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安是李鸿章“嫡孙”吗？ 有人有不同意见

花生

一、被访者李国安，自称是李鸿章的亲孙，其父名李经儒。查民国十四年(1925年)第五修《李氏宗谱》(四修在同治十年，可忽略不计)，登录在上面的李鸿章儿子共有六人，原配夫人周氏生子经毓，早夭；长子李经方(1855.7.19—1934.9.28)，字伯行，号端甫，是由六弟李昭庆过继的，所以又称嗣子。次子李经述(1864.12.24—1902.4.6)，字仲彭，号澹园，是由继室夫人赵小莲所生，因系嫡出，所以李鸿章逝世后由他承袭了肃毅侯的爵位，《合肥李氏三世遗集》里的《李袭侯遗集》就是他的作品。三子李经迈(1877.1.23—1938)，字季高，号又苏，别号澄园，是妾莫氏所生；在经迈前后，莫氏还各生有一子：谱名经远、经进，谱上记载均作“觞”，也就是出生后不久即早夭了。除此之外，并无李经儒的记载。可以旁证的是当时人所写的《清史稿》李鸿章传，以及李鸿章逝世时清王朝最高当局颁下的谕旨和御赐碑祭文，其中对李鸿章之子，明确记载只有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三人。再遍查李鸿章兄弟六人“经”字辈的所有子侄中，也均无李经儒其人。

　　二、也许这位李国安先生意识到了这一点，又说经儒的“儒”是他父亲后来自己改的。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父子的年龄问题。李经儒如果在甲午战争期间就能带兵上战场，而且1936年70岁时生的李国安，那他应该是在1866—1867年左右出生的，岁数大于李经迈(当时才17岁)、小于李经述(当时30岁)。那么他究竟是谁生的？那个替他向慈禧太后求情的母亲又是谁？按照清朝体制，能够和太后说得上话的，只有一二品大员的诰命夫人，而且太后也不是随便什么时候什么人都能见的，要在一定的官方重要礼仪场合。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赵小莲只有一子一女，早有定论；何况赵小莲远在战前的1892年7月即已病故。李鸿章因为追思爱妻，另一方面也是限于清朝体制，直到三年后，大约是1896年奉命出使西方列国之前，才为侧室莫氏求得一品诰命的封赏。莫氏据《李鸿章家书》记载，小名顺喜，是赵小莲的陪房丫头，出生于1854年，是在同治末年(1873—1874年左右)为李鸿章收房的，1866—1867年她才十二三岁，不可能生李经儒。退一步说，就算李经儒的母亲是莫氏，以莫氏当时的身份地位，是既不可能也不敢去向慈禧太后求情的。再说，在封建社会，像李鸿章这样的显宦世家，妻妾成群是司空见惯的景象。赵、莫两位，各有一子，家谱上记载得明明白白，这也是为了正名分、割家产。李经儒既然名不见谱传，总不成是李鸿章也会像现代的某些明星那样弄个私生子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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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弹劾他的奏折不计其数，他的亲属自然也被言官紧紧地盯上了。如弹劾其子李经方“娶日本女子作妾，是倭人坐探”，弹劾其外甥张士珩倒卖军火给日本人等，前者子虚乌有，后者夸大其词，但都在当时的报纸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如果李经儒确是李鸿章的亲生儿子，并且确实擅自解散部队不战而逃，当时的民情和舆论必然会有所反应。深谋远虑、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是断然不会下这样的免罪密旨的。而且以李鸿章倔强自负的个性，恐怕他自己就会把这个“儿子”给处置了。笔者整理过全套李鸿章档案，同时也查阅过已经出版的数千万字甲午战争史料，绝没有见到任何有关李经儒(率何支部队？)临敌畏缩擅自脱逃的记述。因此可以认定，这一段故事和由此引起的所谓太后“密旨”云云，纯属李国安的杜撰。

　　四、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李经儒居然会有“一张五百万英镑的存折”留给李国安。我们知道，李鸿章一生气节人品引起世人和史学界最大非议的，就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期间“接受了俄国人三百万卢布贿赂”的历史疑案。说它是疑案，因为这件事只有俄国大臣维特回忆录的单方面材料，即所谓孤证。所以1988年在合肥召开的全国首次“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上，已故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提出“孤证不为证”，也就是希望史学工作者再做过细的工作，尽可能详尽地找到其他旁证材料、尤其是中国方面的材料，才能最后确认李鸿章究竟有否受贿。随后在编纂《李鸿章全集》时，我们数十位工作者经过十余年艰辛的史料整理，一直没发现有新的可证明李鸿章收受洋人贿赂的材料。可李国安大口一张，又冒出一张五百万英镑存单，给本扑朔迷离的李鸿章受贿案再添一份乱。

　　李鸿章死后，李家留有一份《分家合同》，收在苑书义教授撰写的《李鸿章传》里，贴在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的陈列栏上，明白无误，向世人证明李鸿章的家产并不像当时民间传说的那么富甲天下。接着，我们在整理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李鸿章档案时，又找出一份《李氏积善堂房地产契约集》，这两处加起来，恐怕折合现金也不会超过五百万英镑。很难想像，这位李经儒在上阵打仗、兵溃逃亡的一路上，会把这么一张巨额存款单带在身上。而且他的后代李国安先生又竟会这么疏忽，居然让这张存单不知去向。故我认为，那位自称是李鸿章亲孙的李国安先生的说法，缺乏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