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谈萧峰与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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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视，无聊地看了两集《天龙八部》，胡军，又见胡军。想起不久前看的《鸿门宴》、《破釜沉舟》、《楚汉风云》等碟，也是这胡军兄饰演的项羽，突然感觉，这两个人物却也有许多相似，便胡乱评说一番，聊以度夜。
（一）悲剧：英雄与美人

英雄，永远是人人皆望而不愿及的。被拔到“英雄”的高度，想必也距离“神”不远了，而越接近神，那份孤独清冷便越无法为人可解，不能不说便是英雄的悲哀。


英雄，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刘劭《人物志·英雄》）。但这仅仅是英雄么？当然不，这仅仅是“首席”“典型”的高度，能担此名相者，必也有一番震古烁今的悲剧，所以，毋宁说，只有悲剧，才能造就英雄。也由此，我们对英雄敬仰，却又敬而远之。


英雄的悲剧，大抵有美人相伴，与英雄一样，因为
悲剧色彩，美人尤现其美矣。然而，虞姬和阿朱却是不同的——梅兰芳先生完美地诠释了虞姬，那个《霸王别姬》中的虞姬，那个用卧于水袖演绎的美人角色，但那终究是“死的美人”；拈指数来，包括刘涛在内，能“完美”地诠释阿朱的演员却几乎没有，只是因为，那是一个“活人”，角色可以演绎，活人难以尽述。阿朱的“美”，只是在萧峰的心里而已。


垓下一役，霸王四面楚歌，乌江自刎，虞姬也只是“相伴”的角色，由于模糊，我们毋宁相信，那是爱所使然，但几近虚无的自刎，又与不知所以的“愚”相差几何呢？反观聚贤庄一役，萧峰“众叛亲离”，但解释与争辩已然无益，所谓“特立独行”，便只是英雄在此刻的所为了。而恰恰，这“特立独行”的却不仅仅是他一人，阿朱在这艰难时刻的表现更符合“英雄”的定位——她相信自己的眼力和感觉，从而成就了一个“英雄式美人”。


再观二者之死，各版本的虞姬之死，说到底，不外是“为英雄陪葬”，如此看来，虽其美者，亦不过同秦皇兵俑无异耳。最多，我们会说她爱之弥深，然而，失去思想判断的爱，又有多少借鉴价值呢？阿朱的死，原因上是彻底的悲剧——一个貌似可以避免的结局——我们可以说，如果她在知道自己身世时立刻和萧峰说明原委、商量得失，如果她在让父亲不必赴约的同时自己也装作无知，如果她……或许，在我们那些市侩想法中，会有无数的“办法”，但那聪慧灵秀堪比黄蓉的阿朱竟然选择了替死这样一个最“笨”的解决方法。但，恰恰是这最“笨”的方法成就了她在萧峰心中致死最美的形象。


如果说，虞姬之死，因为她人物的艺术性不强，是一个殉葬品；那么，作为一个性格丰满的阿朱，难道也是么？对于虞姬的坚守，我们可以称其为“愚”，而对于阿朱，我们能给她的“支招”又能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给个人价值认同方面的什么缺失呢？


P.S：于是，在一个忠、爱、义缺失的年代，虞姬也重新成为“光彩照人”的美人了。
（二）价值：生与死的抉择

翻过凛然正气的胡军，揭出那个两千年前的西楚霸王项羽，惊奇地发现，人性价值的不一而足，却也不自今日始。


南宋立国，康王渡江。李清照说：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晚唐气象，群雄割据。杜牧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我们看到了什么？两种价值观：一种是“笑到最后是英雄”，一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


两种价值观，无以评判，似乎都是对的。但仔细想来，二者或有不同。在杜牧看来，项羽若不是乌江自刎，能效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凭借江东子弟的嚣悍俊勇，却也不无可能反败为胜，笑到最后。或许当真如此吧，但那越王勾践入吴国之时，虽可能深怀复国之志，但其期也遥遥，虽有范蠡之策，但我们确实难以分辨那时的他究竟是“忍辱”还是“甘辱”。说到底，在杜牧的诗中，透着一股机会主义的气息，而杜牧却忘了——英雄与机会主义是天生不共容的，死则死耳，遑复多言——即便真的“投机”成功，项羽可能还是霸王，可能是天子，但，他还是英雄么？


