尤其在民主与科学的看法上。１９８７年，唐称胡适是中国的“自由神像”。《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里面说：由于胡适的倡导，胡适的坚持，胡适的执拗，终于我们东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点火的代有其人，而让人顶礼膜拜的却永远是这座神像。这神像高举火炬提出四大号召：（一）言必有据的“科学”方法；（二）以“人权”以“健康的个人主义”和多党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三）反对流血革命，安心于一点一滴改革实践求真理的“实验主义”；（四）以富强康乐的“美国模式”为今后改革的目标。　　简单的说，就是他所谓胡适的四大信仰：科学，民主，实验主义，美国模式。再简单一点说，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说胡适划时代的基本思想，也是他为中国指明的方向，现代化的方向。他说五四所开创的时代可以说是“胡适时代”。


而唐先生本人，对于民主与科学又有其不同于其尊师的见解：“德先生、赛先生也只是先生之一耳……被一时时髦的思想所专政，圣贤豪杰所不能免，况我辈凡夫俗子乎？”“他（胡适）老人家服膺“科学”“民主”，服膺了一辈子，被赛德二先生专了政，而终身不能自拔！”


窃以为，唐先生是信仰多元主义的。多元主义表征着启蒙时代之开放的心灵和自由的思想，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思维方式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的转型。在新思潮风起云涌的1920年春，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对“主义”的多元性，有一段经典的“五四”式表述：“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圣贤，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
陈独秀关于“主义”之多元性的开放态度，洋溢着五四时代之自由、理性、怀疑、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它可谓启蒙精神的最好注脚。这种多元的价值观，表征着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思想转型和精神解放。五四的教训，也恰恰在于非多元性的一元主义。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意识形态更替的思想转型过程，那么，其以多元主义颠覆旧传统而以一元主义建构新传统，正是表现了中国一元论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的连续性。
唐先生亦是认为，所谓科学与民主都只是各领风骚的一部分，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我们需要的是多元的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等的角度及方法，各种制度亦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却不可被某一制度或主义专了政。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将是孔子、洛克-斯密和马克思对话的过程。五四时期发生过两次著名的思想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科学主义与新儒家之争，其论战主题涉及自由与正义、革命与改良、科学与信仰等诸多问题，从而预示着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中国的现代化，也许是世界现代化史上最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对于一个处于转型之中的古老东方国度来说，中国的问题显然大于任何外域和本土的主义，无论自由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科学主义抑或新传统主义，都不可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应灵丹。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国问题的多元性，规定了解决问题的主义的多元性。而在问题与主义的互动中，将形成中西融合的多元的中国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