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发千金与世家闺秀－－西门庆的独生女与贾氏四春之比较

yanzhaonet

笔者曾经说过:“只要你把西门庆的独生女西门大姐儿与大观园的女儿们稍加比较，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教养’了。”现在就让我们来做做这个工作:将西门大姐与贾府的四姐妹具体地比较一下，看看她们的教养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并分析一下世家闺秀与暴发千金间的不同悲剧。


一

以性格和教养的差异论，世家闺秀和暴发户的千金何啻天壤。
首先在文化素养上二者一雅一俗，天差地别。
黛玉初入贾府，问起姐妹们的读书问题，贾母说:“读的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这是老太太的谦词，再者旧时代女孩子的教育本来就尚德不尚才，故如此说。其实贾府的女孩子，从小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巧姐儿很小就念《女四书》和《女儿经》，黛玉一来，贾母吩咐:“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书中虽未具体描写她们如何上学，可她们从小上学则是无疑的。李纨、黛玉、宝钗、湘云及贾氏四春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可见，这是诗礼世家的风俗儿。贾府四姐妹，以才学论，当以探春为冠，迎春和惜春虽差些，但也可以奉诏写应制诗，参加大观园的诗社，画工笔山水楼台，不负侯门秀女之称。元春是皇妃，任过凤藻宫尚书，她虽只正面出现过一次，但从她游大观园时题写匾联，对宝玉和众姊妹诗作的品评，都可以看出她有相当不错的文化修养，应当大致和李纨相颉颃。至于探春，才明志高，文采精华，大观园女儿中，她是薛林湘云之外出类拔萃的一个。大观园首次举办的海棠诗社，就是她发起的。让我们看看她的居室:


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个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边设着一个斗大的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

烟霞闲骨骼，泉石野生涯。

入其室，想见其为人。她的咏海棠诗、簪菊诗、南柯子词、致宝玉的结社诗帖、谈论改革时信手拈来的《姬子》书文，都可见出这位三小姐的虽不及薛、林，却也不失博雅的才华。

西门大姐出身于暴发富商的家庭，其祖西门达，原走川广贩卖药材，在清河县前开一个大生药铺，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在清河也算上殷实人家。其父西门庆自幼不喜读书，专事游荡，相与的都是些游手好闲的破落户。他虽然长于巧取豪夺，先富了起来，但提高文化教养方面的问题还未进入他的视野。在他成为千户老爷之前，他与前妻陈氏，生了这位千金，这就决定了西门大姐的文化素养，与其父处于同一层次───都是属于市井型，正如贾母开玩笑时讲的，属于“泼皮破落户”也。自从她与丈夫因躲避政治风波寄居娘家之后，她的生活方式十分单调，无非是做做针线，与大小后娘们一起玩玩纸牌，跳跳百索儿。她的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文化生活方式，是听听通俗曲儿，看看戏，而且也只是听听看看而已，决没有潘金莲、孟玉楼以及她丈夫陈敬济那样的欣赏水平，既不能听出“滋味”，更谈不上自己制作演唱。她与那位“诗词歌赋、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博浪子弟的女婿，有点琴瑟不和，这方面的差距恐怕也是一条重要原因。西门庆后来有了儿子，那已经是当了千户以后的事了，在一次逗弄儿子时，他曾经表示希望儿子将来长大了“挣个文官”，不要像自己“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可惜官哥儿未能长大，否则他就要走“读书做官”的路了。然而西门大姐不同，她是个女儿，而且她出世过早，在她成长期间西门庆还是个普通的市井浪荡子弟，她的文化素养正是那一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张竹坡谓《金瓶梅》之写大姐“不作一秀笔”，良有以也。

其次是待人接物举止言谈方面的文野之别。
贾府非常讲究子女的教养，要求他们的公子小姐一举手一投足都要合乎大家的礼仪规范，连那些丫鬟们“妆饰衣裙，举止行动，亦与别家不同”，这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大家风范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严格的礼仪风范面前，林黛玉初入贾府都小心翼翼，生怕被人耻笑了去。这里，让我们随着林姑娘的目光，看一看贾母后堂日常居家的开饭场面:


王夫人遂携黛玉……进入后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桌设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