再看萧峰，雁门关外，教六军辟易，单于折箭，该悲壮的全都放这儿了，英雄不死，还等什么？的确，对于英雄，给予这样的悲死气氛已经足够，但读者却毋宁他在失手误杀阿朱的那一刻便已死去，只因那其后的种种却也忒煎熬煞人也。立誓不杀汉人，然聚贤庄歼汉人无数；愿无所争，却做了契丹大王；想冲破种族迷失，却最终死于迷失在种族矛盾中的“虚无和平”（只因耶律洪基守信使然）……也许，七百年后，韦”Φ拇境比他还要困难许多，但那时，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已然变了——那鹿鼎公之爵便已晓之了了。萧峰可以不死，如同项羽可以不死，但若如是，世间又岂有英雄？也许，是因为我们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变通”太过“韦””了而已。


P.S：也许，当今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让我们无奈地学会了太多的“变通”，如同杜牧，但，我们的血液里，也毕竟有着易安居士的基因。

（三）牢骚：今天的悲哀

以某些观点推论，我们的今天，不过是一个“后明清时代”，或者说是“国际化明清时代”。于是，唐宋精神、汉晋风骨，令我们格外推崇而又显得格外陌生。我们来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一下，他们是否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项羽：匹夫之勇，意气用事，若忍辱俯首，未必他日不能卷土重来；陶潜：自喜菊，也不必辞令而别，大可教县中富庶献一菊花陇，两不耽误；李白：自少游历天下，结交甚广，何苦盘桓于朝野之间，以其时盛名，至少做个什么大买卖都会有人买账的；苏轼：少年得志本不易，既入朝就应学些为官的手段，以风向为舵之使，任他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可这东坡兄不然，偏使人怨之，以乌台诗为案，落的一生起落飘蓬，却不知变法之策，本无是非可言……


也许，在他们心目中，各自是有其信仰的。虽然，一个“义”字，可以解为千般万别，却万宗归一地终是人心中的一份坚守。真正的信仰，不在内容，关键是那份坚守。


唐宋之人于信仰者不一而足，他们都是很固执的，偏偏是他们的固执而让我们知道了他们。在我们这个制度以及制度文化形成的四五百年间，我们学会了将他们顶礼膜拜为英雄，甚至奉之为神。相反地，明清以降至今日，我们虽然附庸风雅地听着改编过N次的古琴曲，却无法有一刻得受竹林之趣；我们虽然表面上在关照客户时备至如亲，却也体会不到萧峰时代“意气相投，纳头相拜”的风发意气；我们虽然在电视里天天看到一个个男模样人西装革履、挥驾宝车、作光彩照人状，便也自责无限，由而穷毕生之力，择“成功”之道，至精疲殆尽，却能博许几何？


前几日，闲听得几位阿姨谈论子女婚事，一阿姨说及准女婿为一初涉之区县公务员，得意之情油然而生，竟论曰：“别看人官儿小，你看人家《水浒》里高俅一开始不也就是借调过去的么——进了‘里边’就好办。”听罢，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再听其言论，竟为争比年节之时多为家里添几桶色拉油等，更觉哭笑不得。择婿如此，怕这生活也无甚柴米油盐之趣可言。


鲁迅说，国人数千年来，不过是或为奴，或为奴而不得。而于萧峰却不如是，萧峰追求的是什么？作“契丹人”么？不是，恰恰是不得不超越了生活中一切可超越的思想桎梏后，方能把握自己，其死或悲也，但也得其所终。


P.S：如同方程式，总要有一个固定的值，而也许，我们的生活太久没有那个固定的值了，方程式变成了随时可变的等号左右端，人生信念也由“坚守”变为“划算”。直到有一天，算盘淘汰了，计算机来了，我们还是这么计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