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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伯益（约前2060—前1973）治水有功赐嬴氏，为黄秦赵等姓始祖
伯益（柏翳、大费），臬陶子，舜（约前2030-前1991，在位39年）时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并被任为掌管山林的官“虞”，又“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被帝舜赐姓嬴氏。事夏禹，在位三载后，帝位被夏启所夺，在夏启即位六年（前1973年）后被杀害，为黄、秦、赵等姓始祖。
据《中华姓氏源流通谱简本》：女修─皋陶─伯翳，衍传黄帝第66代秦朝始皇、第104代宋朝赵匡胤，第84代唐朝李渊。
1、《史记·秦本纪》：伯益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
◎索隐：此则秦、赵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书谓之“伯益”，系本、汉书谓之“伯益”是也。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
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
◎索隐出犹生也。言尔后嗣繁昌，将大生出子孙也。
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2、辟水开山颂伯益
伯益（约前2060—前1973），《尚书》称益，《史记》称大费、柏翳，又称伯翳，《世本》、《汉书》称化益、伯益。舜时佐禹辅平水土，“妻之姚姓之玉女”，被任为为“虞”，即掌管山林的官，因功受舜赐姓嬴氏，授土嬴国，为黄、秦、赵等姓始祖。禹立而“举益，任之政”，禹崩时“以天下授益”。但经过一场夺权斗争，禹子启代益践天子位，并在启即位六年（前1973年）后将伯益杀害，由此天下从禅让制变成了世袭制。伯益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一位伟大的英雄人物。
（1）作井丰功。年轻时，伯益是个发明家，他发明了以封占卜岁时吉凶的方法，又最早发明打井取水。史载伯益是“井”的发明者。《淮南子·本经训》云：“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吕氏春秋·勿躬》也说“伯益作井”。井的发明就象耒耜的发明一样，是开启四千年农业王国文明大门的锁钥，是生产力的一次解放和发展，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井水对农田的灌溉和上古人们从游牧到定居的饮食起居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直到今天，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仍然息息相关。但《高士传》云：“帝尧之时，……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故王充曰：“尧时已有井矣。……非益凿井，龙登云也”。又《史记·五帝本纪》：“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至今世传“舜井”。有人认为井的发明是附会于伯益，或凿井之术始自尧、舜，成熟于伯益。“
其实，伯益（约前2060—前1973），在帝尧（在位约前2130—前2032）时公元前2032年时伯益约29岁，“舜穿井为匿空旁出”时间是舜在尧帝朝当普通子民时的事，更进一步证明了伯益作井是在年轻时期，即在20—30岁时的事。因此，在黄河流域很早就流传着伯益发明凿井技术和大禹疏九河的故事。中原地区的河南汤阴白营、河北邯郸涧沟以及洛阳矬李遗址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最早水井”。故晋郭璞《井赋》云：“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可能黄泉就是纪念黄氏开的泉水）。”北齐张耀《井赋》云：“……惟斯井之肇作，实伯益之所营尔”。
（2)治水伟绩。《尚书·尧典》写唐尧时，“汤汤洪水分割，荡荡怀山襄陵。”四方诸侯推荐鲧治水。《史记·夏本纪》载：“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鲧被舜“殛于羽山以死”。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伯益的聪明才华，使他名闻遐迩。夏禹于是向当时中原氏族联盟政权首脑帝舜推荐伯益，帝舜先派他去当辅佐夏禹治水的助手。《史记·夏本纪》云：“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舜)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
伯益佐禹一改鲧治水的教训，大胆采用疏导的方法，“掘地而注之海”，即疏通河道，让四溢的河水流向大海。在鲁西北平原包括今河北省东南部重点疏通整修了黄河下游九条支流，即《禹贡》所说“导河，北播为九河，人于海。”后又挥师南下，在鲁西北平原南部，重点疏导了济水、漯水、泅水和沂水；同时治理了雷泽、大野泽和菏泽，还可能治理过苏北的淮水”。禹与伯益治水十三年的辛劳终于实现了“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系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