贾府的小姐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大的。所以王夫人初见黛玉时虽嘱咐她不要沾惹自己那“混世魔王”的儿子，但对迎春三姊妹却说：“你三个姊妹倒都很好，以后一起念书认字学针线，或是偶一玩笑，都有尽让的”。可见她们都有很好的教养，很知礼。

礼的精髓是区别和分寸，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交际中能够根据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社会圈内约定俗成的规范把握人我之间、上下左右、尊卑亲疏间的分寸。元春是贾母亲自调教出来的第一孙女，后来有资格选入皇宫，能够“母仪天下”，她的教养真名副其实够得上典范了。让我们看看她在省亲过程中的表现吧。

省亲的礼仪处理面临着两个十分尖锐的矛盾，一个是君臣关系与长幼关系，即国礼与家礼的矛盾;再一个是理与情的矛盾，也即礼的规范与个人的自发感情的矛盾，分寸极难把握，可她却处理得十分得体。元春是贵妃，代表皇室，她与娘家的关系首先是君臣关系，所以省亲之际“贾府人员何处退，何处跪，何处进膳，何处启事，种种仪注”，一点不能含糊，因为这关系到国体。在大门外，她的亲属要按品大妆排班跪接，在正殿升座之后，贾政等也要排班行跪拜大礼，但是每次都由她传谕“免”。贾政们不行大礼是目无君父，属于“不敬”，皇妃如甘坐受礼又有悖孝道，只有在这种欲行未行之中，通过她的恩免，才使礼的精神得到圆满的实现。进入贾母内室之后，双方关系换了个位置，元春要向祖母和母亲行家礼，同样亦由贾母们“跪止”，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当然这种繁文缛节，自今日看来，这不合乎“情理”甚至颇为荒诞的礼仪，它压抑了人的纯真的自然感情，身当其境的元春当然深有其感，这是她几次“泪如雨下”的原因之一，但她总能在礼仪允许的范围内抒发自己的亲情，也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吧，始终没有失态和失体。她的语言，应答父亲隔帘行参时的话则庄重典雅，内室与祖母叙谈则通俗亲切，谈到自己乏才以及涉及薛林时她又表现出实事求是又不失身分的自谦和对亲戚的尊重，如“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如“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措词均甚见修养。贾元春真不愧诗礼世族出身的大家闺范。

迎春等三姊妹虽然未有那“母仪天下”的幸运，但以举止行动的教养论，她们与乃姊大致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书中着墨最多的是探春。她一出场，给黛玉的印象是“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以贾母之眼光，郑重会见府外有身分的女宾时，也总是叫这位庶出的孙女出来作为代表。这位年纪小小的三姑娘在家内外的待人接物中，在处理各种难于处理的复杂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教养，一点也不比乃姊的水平低。比如她孝敬尊奉长辈但又不盲目顺从，当贾母因贾赦事生气一并责怪王夫人时，别人都不敢、不便或想不到辨解，她却能挺身而出，利用女孩儿的身分，谏正贾母；对于王夫人亲自布置的搜检大观园活动，她也不唯唯诺诺，敢于以别人难以企及的适当方式表示自己的不以为然的态度。在嫡母和生母之间，面对着那位鄙贱颟顸又是自己生母的赵姨娘的一些愚蠢之举和屡次挑衅，她都能做出合乎自己身分又见出自己个性的举措处置，使人赞叹不已。她既不苛又不纵，有凤姐之精明，而无凤姐之刻薄暴戾，日常生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言谈举止，比如对待吴新登家的挑衅，处理累金凤事件时对平儿的责怪等，都很见修养的功夫。这些方面的水平就不是一般的礼仪训练所能达到的，它必须以较高的文化素养，一定的学识为基础才行。

如果说贾府的千金们都有着良好的教养，一言一行不离闺范，那么西门庆的独生女恰恰相反，她几乎是没有什么教养，或者说她以无教养作为自己的“教养”。在家庭生活中，任性和直接的利害考虑是她行为方式的出发点，很难说得上是什么闺范。西门大姐在书中与别人很少发生关系，与后母的接触也很少表现出个性，她的教养，主要是在与她的丈夫的相处中表现出来。

