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文弄墨』宇文所安：质疑与重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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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culture/1/166651.shtml

这个娶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中国女子作为妻子的哈佛人，近几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注视。
　　宇文所安给中国学者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域外的观察，虽然不少人都认为脱离了具有强大的本土同化作用的文化场的干扰会产生一些相对客观的结论，然而在海外还有一支庞大的寄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军，他们并没有像宇文所安一样引起汉学界的震动。而他给中国学者带来的研究观念全新洗脑也许同时适合于其他的学术探讨领域，我们不否认这种天然的离间效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相对纯粹的学术眼光，启发我们刻意对既往的研究成就保持自我警觉，至少在获得确切的证据之前，每一个打算进行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抛弃那种来自传统的巨大压力，去大胆打破历史的迷信，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提供更多的让人信服的结论。

　　前不久看到了一个中国知名学者的一篇文章：《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
，确实，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以他翔实的论证对我们以往的文学史概念进行了重构和刷新，可以说，他就是通过建构的方式来实现对以往的史学观念进行解构的。现在我们看来他这些言之凿凿的非文学史因素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当初在建立这种话语方式时就是没有去考虑，至少是考虑得不周到，这大概是因为早有前人的权威论说在上头，才使得建构个人的叙述话语系统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即使是可以拿出充分的根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也较难在自己的学术圈子里形成有影响的效力，似乎大家对某一种横空出世的理论有了后天出生的免疫力，而正是这种抗拒创新的思维惰性一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大限。而现在这个美国人打进来了，这样一幅赤手空拳的生猛模样让人刮目相看，既而不得不认可了他的发言权。虽然对他的认同使我们凭空多了一些麻烦，但也使得我们有了更好的理由来重新展开对传统的思考。

　　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学史》中清晰地表达了他对文学史书写的观点，在他看来，我们面对的文学史可能正如庄子在《逍遥游》里虚构的那个大瓠瓜一样，是大而无当的，如果不加以很好的应用，我们的文学史就可能面临着打破的命运。事实上，在宇文所安那里相比较，我们曾经对它的研究是存在着漏洞的。这是一种由先在的观念而导致的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为了符合前人的观点，我们总是以牺牲自己的理解来换取一种习惯上的写作方式，因此就总是局囿于前人的圈子里，结果路子越走越窄，离文学史的本来面目也就越来越远。他说：“在人文学科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现在的学术实践就好像牛顿物理学一样，从直觉上来讲十分合情合理，而且舒舒服服：作家和作品都是身份清晰的个体，都属于可以辨察的历史年代，个别的文本之所以有意义，不仅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会导向什么样的其他文本。”
当然他的说法也许有些局外人的隔膜因而难免从个别不太令人满意的文学史文本而加以类推的局限，这是作为非母语学者介入另外一个多少有些陌生的文化语境难以避免的现象。应该说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近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具有深厚学术修养的学者的加盟，使得多年来一直显得单薄单一的文学史书写有了根本的改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由袁行霈主编众多重量级专家加盟的《中国文学史》，不论是在对新成果的吸收还是对前人研究成就的整合与辨析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完备的体例和厚重的学术含量使它在同行的评议中有口皆碑。然而它作为一部主要面向高校本科学生的教材不可能做到更深入的学术层面，普及与深化的矛盾难以处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局限，编者确立了“守正出新”的编写宗旨，因而在编纂过程中，充分注意到在准确介绍文学史基本知识的同时，挖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找到新视角，将学生带入本学科的前沿，给希望深造的学生指出治学的门径。它在每一编的后面附上了一份比较可靠的清单，可以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指导，虽然同样有人对开列出这样一份清单表示质疑。

　　然而取得的进步并不能掩盖宇文所安提出问题的价值光辉，他至少在学理的基础上提供了这种反思的必要性与具体操作的可能性，这就是他的意义所在。事实上，他在这方面进行的思考是极具建设性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微观的层面上，他影响着我们今后进行文学史重写的操作方法。以往那种不容质疑的朝代划分的思维方式会趋向一个更为模糊、不稳定的框架，这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我们都知道朝代不代表文学史中的时期。在更深的层次上，我们还知道文学史中甚至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时期划分：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多种多样的，有时候，很多事物可以发生在一段极短的时间之内。”
虽然我们不再可能通过那种顺手拈来的方式来方便地叙述历史，从而导致文学史的书写工作变得十分艰难和不确定，但是这种复杂性的引入会使我们有可能拥有一个更为客观更为接近原生态的文学面貌。当然这种更客观的体认和感知是以作者深厚的历史感与科学的治学方式为前提的，因为生活在中国文学的场域之外，他有可能以一种相对超然的眼光摆脱本土传统压力来进行研究，（我也不排除他会受到中国学者的影响以及前人的成就对他的潜移默化的规约，但是他至少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学术方式来展开研究。检验文学作为一种人类情感普遍经历放到异域文化状态下来考察也许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这种交叉比较可以让人很清楚地看到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直接借助于文本细读的优点是直接指向作品本身，而不必要考虑其他的非文本因素，比如后人的曲解，统治阶级出于整治思想秩序、净化思想观念而有意采取的文化策略，这些意识的加入极有可能使我们见到的已不是原来的文学面貌，只有通过文本来判断才尽量还原诗文作者当时创作的情境。在宇文所安的细读中，我们除了那些耳目一新的新鲜感之外，我们也会发现有些解读可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理解而与我们的常识有点相冲突，但是如果意识到任何历史都不可能达到纯然的不带任何的偏见的程度上的话，我们就能对他的或许难以经得起推敲的地方加以谅解和宽容了，它至少传达了一个这样的信息，研究文学史本来就是要从文本出发，而不仅仅是从总结、综合前人的判断出发。宇文所安的细读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如果没有任何先在的暗示和启迪，我们得出的阅读感受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事实是他的体会和我们的有所不同呢？其中的原因除了地域和时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比如不同的观念，西方的与儒家的，束缚的与解放的，沉醉于过去的与憧憬于未来的等等，可以说，他的理解能力是不应受到质疑的，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思考他的这种相对比较纯粹的理解为何与我们有所不同，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在美学观念上更接受客观，实际情况也许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得到的可能并不是个人真实的感受，而是在漫长的文化场域中经过反复过滤的印象。

