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忆》看宇文所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卧龙岗

(宇文是至今最喜欢的汉学家，其次为李欧梵、叶嘉莹，而宇文的所有汉译书中最喜欢的是《追忆》，一个西方老头，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一次还算另类的解读，一个不古典的中国小女子，将对这个还算另类的解读再进行一次同样也还算另类的解读。很多东西，看似艰深，其实是一种游戏！)

宇文所安，作为一个外在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传统的“他者”，凭着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和良好感觉，以一种有别于中国读者的独特眼光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内部，在薄薄的一本《追忆——中国古典文学的往事再现》中，为我们打开了审视中国古典文学的新境界。中国古典文学惯于从往事中寻找依据，用前人的行为和作品来印证今日的复现，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向后看”的文学传统，其实这又渗透着对后人如何追忆自身的期望，这条线索就延伸到了未来，使行为和作品得以超越现实而继续生存，于是前朝现世的作品总有渊源相连。
《追忆》一书并不追求一种穷尽式的宏大叙事，亦不以时间朝代为序来梳理文学史，而是选择“追忆”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意象，宇文所安又在这个主题之下设了若干个子类型，在浩瀚的中国古典文学典籍中选择了与这类主题相关的文本，抽离出了有象征意味的种种意象或行为，以此为一扇门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追忆”主题的许多个横切面，让我们在这些一脉相承，有渊源关系的意象或行为后面看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和积淀。这就像语言符号学家称之为“语码”的东西，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系统中，一些语言符号经过长久的使用，往往形成某些固定的联想。叶嘉莹先生在讲中国古典诗词时就发现了许多这样的“语码”，诗词作者在创作诗歌时所使用的许多词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是有暗合之处的，比如“娥眉”、“菡萏”，语序轴和联想轴上产生的联想又会影响到不同的读者及解读者，从而产生出不同的衍生义。宇文所安就是在这个“语码”的层面展开他的文学内部研究，对所选择的十余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文、赋等，进行个性化的感悟式解读和想象，辅以知人论世、文本细读、心理分析等等外部工具，其中穿插相关中西文学认知形态、表达方式的特性比较，然而宇文所安在这里找寻到的“语码”已经远远超出词汇的范畴。
一首诗、一件物品、一处景致、一种行为都有双重的身份，它们既是自身，“又是能容纳其他东西的一处殿堂”，在《追忆》的八个章节中，宇文所安要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殿堂。在《追忆》的八个章节中，宇文所安要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殿堂。这些东西又都是一个个的“语码”，把这些“语码”点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海洋中抽出来，就像抽出一串串的珍珠链子，链子上的每粒珍珠就是某个文本、物件、行为或事件，这些看似独立的珍珠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就是掩藏在“语码”背后的某种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习惯和人文关照。每粒珍珠独立来看就像一个“断片”，正如宇文所安在《断片》一章中说过的：“中国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它最为独特的属性之一就是断片形态：作品是可渗透的，同做诗以前和做诗以后的活的世界联结在一起”。书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就在“追忆”这个主题下，通过“断片”这种文学形态，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意味深长的“语码”。
在《骨髅》一章中宇文所安以《庄子·至乐》中的一章开篇，文本中庄子与一个髑髅对话，庄子不停地揣测这位死者生前的境遇，且并不能理解死者表达出的快乐和无憾。让活人来诉说死者的境况终究是难以妥帖的，宇文所安在这里看到的是生者想要同已经死去的人继续保持某种联系的欲望，“没有附带任何纪念标志的骨骸代表了一种失落：身份的失落、时代的失落和家族的失落，家族的目的就在于要保持回忆”，于是在东汉张衡的《髑髅赋》中骨骸回归了自己的家族。张衡在这里与之对话的髑髅正是庄子本人，曾经对死者的欢乐和毫无遗憾产生过怀疑的庄子变成了引证这种价值观的人证，除了表达了《庄子·至乐》中表达过的这种意义之外，张衡让髑髅有了身份和姓名，有了和活着的人切切实实的关系，文末张衡还为庄子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葬礼，宇文所安称此为“张衡在庄子的旧瓶里装进了自己的新酒”。刘宋谢惠连在挖沟筑墙时掘到一座古墓，墓中有一对遗骸，在把它们改葬他处后，谢惠连作了《祭古冢文》，祭文应是为拥有特殊身份的死者所写的一种正式文体，这就把生者与死者（骨骸）对话这一沟通方式正规化了。虽然在文本中读者可以更加强烈的感受到死者确实已经不再关心我们的世界了，但是我们还是不停地提出我们的问题，询问死者生前的细节，只有这样才能与他们建立联系，才能把他们再次囊括进我们的世界中。