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夏姓从哪来?(其一)

端木庆龙

千年宗法制度文化传统在中国民间的重要表现就是撰修谱牒（简称修谱）。古代谱牒的产生，是为了维系氏族、家族和家庭的血缘纽带。唐以前重官修，宋以后私家修谱之风日盛，谱牒社会功能缩减，修谱主要目的转为重视族内世系、婚姻、亲疏远近关系以及敬宗睦族的伦理道德教化上。

今年初春，出于研究民间文化发展和浙南民间习俗的需要，我托故里（浙江苍南县金乡镇）亲友搜集多本《金乡夏氏族谱》研读，试图从中做一些民俗学或人类学的观测。所见谱牒最早的是明代撰修的，清代及民国为最多，最近的是本世纪80年代重修的。这些族谱多有残损，不少内容相互出入，说法纰漏处较多。加之一些族谱难寻或已失传，一些祠堂和坟茔废弃，一些熟知家族情况的老人的去世以及其他一些人为因素，均在无形中加大了我的研究工作量。尽管如此，所见夏氏谱牒基本保持了宋明以降汉族修谱的惯例，主体部分以记族人世系为主，序跋、凡例及其他附文（如族内显赫者的墓志、行状、诗钞、年谱、寿序）内容涉及土地、山林、河湖、房屋、人口、族支、族规家法等。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事象，夏氏家谱不仅可以印证、对应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史，而且能体现浙南民间区域文化的某些特征。

可见，家谱既有史学价值，也有民俗、社会、人口、人才等多种学科的价值。从民俗学角度看，私家修谱是中国本土特有的文化事象，具有非官方特征，在民间以书面形式传承上千年，绵延至今。过去一些民俗学者认为，“无文字”“非书面”文化是民俗，今天看来民俗也有书面的，家谱基本上可以纳入此种民俗。据其性质，可将家谱研究划入
钟敬文先生提出的“家族民俗文化学”范畴。

家谱这种民俗事象以血缘意识为根基，故基本上可把修谱行为视作表现汉民族宗族观念的精神民俗。精神民俗是传统思想观念的实际表现，传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就相应地支配、控制着民间宗谱的撰修意图和撰修方法。研究族谱仅是我们透视传统文化、观念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真正兴趣在于传统思想观念是如何在谱牒民俗中表现出来的。

一、传统观念作用下的族谱撰修方法与特征


1、参照官修正史的某些方法。我国正史常以叙事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记述，如史迁的《世家》、《传》中有许多精彩的人物传记，在家谱中被因袭为本族内声名显赫者的行状或传赞。家谱在撰写世系的同时，按照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将世系中合乎标准者大加演染。族谱中虽族内名士、凡子皆收，追求脉胳清晰，但有行事突出，合乎礼法者，则必为其立传，传主有（1）迁入本地的始祖，（2）官宦者，（3）文人学士，（4）忠孝节义贞者，（5）建功立业者。《金乡夏氏族谱"凡例》：“族中文人学士生平，所存著作，或亲友题赠寿章、匾额及传、志、铭、诔等有关世道人心者，皆行备录以示子孙。”“祖宗有忠孝节义以及建功立业者，皆宜立传，风示后人。至于其人尚在，果有懿行可嘉者，亦从是志记为实行。”或言之，修谱者沿袭着中国民间修谱的基本思路予以实际操作，既谱牒之中突出表现仁义礼知信及孝悌等旧式传统观念，以只称美而不言恶的原则来撰修族谱。于是我们从本族谱牒之中又看到许多对不得入谱者的严格规定：“子孙如有不孝、不悌、侈肆妄行者，族中系长务宜谆谆劝诫，使其发愤自新，复归正道，若怙恶不悛，既将各项削去以正宗风；或有身入空门，愿为僧道者，此亦命生前定，谱中姑存其名，不详其行。”
2、澄明血脉关系。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及“积家而成国”之说。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质是家族本位，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重心。在家族中又以父子关系为核心，这种关系实为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伦理关系。所见金乡夏氏各宗支族谱，均注重父子关系相沿袭的血脉关系，世系均按男性家长计，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缩影。在宗谱中我们看到，凡有血缘关系者皆用红线勾连，外派者则以黑线或文字注明。《金乡族总卷》云：“支图横竖皆画以朱笔，像血脉贯通也；如外姓入继者，则易之以墨”。又云：“凡本族出继外姓者，必于本生父下注明出继某处，盖欲望其归宗也；倘有外姓入继本族者必注明某处某姓之人，盖恐乱劂宗（）也”。各支宗谱严遵血缘关系脉络，记载了族内人口的增减、变动、迁移、数量结构、寿命等情况，这些人口资料的可信程度和详细程度，远远超过官方籍帐（户口簿）的统计资料。虽从先世迄今历时多朝数代，其间支派蕃衍，瓜瓞绵绵，但一族谱牒基本能详源流，可明主干与分支。代际之间都有明晰的总分关系。
3、修谱被视为宗法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既然传统社会组织把家族作为社会活动的核心，那么家族史（家谱）的记述则成为中国民间宗法制度的一个起码的规定。修谱者既是传统观念的自觉执行者，又是荣宗耀祖活动的热心参与者。清光绪年间，金乡夏氏十七世孙薰南公在《新修族谱序》中写道：“予于光绪纪元乙亥之秋接掌族务，知夏氏谱牒于乾隆丙午修辑，之后近百年于兹，即房谱亦五十余年不修矣，观他族谱列，十年一修，迟至三十年世修无旷之，自古谱牒其绪甚繁，修之之法讳深，总其任者非得文翰夙优之士不可，于是访浙泰（浙江泰顺）周司籍雪樵先生，主修监者，予与宋廉叔、承虞侄等，自戊迄庚阅三寒暑，凡三易稿而族谱成”。可见修谱者应是家族内的文化精英或知识层，是传统观念的“言说者”。虽然他们多数于史无名，名没经传，但在维系一族的血缘与宗法联系方面，他们堪称家族内的话语权威。修谱者除本族内的地方秀才（庠生）、进士、举人外，还有能断文识墨的旁亲、好友及同族中的名士。谱牒经过他们之手编出或续出或修缮增删，多数辗转于他们之间，并逐代保存至今。

