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课笔记（十） 项羽是枭雄还是诗人

阿尔山

由宁皖等地数所高校的教授学者评选出来“2007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出现了很荒诞的一幕：一位三流影星汤唯因出演《色戒》主角王佳芝而获选年度“诗性人物”，其认为汤唯成功地出演了王佳芝“一个人能用自己全部的爱去赦免爱人所犯的罪，这是最具诗性的一种行为。”当初看到这个消息时，我骂了一句“扯蛋”，尔后抛之脑后置之不理。今天，我之所以提出这个事件，是因为教我们《史记》的陈曦老师给我们出作业题：潘军在他的中篇小说《重瞳》里将项羽定位为一个有诗性气质的人，潘声称，他对项羽的诗人定位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你同意潘军的这种看法吗？为什么？


历史对项羽的定位是枭雄。潘军的中篇小说《重瞳》以及根据其改编的话剧《霸王歌行》，都将项羽定位于一个会舞剑吹箫、爱美人不要江山、不求权利只盼心灵归宿的诗人形象。对于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和话剧），要把项羽塑造（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塑造”而不是定位）成一位具有诗性精神的人，作为读者和观众，我们（至少我）不会苛求作者。但是，如果要将项羽这样的定位就显得勉强了。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说一个人很具诗人气质，主要是看他的诗性精神。那么，什么是诗性精神呢？陈曦老师曾在《名作欣赏》（2007年第1期）刊发过一篇叫《此身合是诗人未——的一种解读》（后以《项羽》为题收入陈曦老师专集《〈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一书），其中，对诗性精神是这样诠释的：“一般说来，称某人具有诗性精神，不仅是说他能够以诗的途径（直觉、体验、想象、启示）表达生命感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超越现实生活的物质形态以追求某种精神价值。”我认为，陈老师的这种诠释应该是很正确的，至少具有代表性。理解陈老师的这句话，应该分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以诗的途径表达生命感受。陈老师在这里所讲的“诗”不仅仅是诗歌本身，而是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摹仿艺术。另一个方面是追求某种精神价值，这是“诗性精神”的主要方面。


追溯中国千年的文化历程，诗性智慧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气脉。一代一代的炎黄子孙都浸淫在中国诗性智慧的光芒之中。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是用诗性的眼光在审视历史的，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眼光，是区别于西方审美的。如果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每一个历史人物以及现实中的人物，他们或多或少都具有诗性精神。


我在这里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秦桧。说起秦桧，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但是，秦桧也是有一位有诗性精神的人。且不说他年轻时曾冒死奔赴金营，反对立张邦昌为伪楚帝，险些被砍了头，也不说他创立了沿用至今的宋体字。单说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害死了民族英雄岳飞父子这一事件，他也以诗的途径表达了他自己的生命感受，尽管惹得天怒人怨；他也追求了他自己的精神价值，尽管留下了千古骂名。第二个例子，昨天我冒着北京的烈日从军艺到魏公村路过立交桥时，我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乞丐”，他持久地站在炎炎的烈日下乞讨，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因此我发现他在此时此地的乞讨也是有诗性精神的。为此，我给了他五块钱。如果因此将他们二人定位于具有“诗性精神”的人，我想，全国人民都不会答应。秦桧的诗性精神最后被他的“奸”所覆盖，所以他被历史定位于“大奸臣”；自然，我看见那位在烈日下的乞讨者，他的诗性精神就值五块钱（当然，这五块钱的价值还包含我的同情心）。


我这样说，可能大家觉得我这种思维很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诗性智慧”这一光辉命题。人类原初有一种共同的智慧，这就是诗性智慧。在我看来，维柯的“诗性智慧”与中国儒、道、佛的精髓“美和善的统一”是同出一辙的。诗性智慧一直贯穿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它与哲学是相互矛盾、相互补充地推动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与不自觉地受到诗性的洗礼，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诗性精神。只是这种诗性精神的光芒或明或暗，或亮或淡。


同样，项羽是一位有诗性精神的人。我们的文艺作品完全可以把项羽塑造成一位很具诗性精神的人，我们的批评文章也完全可以分析研究项羽的诗性精神。但是，这些文艺作品无论怎样将项羽的诗性精神诠释得多精彩，也不能将项羽定位于一位诗人。