依据新的《夏商周年表》和《史记·夏本纪》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大禹治水的时间约在舜就位后，约公元前2030年-前2017年间，这时伯益（约前2060—前1973）约43岁已是中年人了，可能还未婚。大禹治水是靠了以禹为首的领导集团和千军万马的力量。伯益与禹同甘苦、共患难，以天下为己任，共建不朽功勋。故禹云“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以致舜对伯益大加赞赏，赐以皂旒，妻以姚女(舜氏族之女)。《秦本纪》《集解》和《索隐》还记载了禹、益同时都被赐以玄硅。伯益佐禹治水确为我国古代一件辉煌史实，是古代劳动人民战胜大自然的伟大壮举。至今祖国各地遍布禹迹，特别黄河下游地区，山东禹城即为大禹、伯益等治水驻扎指挥遗址之一。
（3)驯兽奇才。这是伯翳获赐嬴姓的原由。舜对伯益非常赏识、信任，《国语·郑语》上说：伯益能议百物，以辅佐帝舜。伯益本是来自东夷少昊鸟氏族，传说伯益有知禽兽之言、能与飞鸟通话的本领，于是舜任命他为虞官。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上记载：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所以，后世尊他为"百虫将军"，成为保佑人们免遭猛兽伤害的神。至今，在潮汕乡村民俗敬神中伯益公,俗称伯爷公,都很普遍。因伯益是古代掌管山泽之职,且是辅助大禹治水有功,他既做不了皇帝,后人就崇拜他为山神伯爷,让他在民间继续保护山泽。但潮语伯益的“益”与“爷',音相近似,且伯益已作为神供拜,当然也就作为伯爷尊称。凡在山乡或大山里,山民在伐木烧炭的炭窑旁,或种植果林的山舍里,就选择一处风景好的大石松树下，搬石砌一小庙，供奉大伯爷。每月初一、十五还办些三牡果品祭大伯爷。有的山乡还立伯爷公庙，塑其神像供拜。大伯爷是骑在虎身上,手执赶山鞭,说是为山民巡山,保护山利。传说山中老虎都归大伯爷管束；老虎食人,没经大伯爷点头,都不敢食。如果老虎偷食一个人,大伯爷就在老虎耳朵上,割下一个缺口作记号,以示警告。故潮汕有“大伯爷不点头,老虎乍敢食人”的俗语。
(4)火耕始祖。在舜执政后，领导集团分工更为明确，各执一事，分理政务。政权机构中设有：司徒（民政)、司空（水利）、后稷（农业）、工师（手工业）、士（政法）、秩宗（礼仪）、虞（山林水产）、典乐（文化教育）、纳言（内务外交）、四岳（谋谏）、十二牧（督察）等十一个部门。伯益在舜帝时担任“虞”官，相当於《三坟》中的后土中正，“职川山草木虫鱼鸟兽。”或者说，大体相同於今天的农业部长，农林水牧渔一手抓。除了疏浚河道、排洪防涝之外，还有几项彪炳於史册：一是烧荒垦田驱兽。草木丰盛对发展原始食草畜牧业是个有利条件，但对发展原始农业却是一个障碍。在生产工具(石铲、石斧、蚌镰等)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垦荒是进行作物种植的前提。伯益充分利用和发挥火的巨大威力。《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这就是说，掌管“上下草木鸟兽”的伯益，一把火烧将过去，即可收到一石二鸟之功效。一是快速除去杂木荒草，灰烬又可肥田。《帝王世纪·五帝》：“益为朕虞，庶物繁植。”就是各类农作物获得丰收的写照。二是借火驱走野兽，减少危害。伯益主管驱赶有害禽兽，方法大概就是火烧大荒，开创了中国刀耕火种的农耕新时代。二是卑湿之地种稻。由于“益主虞，山泽辟。”…山林川泽皆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他就指导普通百姓种植早作粟类作物，在低洼潮湿之地也开始试种水稻。《史记·夏本纪》：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记述的就是伯益受命向“众庶”(百姓)发放稻种的事。根据考古发掘，我国“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时间距今约一万年”。”在距今四千多年的伯益时代种植水稻，不仅可能，而且栽培技术一定会有长足进步。应该说，伯益是这一时代水稻种植的积极推广者。在这种情况下，仍有普通百姓食不果腹，伯益就“调有余相结，以均诸侯”，将征集到的粮食以及捕获到的猎物施舍给他们，这便是《史记·夏本纪》所记述的舜“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之事。
(5)治国良臣。伯益具有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判断力，是尧舜禹时期的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根据《尚书》、《史记》记载，不管是唐虞之际的十一位名臣，还是虞舜时期的十位功臣，伯益均忝列其间。伯益的从政理念集中体现在《尚书·大禹谟》中。在禹、益、皋陶一起与舜帝讨论文德教化时，伯益发表了两通高见。首先，他通过赞扬尧帝实现“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神圣使命，说明“乃武、乃文”即文韬武略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他的理政原则，今天不妨称其为“十不主义”。