西门大姐和陈敬济是一对市井型的夫妇，他们的教养十分相近，可他们间却是琴瑟不和。是这种市井型的伦理自然产生这样的家庭呢?还是“铜盆碰到铁扫帚”──主要是二者的个性使然呢?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如果从西门大姐的悲剧结局看，她应该受到同情，陈敬济的薄幸应当受到谴责；如果全面地探求原因，从西门大姐对待丈夫的态度看，她也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
这就涉及她的教养了。
一言以蔽之，西门大姐之对待陈敬济可以说全无事夫之礼──既未有必要的尊重，也无有一定的情感，看不到体贴关心，更不要说做妻子的温柔和顺与柔情蜜意了，而对丈夫的不良行为从未有必要与有效的规劝。她与丈夫的关系以西门庆生死以及丈夫的去留为分水岭，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西门在日，夫妻关系尚称正常，看不出明显的裂痕。西门大姐头次出场，吴月娘在打牌，问及大姐陈姐夫会不会，大姐说:“知道些香臭儿。”，话语之中就露出了对丈夫的轻薄。彼时敬济家遭不幸，带着浑家前来投靠岳父，寄人篱下过日子，干事很卖力气，处处小心翼翼，兢兢业业的，这正是夫妻间调整关系，培养感情的难逢之机，可她不是这样，而是倚势凌人，在家庭生活中对丈夫搞“东风压倒西风”。时间长了，陈敬济好色的毛病渐露，元宵走百病与宋蕙莲调笑，回家之后，被大姐狠狠教训了一顿──


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来旺媳妇打牙犯嘴，倘忽一时传的爹知道了，淫妇便没事，你死也没处死！


自此以后，大姐与丈夫讲话，或者命令其“与我挺尸去”，或者审问其与其他女性关系，或者进行某种警告，张口闭口，总是“贱囚根子”。对此，张竹坡评论道:
“又岂妇人对夫之言，全倚西门之势也。”连潘金莲都说她“不是好嘴头子”。西门庆在日，陈敬济敢怒不敢言，隐忍不发，可一旦形势陡变，敬济对她这位本来就没有多少感情的妻子，来个“一从二令三人木”，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西门庆之死是西门大姐家庭地位变化的转折点，可她却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敬济与金莲通奸被吴月娘识破，大姐仍一如既往以恶言恶语相加:“贼囚根子，敢说又没真脏实犯！拿住你，你那等嘴巴巴的！今日，两个又在床上做什么?……你还要在这里雌饭吃！”她不懂得，一个不关心其痛痒的生父的存在的本身，对自己的丈夫就是一个威慑力量，而这个保护伞一旦失去，那个不关心其痛痒的继母，对于一个色胆包天毫无情义的市井薄幸子弟的丈夫，已经是无足轻重了。陈敬济已经不是昔日的陈敬济了。果然，这次她得到了丈夫的回敬:“淫妇，你家收着我银子，我雌你家饭吃?”

孙雪娥一条计，陈敬济被唤进后堂痛打一顿，而后赶出了家门。生活把一个二难性的难题摆在这个毫无能力左右生活的可怜女人面前，比起贾府三小姐的处理同类难题的水平，这位富豪千金显然是望尘莫及了。站在继母一边，她将永远得不到丈夫的谅解;站在丈夫一边，她又要得罪继母，而她也没有调整政策、改弦更张的理智及思想准备，看来她对双方都无能为力，只好听任命运摆弄了。──敬济被赶走之后，她到底还是作为一个包袱被甩了出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现实无情地摆在她的面前。因为积怨太深，又因月娘扣留了嫁妆箱笼，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赶回，后来月娘退了箱笼，她才勉强为丈夫按受。今非昔比，现在不是她动辄骂丈夫“贼囚根子”，而是丈夫骂她“贼淫妇”了。而她却把怒火转移到冯金宝身上:“好养汉的淫妇！……教汉子踢我，我和你淫妇拼兑了罢，要这命做什么！”──虽然这么说，到底“好死不如赖活”，“偷米换烧饼吃，又把煮的腌肉偷在房里，和丫头元宵儿同吃”，她仍然巴结着活下去。可生活对她太冷酷了，在丈夫一顿无情的虐待之后，她终于用一条索子，结束了二十四岁的可怜生命。

西门大姐以无教养作为自己的教养，在家庭生活中，得势时倚势凌夫，失意时则逆来顺受，委屈苟活。丈夫无情，妻子也就无义。──真是“米面夫妻”，无情无义！她是一个市井缺乏教养的暴发富商之女的典型。