名代修谱序文一致认为修谱事大，“维族之有谱与宗祠并重，祠所以敬宗，谱所以聚族”，谱中一般把修族谱与祭祖祠相提并论，视二事为族内大事，故谱中除有世系内容外，还要写祭祖事宜，包括建宗祠与祭祠等。

为避免编谱活动的中断，常在相距若干年间，家族内就会有人“纠族众会议，增修合族谱牒，举诚实任事者数人，依前代某公旧业，从而绘支图，增益辑录”（《续修谱序》）。尽管如此，家谱编修也偶有中断。影响续谱的原因有三：（1）战乱、天灾中丢失族谱。“吾族上世频遭兵燹，先人纂集《会稽源流》与《会稽世系》，俱残缺失次”，“族属颇蕃衍，而独惜谱牒之传缺，兵火播折，续谱失常”，“奈遭兵灾，卷帙脱落，十仅存一，几乎无从考证”，“此九十余年不知谱牒宜修，何哉？盖吾邑前累遭水旱，癸丑、甲寅以来复有寇戎之变数矣，今能续谱，则斯谱之成岂非吾夏之大幸乎？”（2）族支迁徙，系脉断离。“今吾族人犹有服者不过百人，而稍远者至死不相往来”，“吾族聚居固多，然其间多流离迁徙。若浙温之永嘉、玉环，吾郡之霞涓，福安数百里而遥，百十里而近，冠昏吉凶不相闻者，比比将使族异源同流之”“自洪杨拘难，家室流离，转徙关内，比游浙东……盖夏氏自南明中叶由泰顺迁居平阳，历两姓四百余岁，子孙繁植至于今日……如今日自越以东之俗亦岂易”（《八美夏氏宗谱》）；（3）家族活动和族内文士减少，是影响修谱的又一因素。即便如此，人们一样视谱牒为至宝，因为“家无一谱，犹族无一祖也”。

二、分化与整合，社会演化与家族迁徙

治文化史者常重文化事象本身忽视创造文化的主体即人本身，而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却跟人口的迁徙有直接关系。家族的迁移、流动是社会文化演化的具体表现。从我所读到的家谱看，各宗族间一致认为他们同宗不同族，许多汉族夏姓族谱都自豪地把自己的最远祖追为中国国家的第一个缔造者、史前传说时代治水的大禹（又名夏禹）。著名历史学家夏鼐亦参照夏氏史来研究上古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在散佚在民间的多种宗谱（金乡夏氏宗谱中有八美村夏氏、东门夏氏、余庄夏氏、城隍庙夏氏多种）亦溯远祖为夏禹。我在其他地方读到的夏氏谱牒亦作如是说。在心理认同方面似乎同宗没有什么问题。此夏氏春秋数千年斑斑可考老也……夫称神禹之后，赦号以为氏（《新修玉塘夏氏族谱序》），“我八美村夏氏系出会稽，按其先大禹以明德，有天下，国号夏，后以为氏也。”“世雅夏氏系传神禹郡会稽三代以来，世远莫考”（《希雄公派夏氏族谱旧序》，雍正元年进士夏绍善作），“夫禹之明德远矣，世雅夏氏为神明之胄，发迹有其后嗣”。夏氏的这种同宗意识所强调的是一宗绵延而下的跨族联系，即从传统家庭联系扩展成为一种社会联系。这是传统的、因袭的并且是努力使之不变的同根观念的反映，也是宗法社会中家族成员整合意识、群体意识的体现。