原文是：“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於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译为白话文，大意是：“唉!要警惕啊!应该时时刻刻戒备预料不到的事件，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放纵於过度的游玩，不要沉溺於过度的享受。任用贤明的人不要三心两意，清除奸邪者不要犹豫不定。有可疑之处的谋略肯定不会成功，考虑各种事情的时候思路应该开阔。做事情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也不要违反民众的意志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懈怠，政事不荒废，四方万国都会前来尊你为王。”
众所周知，传说中的舜是一个出身微贱而且圣明的部落联盟首领，四千多年后仍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但伯益作为舜的臣下，话中对舜不但没有溢美之词，而且旨在规谏，切中要害。他建议舜要以尧为榜样，治理天下要深谋远虑、罔失法度，不要放纵游玩、过分享乐；用人要用贤去奸，思虑宽广，处事要心系百姓、顺从民愿；只要坚持实行，不怠不荒，就会一呼百应，天下大治。伯益胸怀天下，心系百姓的治“国”思想是值得后世敬佩的。伯益的“十不主义”可简单归纳为四点：一是办事情要尊重规律、民意、法制；二是做决策要考虑周全，做到万无一失；三是在用人上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四是不要贪图安逸，荒废国事。若再加上本篇《大禹谟》中的另一句至今流传的处世格言：“满招损，谦受益”，作为第五点，就更加完美了。这是追记的四千年前伯益说过的话，无疑经过了后人的整理、修改和润色，寄托了若干贤哲的从政理想。但能落到伯益头上，起码说明他有资格、有本事讲出这番道理。这个“十不主义”，我们今天不妨作为“干部道德守则”来看待，其光芒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消失，而是更加璀璨夺目。就如同伯益对着今天的干部耳提面命一般，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入木三分，又娓娓动听。
在处理“对外关系”或民族矛盾方面，伯益也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智慧和谋略。当时作为华夏族的大禹受舜命，率各族诸侯前去征服“三苗”。大兵压境三十天，苗民还是抗命不服。伯益随行参与军机，出谋划策。他认为，光靠武力弹压不行，还得以德行相济。他用帝舜以至诚至孝之心感化顽父瞽瞍为例，说明至诚连神灵都能感动，何况这普通苗人呢?禹接受了益的这一计策。于是，舜帝广泛地推行文教德治，让人们拿着榍和翳在宫庭两面台阶上跳舞。然后就率军队撤退。又过了七十天，三苗终于来归顺了。以文代武处理民族矛盾，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大小民族和睦相处，这种做法即使放在今天也仍是一种治国安邦良策。
(6)学术始祖。《山海经》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部奇书，也是研究我国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迄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大部分作于战国时期，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汇集了前后多人之作。但史书上也有称《山海经》为“伯益之书”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遂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证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再如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较之北魏的郦道元、明代的徐霞客，我们称伯益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实践型地理学家，恐不为过吧。
3、伯益失位之迷。
一般认为，夏禹继承舜的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后，伯益和他的父亲皋陶都深受夏禹的信任，夏禹先打算禅让于皋陶，恰巧皋陶死了。于是，夏禹又指定皋陶长子伯益为自己王位的继承人，并在晚年授政于益，却让自己的儿子夏启为臣。司马迁在《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任之政”，就是把联盟整个事务交与伯益主管。禹崩时“禹以天下授益”，伯益在禹死后已是实际上的部落联盟领袖了。然而《夏本纪》云：“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个说法值得探讨。伯益在舜在位39年、禹在位8年、禹死后为夏禹守丧执政3年，实际至少从政50年，以其忘我的牺牲精神建立了不朽功勋，已为朝野共知，怎么能说是“佐禹日浅”？事实上是禹的伪让启的实取。
《韩非子·说疑》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这一段话把舜、禹、商汤、周武王之名并列，其得位的性质都是一样，但是手段有异，汤放桀和武王伐纣都是刀兵相见通过征伐而得到天下。
古本《竹书纪年》说：“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之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即舜受禅的真相，是舜把尧囚起来逼着让位，甚至不让其父子相见，舜掌权后给了丹朱封地，之后又把封地夺回，派后稷把丹朱驱逐到丹水，为了掌权尧舜两个宗族斗争是很激烈的。因为不是本文要说的重点故简单给予介绍。