“人与骨骸对话”这样一个“语码”发展到明代王阳明的《瘗旅文》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从京城被贬至贵州的王阳明安葬了三个同样从京城而来却客死异乡的旅人，全文贯穿着错综交织的感情，先是懊悔自己如果对这几个陌生人多一点关心也许就可以避免他们死在路旁，随后对他们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又显出悲伤来，在同死者的对话，毋宁说是自言自语中想象了一种自己与死者的关系，作者感觉到了这几个死去的外乡人正暗示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又引出了压抑已久的焦虑和被放逐的不幸，遂引发了迫不及待地对生活的依恋，对那些背弃生活的人（死者）的叱责，当作者恢复了平静的心态结束文章时，他与死者之间已经建立一种朋友关系。其实以上表现出来的种种感情无不昭示着作者对死去的人的一种许诺，“许诺会有人同他作伴，许诺会重新建立所有被死者切断的活人世界中的那些关系”。通过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与骨骸对话”这样一个蕴含了文化背景的“语码”，宇文所安发现了“一个由石碑和墓志铭构成的文明，一个离不开葬礼的文化”，在自然更替、生死循环中，个性和个人被不断地泯灭，害怕湮没和消蚀的心理在个体中滋长而产生了恐惧感，于是期望通过“写下自我”以求死后仍能被后人记起，仍能与这个世界保持某种联系，上述在“人与骨骸对话”中不停地重复的要死者回归现实大家庭的努力，正是这种对后世的期望的一种反映。
书中除此以外还有各样的“语码”，比如从《诗经》出来的“黍稷”，背后隐藏的就是怀古的意味；“祭祀”、“石碑”、“游记”隐含的对前人的缅怀和后人对自身评价的渴望；在“必然性的机械运转”后面可窥见的是非道德的必然性与道德秩序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中国式哀歌；而凌乱的大量的“断片”起了“方向标”的作用，“起了把我们引向失去的东西所造成的空间的那种引路人的作用”，“语码”的范畴从文本、物体、事件渐渐扩大成一种行为——“追忆”的行为。在“回忆过去”这样的一种行为里面，李清照带着写作文本时的经历、体验和感受在《金石录》的《后序》中回忆过去与丈夫赵德父的生活，这就不可避免地将现有的经验带入关于过去的记忆，于是文本从甜蜜的婚姻生活的描述转入后期颠簸流离的战乱生涯时，就不自觉地流露出了李清照的哀怨甚至是愤恨，从而对收藏家或学者表现出的执着态度提出了质疑，这无疑对后人产生了告诫的作用。沈复在创作《浮生六记》，吴文英在填《莺啼序》这一阕词时，都不由自主地被回忆所引诱而陷入了回忆的陷阱——“回忆过多就会排挤现实”。今人对前人不停地回忆，不停地加入现今的体验，后人又不停地回忆今人，不停地加入他们的体验，所有的这些都反映在文学文本中，由此前后相联，代代相继，积累了一部漫长的文学发展史。就像波普尔和科林伍德告诉我们的，历史知识，或者是对历史的理解，都是一个由一个历史学家对过去经历的重新体验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也正是宇文所安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所持的观点，“如果把出现在中国传统中的往事按部就班的写成一部历史，那么，它给人带来的将是不真实的幻象：这不仅是因为同所有的历史一样，这样的一部历史也不会是真实的，而且因为它会严重损害自成一体的情状”，中国传统历代文人在对过往的“追忆”中已经把自己的情感和企盼织进了整部中国文学史，无法剔除。
全书洋溢着宇文所安长久以来坚持的“散文”式的、随意的写作风格，“它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学术性的；它的目的是促使我们思想，改变我们对文中评论的作品之外的文学作品进行思想的方式；它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思想的乐趣”，同时宇文所安在学术研究中时刻保持一种自觉的反省和批判意识，这使得他的研究始终处于独创性的探索中，“即使是最出色的认识结构，如果成了惯例和陈套，就会变得呆板乏味。脱离自己辛苦获得的成果是十分可惜的，但又是必要的”，这种不断尝试创新的态度抛弃了我们思维体系中已经习见的模式和话语，使宇文所安的作品不为任何理论框架所限制，永远保持一种纯真的活力，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追忆》正是宇文所安尝试把英语的essay和中国式的感兴创作混合的结果，可以说它是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印象式”批评的集大成者。然而这种感性、随意的写作背后却是精妙的构思和编排，《追忆》中所选择的若干个有意味的“语码”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相互的联系性，书中八个章节单篇均可独立，人、物、事件与行为习惯的复现，联系起来又共同指向一个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涵义更大更广的“语码”——“追忆”。
宇文所安在这一个又一个“语码”的发现与组合中，展现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文学史的断面，他在某一个回忆的链条上回到某一层历史的沉积面，试图进入当时当地的场景以还原该阶段的发展样态。古典文学作品在这里仅仅是一种中介，透过它们，透过这些文化“语码”， 宇文所安挖掘出了隐藏在深处的一个民族对于生命、死亡、自然循环的关照，一部由“追忆”串联起来的文明史。带着自身西方文化、文学的传统和自己独到的眼光和鉴赏力，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切出一个一个断面来进行解读，宇文所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