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

花生

前几日与止庵君信口谈及南北方言，止庵信中说：“以弟而论，受口语的影响大约仅限于北京话，其他皆来自书面语也。”他的文字清雅有韵致，我一直喜欢，不过我能从他文章里读出南方俗语来，非囿于北京话。我这个看法他不大能够认同，写信给他说如此，遂有他这句辩白。其实文章里入方言俗语是件雅致的事，一般不大容易做到。大抵明清小品与笔记小说里常常间夹俗语方言，倘若用得巧妙，读之则兴致盎然。以前读沈从文作品，爱他写的湘西故事，也爱他写的湘西俚语，糯米糍粑甜酒落到文字里去，能散出香味来，是件很过瘾的事。手头新得一册《最后的村庄》，为曹乃谦先生短篇小说结集，略作翻阅，顿觉雁北“坷垃味”扑鼻，故事和语言皆大可赏。似这般风格纯粹的作品往往深藏民间智慧，灯下漏夜读完，忍不住要为曹氏文字的精彩和故事的沉重击节叫好。从文字上体会，曹先生是极具个性的人，以天才之质根植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和土地上，其所写小说最显著处，便是情景描述与人物对话多用俚语，生活感受浓郁，十分别致。他的作品有苦况味，有穿透力，有正义感，有同情心，厚重而激越，社会责任与社会良心成为他贯穿始终的思考主题，读起来常觉沉郁，亦每感快慰。用“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来形容，正是恰当。

　　这本《最后的村庄》，收曹乃谦小说21篇，约近20万字。其中《野酸枣》、《亲圪蛋》写性欲与情爱，《忏悔难言》写性苦闷和渴求，应视作作者早年山乡生活的记录。《苦杏仁儿》、《最后的村庄》则是对贫穷苦难的感叹，可看出作者由早年对异性的多情，转化为对人性的关怀。透过这些作品，可管窥到作者本身的处世性情，也可知他是四处留心的人，所观察的事物都从笔底化作文字。读他的小说，可感到他下笔不拘泥，同时也不放纵，分寸把握有度，显出他思想与文字的成熟。这些都能从作品的写作脉络上，寻得一些联系。

　　由于亲近生活，读者极容易被曹乃谦的山西俚语带入故事，情感随故事被作者牵着走。这不大容易做到，因为俚语要做成书面阅读的文字，首先要有书面语言作为功底，倘使不具修养，俗言俚语则易于泛滥成委琐繁屑，而耽于罗嗦，显出低级趣味的那类庸俗面貌。就此而言，不免要佩服曹乃谦以雅致带俗语的笔力。也足以借此明白曹氏非一般人所认识的那样“土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曹乃谦是真正的“乡巴佬”，大约这位老翁迷失在曹乃谦文字的表象里，未能认清他的文学功底。其实他简言琢句的本事最不可忽略，他那番对文辞的设计与讲究、对文字的修饰与工整颇具大家风范，尤值得推崇。

　　对曹氏作品的评价，说他照搬生活对话和用语，委实不大确切。他虽以口语入文，却又惜墨如金，并不繁琐，是文前止庵那句“其他皆来自书面语”。稍作留意，可发现他作品中夹杂有许多俏皮文字，颇可看出曹氏掌握文字的功夫实在娴熟，工整处也圆润可喜，让人爱读，握于手中不忍释卷。尽管作品多写的是山西荒僻贫穷的乡村，但曹氏对待小说里的这些场景，用笔并不萧疏，他着力的故事叙述和故事里的人物性格发展，不大依靠现场描述去渲染笼络读者，借此可看出他的用心还在用故事感动读者，深得笔力千钧的要领。他的故事有沉重感，使人激昂，虽情节读起来不免心情压抑，但读过以后却能让人振奋。他多以生活里的真实事件写入小说，每每在故事发展至高潮处峰回路转，出人意料，戛然而止，最扣人心弦。而那结果又常常最令人震撼。

　　曹乃谦本身是警察，而那些故事原就是他所熟悉的身边事物，最能引发他对社会善良与丑恶的对比和思考。一些评论把注意力集中放在他作品的俚语上，对作品的思想性、社会性、时代性及文学性多少有所忽略。好在他所表露的情感平实，读者不难探摸到他那颗拳拳之心。据说他还有一部中篇小说与一部长篇小说将在本月出版，这对曹先生作品的拥趸来说，当是件欢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