再次是人生追求价值观念的差异:贾府三春为性灵型，西门大姐为物欲型。

薛宝钗有一首向来遭到人们讥议的小令《临江仙》，她借咏柳絮以言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们且不管宝钗的是否热中，若以女子的人生追求而论，《红楼梦》中真正实现了“青云”之志的只有贾元春了。身为贵妃，贵称“娘娘”，去皇后一二阶耳，得以佐万几，母天下，既富且贵，亦可无复它求了。可元春的态度如何呢?归省之际面对着“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她时垂悲泪，感到“终无意趣”。虽然元春的遗憾，主要是就骨肉不得团聚而言的，但是从这里肯定可以看出，元春的人生追求，并不以富贵为满足，甚至可以说，不以富贵为主要目标。对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穷奢极欲的为他人艳羡不已的位置，她并不感到兴趣，并不感到幸福与满足。“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终无意趣。”彼之所求在性情、在灵性，故虽贵为皇妃，然她没有那“实现了自我”的欢悦，更无得意与轻狂。探春与宝钗属于同一系列的女性，受过典范教养的封建淑女，“才自精明志自高”，有着颇为积极的人生抱负。但这积极的内容是什么?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热中富贵，受到诰封。封建文化为妇女制定的人生规范本来就贯串着消极的从属精神，探春自己也说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个女孩家，一句话也没有我乱说的。”探春的秉性与其二姊迎春恰好相反，迎春外号“二木头”，她是以奴隶主义的态度来奉行封建主义为女性所制定的奴隶道德，一味逆来顺受，其人生态度之消极可想而知了；而探春恰好相反，她是在奉行那奴隶道德的前提下积极地从事人生，要在有所作为中去实现自我。她的这种人生态度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她才明志高，又不能像男人那样“治国平天下”，于是就把目光射向大观园内，她关心家庭的命运，她预感到大厦将倾，颓势难挽，她既无力回天，又不甘心坐视，于是她就于临时代理家政时，力倡改革，尽管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她仍以很大魄力，小试锋芒。她认真，但决不热中，正如黛玉所说，凡事不愿多行一步，决不擅作威福。搜检大观园，即使主使者为王夫人，但她仍以别人不敢想象的惊人之举对这种“自杀自灭”的行为表示自己的忧愤和抗议。人们常说探春是“补天派”，其实她之“补天”，并不是以达到预期目的为特色的实践，也不过是一种观念形态上的自我实现，甚至仅仅不过是一种自我慰安，可见探春宝钗式的积极型的人生态度，不可简单地视为对富贵名利的热中，她们的人生追求仍属性灵型的。“烟霞闲骨骼，泉石野生涯”，阔朗雅致的秋爽斋的联语，与探春之为人并不相悖。是她发起组织海棠诗社，她的不同凡响的谈吐，她攒下零钱托宝玉购买竹雕泥塑的小工艺品，等等，都反映出她的雅而不俗的情致。“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贾府四小姐惜春，更因厌弃红尘的纷争扰攘与富贵温柔，“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去了。她虽然永远不能“明心见性”，然而她以“绣户侯门女”而“独卧青灯古佛旁”，无疑非衣食匮乏所致。

与贾府闺秀们人生追求以形而上为其特色成为鲜明对照，西门大姐的人生则完全在形而下的圈子内为着衣食而劳心役形。商人重利，在义与利、情与物之间，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方面西门大姐不愧乃父之肖女，在人生中她总把现实的物质追求摆在第一位。寄居娘门后，生父待她冷淡，她的经济情况显然不够宽裕，这似乎更加重了她的“商品意识”。她叫丈夫买手绢，给了三钱银子，因为被丈夫丢了，二人就发生了一场口角，后来银子找到了，在潘金莲的倡议下，还通过赌叶子定个输赢，罚陈敬济做个东道。西门庆在日，她给丈夫没有好声气，在她的观念中，就是因为陈敬济在她娘家“雌饭吃”。西门庆死后，被陈敬济反唇相讥:“你家都收了我许多金银箱笼，你是我老婆，不顾瞻我，反说我雌你家饭吃！我白吃你家饭来?”她才算被迫收回这张压制丈夫的王牌。她这种人，丈夫是羊，她则是狼;丈夫是狼，她自己又变成了羊。后来被吴月娘强行送回敬济家中之后，她则夹起尾巴做人，忍辱偷生了。到陈敬济娶了冯金宝之后恣意作践她使她连“偷生”也不能够了，她才不得已用一条绳子结束其可怜的一生。