不过，宗法社会内部家族成员的自然增多，天灾、战乱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又经常在动摇和瓦解这种同源意识或整合意识。《夏氏宗谱》中常常可以看到移民事实的发生，通过夏姓迁徙的记载，我们可以为明清时期社会的演化提供佐证，许多材料可以直接拿来印证明清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

据旧《平阳县志》载，元明时倭寇骚扰江浙沿海，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命名将汤和筑金镇卫（即今之金乡镇）以御倭寇。最早来金乡的抗倭将士系金乡最早居民。根据我对金乡各大姓家谱调查所知，现在金乡人多为明代从浙江宁波及安徽定远、凤阳南下戍边的抗倭将士之后。金乡人陈则之先生的《金乡史话》引民国户籍资料，对金乡人口来源作过统计，祖籍宁波者占来金乡人口总数的70%左右。我这一房家谱按血脉上溯至明代初期来金乡的始迁者叫夏盖山，浙江宁波慈溪县人，系抗倭军士。因其为来金乡一世祖，谱中尊称盖山公。宗谱写道：“盖山公本宁波庭桓公入继之子，庭桓公娶妻杨氏，惟生二女。幸波斯来甬（守波）富贾麻汗堆氏（疑为默罕默德）与庭桓公交好，情同手足，以其四子继庭桓公为其子，即盖山公也……波斯裔盖山公深目隆鼻，易父随姓夏，盖先人之意也。”（《金乡房夏氏谱序》）该则难得的资料表明：由笔者一辈前溯二十一代至夏盖山乃波斯来华经商者之子（明代宁波是波斯商人聚居的重要商埠），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宗支的金乡夏姓已融入了外来民族血统。可见族谱的研究有益于辨明居民族别和原籍的作用。

夏姓为金乡镇内大姓，除笔者所属一族系由明代来自宁波的盖山公一门衍化而来外，其他一些夏姓来金乡的时间和原居地又有所不同，略别之还有三种，一是明末因李自成起义，希雄公一门由金华（婺州）永康县南迁至金乡，其谱曰：“今金乡夏氏一支分派衍代，金乡肇基之祖希雄公乃金华府永康县之贵胄也，昔乃祖敬孝通判婺州，生淳佑二年（即1242年，宋理宗二年），至希雄公时，四方资贼蠡起，惟流寇李自成势最猖獗，为避寇乱历瓯（即温州）抵平（温州府平阳县），不欲托足，终驻足金城（金乡）东门”，但该谱部分传赞则认为希雄公南下时间为明万历年间，因缺明代家谱，故其来金乡时间，未可详知；二是明初由安徽凤阳、定远来到福建的福鼎玉塘（今称塘底），再经数代出玉塘迁至浙江泰顺，历数代而终迁至金乡镇外夏八美夺，该门谱牒载：“玉塘夏氏，（福）鼎南望族也，其源发于涂山，世居凤阳、定远，其先世不能详，明初有万真公者，从明太祖征讨宇内，官拜将军。永乐二年（1404年）屯卫建宁，开福宁东北路田，因就辞官就田而居。其间十丈公从族中迁出而至泰顺；后至日升、日午二公时又迁至平（阳）之金镇卫八美村迄今”；三是与盖山公同来金乡的抗倭将士中的其他夏姓一定也是有的，但因材料所限，本文已无从考证了。

不过人口的迁徙、蕃衍、发展是相当复杂的，我们无法排除元明以前温州地区有来自不同地区夏姓的可能性。因为东晋以来，北方汉人有六、七次大的南迁，这些南迁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战乱），可以说夏姓肯定有在元明以前即汇入当地姓氏行列之中的情况，而金乡夏姓只是明初金乡建卫时发展起来的。

与迁来的情况相反，一些夏姓在金乡经过若干代发展后又有部分迁走，从而发展成为新的房头或支系。如上述盖山公后代分别人有迁往蒲门、南汇等地；希雄公后代有人迁往福鼎桐山，有的移居永嘉或宁波；万真公后代有人迁往马站、瑞安、福鼎鹿（），不一而足。但不论迁入抑或迁出，南迁现象多于北迁。南迁之中，北方的语言、文化南流现象在金乡居民中的表现特别明显。不同的迁入者带来了不同地方的方言和风俗。随着北部将士来到金乡，在这里诞生了一种混融了闽南浙北方言特点并明显带有北方官话和北部吴语特点的金乡话1，而且使金乡镇内的风俗与温州当地的风俗形成明显差异。例如金乡各姓性格恳直，纵情豪饮，习武成风，敬拜关公与城隍，与初来金乡者皆为戍边将士有极大关系。可见一地文化的分化或整合与该地人口流变有关，而人口流变又常常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造成的。(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