我们来分析一下，是将项羽定位于一代枭雄还是定位于一代具有诗性精神的诗人，这就得看项羽是枭雄气质大于诗性气质，还是看他的诗性气质大于枭雄气质。这样一比，我想一切就很明朗了。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认真地研读了《史记》中的《项羽本记》，窃以为，历史定论“西楚霸王项羽是一位粗莽勇武、简单而缺少谋略的枭雄”是非常正确的。


《项羽本纪》里的项羽其实是有着一个雄心大志的人。看见秦始皇巡视，他说“彼可取而代也”，而他确也在26岁起兵，以勇不可挡、摧枯拉朽之势统帅天下诸侯，而一举灭秦。但项羽有他致命的弱点：凡事勇在先，智在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


项羽只是一个神勇之人。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其勇武史所罕见。不但使敌军闻风丧胆，就是联臂作战的各路诸侯，亦被其神勇所震慑。以至在晋见他时，不由地拜伏于地，仰面坐“壁上观”，此时的项羽威名达于极点。他自己也颇志得意满，遂自封为“西楚霸王”而主宰天下，并大封诸侯。如此威震天下，按说，项羽应该成就一代帝业，使天下太平。然而，此后，在剿灭手下败将刘邦的过程中，虽然一直是屡战屡胜，但是，与韩信九里山一战时，却兵败而被困垓下，旋即落得四面楚歌、军前别姬、落荒败北、乌江自刎的悲壮惨烈结局。

单说鸿门宴。闻刘邦欲关中称王，项羽大怒，欲以四十万大军击压刘邦十万军。刘邦恐，急笼络项羽季父项伯，卑曲称臣，高颂项王。项羽显然沾沾自喜，颇以为得意，遂听从项伯言而“善遇”刘邦，不顾亚父“示之者三”，于鸿门宴上放走了罗网中的刘邦。这就有了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而“项王默然不应”的千古遗憾。


项羽的弱点决定了他的一生。项羽的成长过程，只是一部勇猛成长史。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这就决定了项羽只能成为一名枭雄。

当然，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让项羽不时闪烁着诗性精神的光芒。对于这一点，陈曦老师在她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的一种解读》分析得很清楚了。但是，窃以为，这些散发在项羽身上诗性精神的光芒是司马迁对项羽是枭雄的另一种诠释。或者说，这种诗性精神的光芒是为“项羽是枭雄”服务的。我们来看下面两则例子。


巨鹿之战，项羽以破釜沉舟的方式激发起楚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并凭借此战树立了他的赫赫声威与崇高地位。大战之前，项羽果断杀死了楚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宋义，使得楚军将领“皆慑服”。巨鹿大战，

“破釜沉舟”是项羽“最得意之战”，项羽大破秦军后“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也透射出项羽的诗人气质。但我们可以看到，“皆慑服”和“莫敢仰视”，从楚军将士到秦国败阵的诸侯将都惧怕项羽的神勇，而不是被项羽的诗性精神光芒所折服的。所以，在巨鹿之战中项羽所闪烁出的诗性精神是用来衬托项羽枭雄的。


在项羽遭遇阂下之围中，项羽慷慨悲歌，作出诗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如果要说项羽具有诗人气质，具有诗性精神，在这一处是最能表现的。不管这首诗是项羽的“天籁之作”，还是司马迁出于揣摩、想像的“代言体”（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但我们仔细一想，司马迁在这首诗中彰显项羽的这种诗性精神是建立在项羽是枭雄的基础上的。项羽一世枭雄，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这首诗给予了最恰当、最有力的诠释。以至于第二天项羽被刘邦精兵追至乌江边时，他仍旧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所以，在我看来，司马迁也是把项羽作为枭雄来记录在《史记》里的。

最后，说说《色戒》里的主人公王佳芝，她选择的革命、暗杀、爱情，判对方生就是判自己死，但王佳芝最后还是把自己的生死交到了自己爱的人手中，这也是极具诗性的。但如果汤唯因为成功地饰演了王佳芝就当选“诗性人物”，就显得很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