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次子，被埋没的国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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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后代有人研究国学》一稿引发了读者对王仲闻身世的关注，记者再度深入采访发现，王国维的次子王仲闻先生是一位学问奇人，更是蒙尘已久未被发现的国学大家，堪称王国维学问的优秀传人

王国维次子，被埋没的国学大家

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中华书局来了个“临时工”，他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二儿子王仲闻。这位既没有学历，又带着“特嫌”和“右派”帽子的老人在这里近8年，全身心地投入了审订和校勘我国优秀典籍，包括《全唐诗》和《全宋词》在内的一批文献。他没有名分，却默默无闻作着贡献。

中华书局来了“临时工”

国学大师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郭沫若语）。但他对其后代却没有留下任何财产。

王国维有8个孩子，6男2女。据其大女儿王东明日前在台湾发表的文章说：“父亲一生清寒，又不善营生，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受人济助，十分无奈，所以希望儿辈不要再走他的老路，能自立自强。”文中还披露了当年王国维受人接济的窘境。所以生前有意将孩子向“容易生活”的方向引导，老大进海关，老二进邮政，“当以自己亲身经历到的实贵经验为鉴”。

生于1902年的王仲闻，据说幼年很调皮，谁知道，进邮局后居然受到当局的器重，被提升到邮检部门——这在国民党时期属中统的管辖范围。由此，解放后有了“特务”的嫌疑。虽被留用，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在地安门邮局卖邮票。也许这给了他机会。幼承家学，从小耳濡目染，又博闻强记的王仲闻，利用空闲时间做起了学问。他的《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像“锥处囊中”而被学界认识。然而，1957年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欲办同人刊物《艺文志》，结果被打成右派，后邮局将他开除公职。

为谋生王仲闻只好四处找工作。这件事被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知道后，将他推荐给另一位爱才若渴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于是王仲闻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只能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

1960年前后，时值中华书局编辑的《全唐诗》进入收尾阶段，王仲闻为该书审核标点。正好，王仲闻的老友、词学家唐圭璋编纂修订《全宋词》，由于一些资料在南京不容易找到，唐先生写信给王仲闻，请他在北京为《全宋词》补充资料并审核全稿。王仲闻完成《全唐诗》后，遂接手《全宋词》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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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北大毕业的沈玉成也来到编辑组。因住家遥远，王仲闻被照顾住进了书局宿舍。还未成婚的沈玉成与其成了“舍友”。所以，王仲闻的孙子王亮告诉记者，爷爷在中华书局的日子里，沈玉成是朝夕相处的人。可惜沈英年早逝，如不是他留下那篇纪念文章，王仲闻的“学者经历”恐怕至今还是个谜。

自称“宋朝人”

初识王仲闻，有人认为他不过从小受到静安先生的启蒙熏陶，基础厚实，但长期在邮局，学术上的成就不能很高。但没多久，王仲闻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力把编辑们折服了。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响。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你作者、卷数、版本。有人戏称他是“宋朝人”，他不以为忤，反而自得，以后还经常自称“宋朝人”。

与王仲闻有过不少接触的编辑孔凡礼回忆说，他对宋代十分熟悉。有一次，无意中谈到了不见于《渭南文集·放翁词》的佚词，我说了一些调名，他立即说，还有见于宋赵闻礼《阳春白雪》的《解连环》，一查，果然。

除了对唐诗同样熟悉外，王仲闻对经部和史部也熟悉，《尚书》和《周易》可以随口背诵。《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的注释，是一位中年学者做的，由于一无依傍，难度比较大。发稿前请王仲闻通读一遍，还是被他找出好几处不易发现的问题。如“太白”，旂名，原注引《国策》，当引《逸周书》；“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原注引《后汉书·张纲传》，当引《汉书·孙宝传》。因为当时工具书上所引出处都作《国策》和《后汉书》，而王仲闻竟全凭记忆将谬误一一指出。所以后来有人感叹：这样的学人，放在今天，实在是万人中也难得其一。