二

截然不同的风范，在人生的道路上却殊途同归，西门大姐也加入了贾氏四春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行列，然而她们的悲剧又是那样的不同。

贾氏四春，“原应叹息”，是那封建末世，注定了这些封建淑女的悲剧命运。

元春的悲剧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实现了最高富贵的女性的悲剧。在一般通俗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笔下，“金榜题名”“凤冠霞帔”乃是最高形式的喜剧，可在曹雪芹的笔下却成了悲剧。元春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归省之时就作为悲剧人物出现，宫廷生活，皇家规矩，繁文缛节，雍容肃穆，并不像庸人想象中那样具有吸引人的力量。它把人囚禁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使骨肉分离，人情乖异，原不是什么幸福。至于后来“虎兕相逢大梦归”之际，这种精神的悲剧，终于变为现实的命运悲剧。虽然我们现在无从看到曹雪芹写元春归宿的原稿了，续作者无疑背离了曹公的原意，不过我们从前八十回的有关文字及脂批的片言只语中可以推测，元春是在与政治斗争相关的宫闱矛盾中死于非命并进而影响到贾氏家庭的命运的。她终于“二十年来辨是非”了，“天伦啊，退步需要抽身早。”她以自己的彻悟劝告父母在富贵途程的争逐中及早回头，“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在封建时代，在各种政治集团乌眼鸡式
的残酷争斗之中，在女子乃至其娘门家族命运完全取决于皇帝一时喜怒因而“雨露恩泽”的有无的时代，元春的悲剧命运正有很高的典型性。

探春的悲剧是一个人生追求尚未得到实现的少女的悲剧。不管探春远嫁的内容如何，是做了定海侯之媳还是做了海外王妃，是能够归省还是一去不返，她的悲剧在质上不是“分骨肉”的悲剧，而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文采精华，才明志高，在贾氏诸春中三小姐是出类拨萃的，可是她作为女人，她不可能去建功立业，作为一番。“孰谓雄才莲社，独许眉须；不教雅会东山，让余粉脂耶?”在闺阁庭园之内，舞弄点文墨，抒写下性灵，还是可以的，若论“治国平天下”，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是此路不通，此为探春的悲剧之一。出于侧室，虽然贾府不大计较正出庶出，但作为封建宗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嫡庶观念像无形的绳索，时时缠绕着她，不招即来，挥之不去，她极力挣脱，又挣脱不掉，时时给她心灵带来痛苦，这是探春的悲剧之二。当然探春的根本悲剧是苍天难补的悲剧。她目睹着家庭的走向衰败，感受到其家庭所依托的社会的许多难于克服的矛盾，虽有志补天，却又无可奈何。她的悲剧意识比元春要来得更为深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会感受最为敏锐的，首推宝玉和探春姊弟。所不同的是，宝玉由此走向了怀疑，而探春则为之疾首痛心。“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段形容封建家庭人际关系的一段有名话语，就出自探春小姐之口，它是家庭中也是整个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写照。这对于一个向来受着“尊尊亲亲”、“父父子子”、“孝悌友爱”精神教育出来的正统观念极重的女孩子，在生活实践中得出这种与伦理完全相悖的可怕的结论，其悲愤可想而知。如果说经济上的入不敷出，她多少还可以搞点杯水车薪式的改革，聊作无济于事的小补，那么对这封建上层建筑总体性的崩塌，她只好无可奈何地付之哀叹了。她的悲剧，具有十分深刻的社会意义。

迎春的悲剧是一个柔弱女子的婚姻悲剧。这种不幸婚姻对于受着“三从四德”支配的封建女性，它是典型的，对于贵族女子，也不例外。

“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看透了三个姐姐及大观园中众女儿的悲剧，贾府最小的四小姐对自己的前途绝望了，对人生、对尘世绝望了。她别无选择，只好以永远的绝望来取代这现实的和未来的绝望，她向空门去寻求归宿，“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了。

