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内方外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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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它强调一个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是很难改变的，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但一个人毕竟离不开环境的熏陶，性格的形成与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人的性格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是可以变化的。柳宗元就是典型一例。他贬居永州时，经过深思熟虑对“内方外圆”发表了精辟见解，对青年加强个人修养，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到外柔内刚，具有启迪作用。  

　　柳宗元在总结“永贞革新”的经验教训时，曾反思过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他自述“年少气锐，不识几微”，“年少好事”，“性又倨野，不能催折”，但从未承认参加革新是错误的。由于性格外向，意气用事，容易得罪人。他回忆道“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井，不知颠踣”，“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韩愈也说他是“不自贵重顾藉”。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贞元十四年，柳宗元在长安刚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不久，遇到国子司业阳城遭贬，太学生们阙下请愿。他毫不顾忌，公开与朝廷唱反调，给太学生写信，热情赞扬阳城，声援他们。二是刚到永州不久，他撰写《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对父亲柳镇的朋友褒贬不一，少有忌讳。他称已故宰相崔损“畏慎，为相，无所发明”，称当时还在世、两次为相的郑余庆是“始天下皆以为长者，及为大官，名益少”。我行我素，“面轻辱好讥议”，不晓得什么是得罪人，确实是刚有余而柔不足。  

　　在永州，他寄情山水，以排遣苦闷，通过溪水、鱼石来表现自己的喜乐哀怒。“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读书》），对历史、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哲学眼光洞释社会。在针贬时弊时，有时采用曲笔，如运用寓言形式进行辛辣讽刺，连《捕蛇者说》揭露“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也套用孔子“苛政猛于虎”的大帽子，使政敌抓不住把柄。于是，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柳宗元曾给内弟杨诲之写过两封信：《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还写过议论文《说车赠杨诲之》，重点阐明了“内方外圆”的处世哲学。“存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从“车说之道”生发开来，“车之悦，其有益乎行于世也”，“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其主旨是“方其中，圆其外”，方以守志，圆以行道。  

　　“方”就是要坚持自己心中的志向“大中之道”。“所谓圆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圆指圆通，并非圆滑媚俗。其本意是要象车轮一样，可进可退，刚健而行，附地而进。这是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他还认为性格纯刚纯柔都于己不利，“刚柔同体，应变若化”才“然后能志于道”。并劝告杨诲之要学会“内方外圆”的处世方式，不要重蹈自己的复辙。比如他有时自称“负罪臣”，“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披上一层保护色，目的是迷惑政敌，以利战斗。柳宗元坚持原则，对大是大非问题毫不含糊，决不妥协。同时又讲究斗争策略，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与杨诲之第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