四年磨一剑的《全宋词》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由于古籍记载中的宋人词作，模糊、错误的地方极多，一首词作常有几个词人争夺所有权，张冠李戴、冒名顶替、同名同姓等现象的存在，犹如一团团浓重的迷雾。王仲闻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举凡有关的总集、别集、史籍、方志、类书、笔记、道藏、佛典等，几乎一网打尽。现在只要翻一下成书的卷首，看一下所列参考引用书目，任何人都能看到其中所包含的辛勤。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约三分之一新内容，订正若干错讹，使全书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此，唐圭璋十分感佩，请求出版时一定要加上王仲闻的名字，这是书局历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但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一个临时工，一个有“特务”嫌疑的人，想要在书上署名简直是侈谈。最终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和四年的艰苦心血还是被抹杀了。

值得欣慰的是，1997年，当《全宋词》改版重印时，出版社按照实际情况，恢复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记下了他的劳绩。

他也走上了自杀之路

文化大革命的来到是王仲闻始料不及的。此刻，他做临时工的资格也没了。1966年9月25日，王仲闻在交接完工作的第三天，又给文学组写了下面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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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组：

前日依照电话来局并照你们提出的办法，将经办东西交代。觉得当时手续过于简单。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万一其中有一种仍可考虑出版，则新接手之人不明经过，工作不免要麻烦一些。我想将各种稿件情况说明一下，请不要嫌我罗嗦：

（1）夷坚志：断句已全部复核改正。未办完者，为补遗。补遗仅就《永乐大典》补了若干则。宋人书中还有，能忆及者有《方舆胜览》、《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等，此外还有《异闻杂录》、《清波杂志》。以上仅仅是我平时读书所知道的，不能完备。

（2）元诗选：大约已复核了初、二两集。有些有疑问（文字），未曾查各家集子；有些墨钉可以补，也没有查。

（3）陆游集：原拟考虑作注，尚未决定，也没有动手。

（4）李杜资料：杜甫仅剩清代没有编。李白则全部未编（唐宋编了一部分）。

（5）唐五代词：原来在编引用书目，没有完成。目录也没有确定。内容取舍，我想从严，把一些伪作以及后人依托之神仙词，或虽是词而不能算作文学作品者，一律不收。今年学习紧张，没有能够提出来在组内讨论。原稿还需要加工（主要是复核作品之出处，原稿有错误），最好以《唐音统签》参考，出自《全唐诗》者可以改为《唐音统签》。原来我私人编了一张《唐五代词人年表》，记得放在稿内供词人小传参考（生年卒年登第年大都可凭此表，不必另行搜罗），前日没有见到。我手边并没有。小传还没有全部注明来源。

我还有一些自己的废稿，一部分是《兵要望江南》里的词，没有抄过。因为想整个不收。现在也寄给你们。如其没有什么用处，将来退还我好了。

之所以全文引用这封信，我们可从一个侧面了解到，王仲闻参与审订和整理书稿之多，及他对学术态度的认真。据说，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帙部和难度都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先生的加工。《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词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可惜，王仲闻的多数校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而文革也没有像王仲闻期望的那样很快结束。

1969年，在隔离审查中，他喝下“敌敌畏”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

钱钟书称其为“奇书”

在订补《全宋词》的四年工作过程中，王仲闻写下了大量的宋词考据笔记。当时的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先生一再鼓励他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王仲闻用了一年的业余时间终于整理出了20余万字的《读词识小》。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其谨严和精审，和以往任何一种高水平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无逊色。为出版把关，中华书局特请钱钟书审读。钱先生很快读完全稿，让有关人员带口信说：“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1964年，当责任编辑加工完成后，有关条例已下达。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焉能出版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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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王仲闻见出版无望，就以修改为名把稿子要了回去。这是词学研究领域中无可弥补的损失。王仲闻有校注词话、词集行世，但《全宋词》的修订却是其毕生学力和心血之所萃。《读词识小》在1966年随王仲闻出了中华书局大门后就杳无踪影。

最近我特意再问王亮。王亮说，他曾到北京寻觅。不要说书稿，他爷爷的旧宅也早已拆迁。看来“奇书”是荡为烟云了。

（注：文中资料由王仲闻孙子王亮提供，并参考了《回忆中华书局》一书。）


作者:深圳报业集团驻沪记者马信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