贾氏四春的悲剧，是处于末世的封建社会给贵族女性所带来的必然悲剧。

西门大姐的悲剧是一个市井女性的悲剧，她是市井暴发富豪与市井薄幸的浮浪子弟的妇女观的牺牲品。她的悲剧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她的不幸与市井社会的伦理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必然的意义。

西门大姐是西门庆的独生女，因为家遭不幸前来投奔娘门寄人篱下，一直到西门庆暴亡，我们从来看不到父亲对女儿的关心。西门庆侵吞了女婿和女儿的财产
──
落难时寄存的箱笼，而对女婿女儿的供给则十分菲薄。贾家的主奴之间、不同辈分等级人们之间界限十分严格，而西门逢过年给家人添补衣饰，给大姐与春梅、兰香、玉萧等四个有头脸的丫头是同一标准，而且事实上比春梅还要低些。大姐与丈夫因为三钱银子发生口角，与她们的经济状况也不无关系。反倒是李瓶儿，有时看她短少了针线鞋面、汗巾手帕之类，反给她一点周济。西门庆对她的漠不关心，也许因她的生母业已死去，恐怕更因为她是一个女儿───又是已经嫁了出去家境衰败不得不投奔自己的女儿吧。对于一个只有贪心而无良心的商人来说，这个女儿已经对自己没有什么意义了。冷酷贪婪的市侩并非没有亲子之情，李瓶儿给他生的官哥儿，是他的宝贝心肝肉儿，因为那是他的儿子，是他的事业之所寄，养老送终之所靠，西门氏烟火之所续，他之疼儿子，原非出于无缘无故的温情脉脉的“天伦之性”。作为已经嫁出去了的前妻的女儿，面对着市井之徒处理人际关系冰冷冷的现实的原则，她成了牺牲品。

吴月娘之心地较西门庆为善良，但她是继母，和大姐无血缘关系，故她对大姐的态度，虽并不比乃夫为坏，但也见不出更好。而在西门庆死后，她听孙雪娥的意见，先撵走陈敬济，接着又强行送走大姐儿，至少在客观上就显得冷酷无情了。“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卖出田一般，咱顾不得这么多。”，这是献策时孙雪娥的语言。而当大姐被无情赶回时，月娘说:“孩儿……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里难以留你，你明日还去，休要怕他，料他挟不到你井里。他好胆子，怕是杀不了人，难道世间没王法管他怎的！”虽然，“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事确有难于处理之处，但以主观态度而言，说这位继母冷淡无情，不关心继女的死活，想一推了事，总不算过分。特别是，送走女儿而不归还嫁妆箱笼，明知陈敬济不会答应，明摆着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可月娘仍然一再坚持，这已经完全是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市侩作风了。而西门大姐适好成了这种市井观念的牺牲品。

西门大姐的丈夫是个市井浮浪子弟，“自幼乖滑伶俐，风流博浪牢成。爱穿鸭绿出炉银，双陆象棋帮衬。琵琶笙筝箫管，弹丸走马员情。只有一件不堪闻:见了佳人是命！”此类人物本来就以薄幸为其特色，西门庆的这位骄而不娇的粗俗千金，既无潘金莲那样的风流俊俏，又无李瓶儿式的温柔贤惠，更无孟玉楼那样的机伶明智，她没有足以打动陈敬济的姿色，又不能以温柔体贴感动丈夫，对丈夫的邪行又不能予以匡正，西门庆在日，她还可勉强凑合着维持与丈夫的关系。她对丈夫多少有点以势凌人的味道，对丈夫的风流博浪的越轨行为常常是毫不讲求方法地与之针锋相对，这时陈敬济对她是隐忍不发，而当她一旦失去后盾之后，她还毫不识相地重演故伎时，她遭到敬济的报复正是情理中事。而当敬济与月娘决裂之后，把大姐像脏水一般泼给陈家，她受到丈夫的折磨和虐待而造成悲剧更是顺理成章了。一个浮浪子弟遇上了一个粗俗无情女子，组成了一个市侩家庭，注定无温情脉脉可言，没有感情损伤和重大利害冲突，她们可以勉强维持着做米面夫妻，但一旦面临着损伤和冲突的考验时
，这样的家庭一定会发生悲剧。西门大姐被赶回夫家时，各方面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她又是女性，所以这不幸自然要降临到她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