　　宇文所安在探讨唐诗的角度与我们传统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谈到初唐体，会谈到“宫体诗”，但主要是从体载的角度来展开，好像这样才能拎出一个标准来，其实诗歌创作受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做诗可能是交往的具体反映，一个诗人与想写一首边塞诗和一首田园诗相比，写一首应酬诗更能激起自己的内在情感，至少有着更多的创作缘由。因此作为圈子的写作对诗歌形态的形成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宇文所安把盛唐诗归结为“京城诗”现象，同时他指出这是上一世纪宫廷诗观念的延续。基于此，他再把京城诗分为四种基本背景：宫廷、王府、权臣、朋辈，这种不同背景诗人的同声气应形成了不同的诗歌类型。这样一种思路可以打开人们的研究眼光，它立足于更细微的方面来考察诗歌具体形态方面的流变，与相对比较抽象的文学主张来说无疑更具有现实说明力。由不同小圈子形成的观念可以促成更有凝聚力的大圈子，只要这样才有可能催使流派的整合。观念的变化也应是文学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受这样一个观念的指导，完全可以决定哪些人的作品在当时可以拥有大批读者，哪些人根本不可能被当权的权贵所认同，这样一来，文学创作者的命运就有了具体生成背景与演绎方式，而不仅是简单的从他父辈继承家产的太少，事实上，不少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面貌。甚至观念可以决定哪些成为经典而流传于后世，这在当时的传播相对被限制的时代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似乎中国学者很少对此高度重视。

　　海外汉学家其实在大陆一直是受揶揄的一个群体，原因是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与中国文化无关的环境，仅是通过想象的方式来研究中国文学是难以思议的。因此，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使他们在中国人看来是常识的地方百思不得其解，而一旦稍微综合一下别的学科的知识又会成为他们一个新的课题，就像一个刚学习游泳的人要调整一下姿势必须停下来，做出必要的铺垫，根本不是在水中随心所欲的那种境界。这样一种笨拙的姿态其实是每一个从事跨文化研究的人所必然面对的，也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会让另一群生活在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的人有可能扩大他们的眼界。他们所处的交叉文化背景是在母体的基础上向异体扩张的，因此通常难以跳出自身的思维局限，即使可以在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开展研究，因为他对面对的文化缺乏很多内在的契合，往往那些很可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在他身边悄悄溜走，而把目光集中在那些已被反复阐述过的问题身上，他也许是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基本上是没有理论建构意义的事。此外，海外汉学家受轻视的原因还有研究方法上的偏执性，当然这与人的精力有关，比如一个海外学者研究白居易，那么他可能对元稹有些了解，对张籍、王建有些了解，因为都是属于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流派。而因为语言和教育接受等方面的原因，对这四人的作品的研读就会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任务。在这大量的阅读中要读出特点读出同异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常识告诉我们，懂得一首诗的内容相对较容易，而要谈它的风格却很艰难，因为后者很抽象，必须对相同体裁的作品有大量接触并有所领悟才有理解的可能性。“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这样一种来自于大量实践的直觉正是海外学者缺少的。但是事实上，只懂得这四个人又是远远不够的，起码在他们同时代还有他们的同辈，如韩愈，孟郊，李贺，以及大历十才子，这都是关系十分重要并且非了解不可的人。不然的话，这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诗歌流派就不好比较，其审美取向也就难于区别。但是试图再深入的话，理解这些人又不够了，历史是一条河，文学也是其中的水，它总是在左冲右拐中曲折向前的，因袭与革新、通俗与高雅都是一些彼此纠缠，制约的问题。

　　
而宇文所安在建构他自己的文学史观的时候，比较全面地克服了一般人经常遇到的难题，不管是在个体的诗歌案例的感悟，还是对诗人的生平的了解都相对来说做到了一个十分细致的层面，对有些诗人的理解与研究甚至是国内学人都做得不太够的。而我们从习惯的思路往往是把文学史建立在一个相对较粗放的历史背景之上，同时过分强调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变化，这一点是宇文所安力所回避的，他很少对文学理论进行宏观的梳理，而是把对文本的分析构成诗歌发展的全部流程，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置身于历史情境之中来获得更多的感受，而不是在一种先在的心理定势之下再来阅读诗歌。那种以诗为证的方式却是我们一直采用的，也许在宇文所安之后，我们应该有所变化了。

　　
　　注释：
　　 ①蒋寅：《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读书》，2005年第4期。
　　 ②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6页。
　　 ③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