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和他的遗著

花生

“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可以说是先生一生为人为学的写照

  

  今年是先师朱东润先生(1896－1992)诞辰110周年。承其家人同意，先生遗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年内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部分章节将由刚复刊的《中华文史论丛》刊出。兹先借《文汇报·笔会》刊登自序，以飨世之喜欢先生文字者。

  先生早年留学英国，1929年进入武汉大学。抗战军兴，武大内迁四川乐山，先生在故乡泰兴接获学校通知后，因无力携家渡越漫长险途，立即辞别妻儿，绕道河内、昆明，赴校莅职。时为1939年1月，他43岁，正是其学术生命的鼎盛时期。在此以前，他已经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读诗四论》、《史记考索》、《中国文学批评论集》等一系列专著，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客居多暇，在整理出版旧著的同时，他更多地关注今后的学术发展方向。晚年他曾谈到当时的选择对其一生定位的意义。他说，古代文学的研究，按照老的办法，确实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但一直如此总不是办法。中国文学研究应该寻求新的方向，开拓新的道路，这个工作总要有人来做，自己就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起来。这个方向，就是传记文学的写作，是他早年留学英国时期特别感兴趣的，并准备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乐山期间，他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是系统总结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和特点，二是尝试采用英国传记文学的做法，写作中国的传记文学。后者有1943年完成的《张居正大传》，出版后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1945年完成《王阳明大传》，可惜原稿遗失，先生晚年仍颇感遗憾。前者就是这部《八代传叙文学述论》。

  稍通文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古代传记极其发达，不仅二十四史中有无数人物传记，隋唐以下的书志中都有传记一类，收录极其丰富。但朱先生用西方传记文学的眼光来审视，看到了秦汉的史传、六朝的别传僧传、唐宋的碑状、明清的年谱，以及梁启超的几部评传，虽然也都各有成就，但也颇多遗憾。他认为传记主要应该以人为中心，应该生动活泼地写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命发展历程，而史传的目标是写史写事，碑状年谱过于刻板虚假。梁启超的评传是有开拓意义的，但把一个人的事功分割成几块来叙述，不免有“大卸八块”的遗憾。先生认为，汉魏六朝的别传、僧传的成就最高，因此有本书的写作。

  六朝僧传还有不少孑存，别传见于记载的虽有数百种之多，存世者则很少，但在史注、类书中则颇多摘录，可惜清代的辑佚学家很少注意及此。先生是实干型的学者，他既有志于此，即从最原始文献的搜求积累开始，终于从古籍的断简残篇中辑录出四百多种相关的著作。从先生的叙述中，我们既可以想见到他的努力，也可以领会到他的愉悦。

花生

“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可以说是先生一生为人为学的写照

  

  今年是先师朱东润先生(1896－1992)诞辰110周年。承其家人同意，先生遗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年内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部分章节将由刚复刊的《中华文史论丛》刊出。兹先借《文汇报·笔会》刊登自序，以飨世之喜欢先生文字者。

  先生早年留学英国，1929年进入武汉大学。抗战军兴，武大内迁四川乐山，先生在故乡泰兴接获学校通知后，因无力携家渡越漫长险途，立即辞别妻儿，绕道河内、昆明，赴校莅职。时为1939年1月，他43岁，正是其学术生命的鼎盛时期。在此以前，他已经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读诗四论》、《史记考索》、《中国文学批评论集》等一系列专著，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客居多暇，在整理出版旧著的同时，他更多地关注今后的学术发展方向。晚年他曾谈到当时的选择对其一生定位的意义。他说，古代文学的研究，按照老的办法，确实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但一直如此总不是办法。中国文学研究应该寻求新的方向，开拓新的道路，这个工作总要有人来做，自己就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起来。这个方向，就是传记文学的写作，是他早年留学英国时期特别感兴趣的，并准备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乐山期间，他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是系统总结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和特点，二是尝试采用英国传记文学的做法，写作中国的传记文学。后者有1943年完成的《张居正大传》，出版后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1945年完成《王阳明大传》，可惜原稿遗失，先生晚年仍颇感遗憾。前者就是这部《八代传叙文学述论》。

  稍通文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古代传记极其发达，不仅二十四史中有无数人物传记，隋唐以下的书志中都有传记一类，收录极其丰富。但朱先生用西方传记文学的眼光来审视，看到了秦汉的史传、六朝的别传僧传、唐宋的碑状、明清的年谱，以及梁启超的几部评传，虽然也都各有成就，但也颇多遗憾。他认为传记主要应该以人为中心，应该生动活泼地写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命发展历程，而史传的目标是写史写事，碑状年谱过于刻板虚假。梁启超的评传是有开拓意义的，但把一个人的事功分割成几块来叙述，不免有“大卸八块”的遗憾。先生认为，汉魏六朝的别传、僧传的成就最高，因此有本书的写作。

  六朝僧传还有不少孑存，别传见于记载的虽有数百种之多，存世者则很少，但在史注、类书中则颇多摘录，可惜清代的辑佚学家很少注意及此。先生是实干型的学者，他既有志于此，即从最原始文献的搜求积累开始，终于从古籍的断简残篇中辑录出四百多种相关的著作。从先生的叙述中，我们既可以想见到他的努力，也可以领会到他的愉悦。

花生

1981年12月，陈尚君硕士研究生毕业时，与导师朱东润教授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