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的“投资”之道

花生

司马相如，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字长卿，小名犬子，因仰慕战国时以完璧归赵、将相和闻名的蔺相如而改名相如。相如在碌碌无名时，略施小计而赢得美人与其私奔，以一篇《子虚赋》而得到汉武帝之重用，并以辞赋而奠定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司马相如的成功，得力于其善于把握“投资”时机，以及其价值投资的理念。

　　先看相如追文君的技巧。相如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但在为汉武帝赏识前，相如有一段时期生计艰难，只好投奔好友临邛县令王吉。当地首富卓文孙有一个17岁的女儿名叫文君，貌美如花，酷爱音乐，《华阳国志·蜀志》说她在古琴方面有所造诣。相如利用卓文君少妇新寡、悲情伤感、渴望关爱的有利时机（可以“低价收购”），不惜投下“重药”（抛出“凤求凰”琴曲），从而打动了美人心。随后，他完成了对卓文君的完全控股———两人连夜私奔成都。

　　相如也会巧借“题材”，伺机炒作以调动人气。据传，为赢得美人心，相如让县令王吉佯装恭敬，天天都去拜访相如，引得众人十分关注这个才貌双全的奇人。当地首富卓王孙专门备下宴席款待司马相如和县令，但相如称病多次请而不至，最后县令亲迎，他才看似勉强地来到卓家。相如有严重的口吃，为掩盖口吃，酒兴正浓时，县令按事先的约定，请相如弹琴。相如当众弹了两首琴曲，其中就包括表示要与佳人成为“交颈鸳鸯”的“凤求凰”。

　　相如志向高远，但他并不贪图富贵，懂得适时而动，进退从容。他初入仕途时，在景帝身边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狩猎，但这不符合相如的志向。梁王入朝时，随从游说的文人学子甚众，其中包括枚乘等名赋家，相如见后便客游梁，成为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此后不急不躁，潜心学问，作出《子虚赋》等，显示出超群才华。待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又回到成都等待时机。

　　武帝继位后，大征天下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偶读《子虚赋》，大为欣赏，恰逢相如同乡狗监杨得意侍于侧，说：“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即召相如入京，卓文君送夫于成都北门外升仙桥。相如自知自己大展宏图的时机已经来临，于桥头门上题字云“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赤车驷马是古代达官贵人乘坐的四马车。当时西南少数民族与汉王朝发生矛盾，西蜀不安，于是相如把握时机，大胆向武帝建议恢复秦朝便已在西南地区设置的郡县，汉武帝接受相如的主张，并任命他为中郎将，代表朝庭全权处理西南问题，获得成功。相如果然乘赤车驷马回成都了。后人为纪念此事，特将升仙桥改为驷马桥。

花生

司马相如有胆有识，敢作敢为，认准有价值的事必定敢为，不为世俗所左右，堪称“价值投资”之典范。相如与寡居的卓文君结为秦晋之好，固然惊世骇俗；婚后因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并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以求生存下来，等待日后“拉升”，这都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相如也不用卑劣的手段来抬高身价，而是希望以自己的内在价值来获得最高统治者的认同。他身为汉赋大家，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而是有条件时争取有所作为，难有作为便努力保持自己的节操。所以，其一生中，除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县处级闲职。

　　相如敢于在创新中挖掘机会，造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成绩。汉初文学一般模仿楚辞的俗套，远不能反映时代的发展和汉帝国大一统国家丰富的社会内容。相如革新文学形式，在《天子游猎赋》中，以“子虚”、“乌有”、“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语言富丽堂皇，句式参差变化，大量使用对偶、排比手法，形成气势磅礴、铺张扬厉的风格，在形式上确立了汉赋的体制。内容上，多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即要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29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天子游猎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几篇。正是这些成就，使司马相如成为的汉赋奠基人，成为汉赋的第一大家。

　　终其一生，相如虽未能高官厚禄，但因认定“主业”且“投资”得当，倒也爱情事业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