舜继位之后，由于能够勤政爱民，躬行政事，重用人才，大兴水利，发展教育，部落联合体的规模较尧时有了更大的发展。“禹、皋陶、契、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皆被举用，人才济济，政绩卓著。舜也因此而获得了广大先进部族的拥戴，成为继尧之后的又一个部落联合体的贤明领袖。
在尧舜联邦制王朝的基础上，大禹通过治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且在征战中牢牢掌握了兵权，以至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又定贡赋、颁夏时于邦国、明赏罚、制刑法、广交诸侯、招揽人才，为王朝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继承帝舜的位置非禹莫属。舜迫于禹势已成不得已授禹以政，但他同禹之间的矛盾斗争却是时常发生，而且多数时候还很激烈。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如《尚书·舜典》记载：“舜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这不摆着舜是强禹所难硬逼着禹上任，而且舜与其臣四岳等人上下呼应逼使禹从事他父亲鲧所未能完成的艰巨的治水工程。如果禹治水不成，也好象当年鲧治水无功以殛鲧一样治禹不效之罪；即便禹治水成功也将耗尽心血，未老先衰，无力再与其子商君争夺势位权利。在禹任命问题上可以说舜是费了大心机的。且看禹接受任命后，“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最终制服大水，取得辉煌业绩，然禹并未因此得到舜的信任，相反，只能是功高震主，使舜更生嫉恨，必欲灭之而后快。当禹治水成功，有了较大影响时，欲取兵权伐三苗，舜以禹无德非道而加以制止，禹没有因帝舜反对而停止行动，强行出兵。《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大禹征有苗，会集了各路诸侯的首领，在誓师大会上说：“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这次战争许多诸侯国都参加了，大禹是总指挥，各路诸侯都得听从他的命令。舜禹之间积怨甚深，甚至可说是不共戴天。这一方面自然与禹父被舜殛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禹的势力发展已严重威胁的舜的统治地位，尤其是严重威胁到舜千秋大业由谁来继承的问题，舜当年忍辱负重，费尽心机，几经血战得来的帝位，怎么能甘心传位于自己的仇人呢？即使舜再有德，如果能够地话，他不仅不会传位于禹，甚至会想尽一切办法铲除禹。
对舜这种心思禹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随着禹治水成功，社会声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舜禹之间的斗争由原来的幕后转到了台前。当皋陶把天下治理功归于天命舜时，他公开予以反驳，他认为当时“洪水滔天，浩浩怀水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行山刊木。与益于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与稷子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史记·夏本纪》）天下得以大治非天命，而是自己带领益、稷治理洪水，发展生产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否定了天命，而且连舜的功劳也给否定了。甚至大禹还当着群臣的面，毫不客气的教训起舜来了。他说“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
禹的真实意思是，帝舜不够资格继续执政，而应当清心寡欲，等待上帝重新受命。这不是公开逼帝舜下台吗？所以帝舜不得不“荐禹于天为嗣”，帝表示：“惟汝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惟汝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钦哉！慎有乃位。……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在。”
（《史记·夏本纪》）这不是逼宫是什么？韩非则直接说舜晚年死于苍梧，是“禹逼舜”，禹“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
（《韩非子·说疑篇》）这里，韩非说得很清楚，舜非让禹，是禹逼舜让位的。舜鉴于禹势已成，天下皆属意焉，即便一百个不甘心，也只有让位了，因为逼宫之势已成，由不得自己了。这便是舜禹所谓禅让的实质了。
禹得舜位为帝后，继续推行舜的政策，将天下治理的更为富庶，农业、牧业、渔猎业、制造业、水利工程等都较尧舜时有更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禹晚年虽表面上也仿效舜继尧位时的办法，谦让于舜子商均，但实际上为其子启继位作了很多铺路工作。《史记·夏本纪》说：“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由于禹的威信和权势足以震慑诸侯，商均在诸侯心目中没有多重的地位，顺理成章的都拥戴大禹而弃商均。史书上所谓禅让，实际上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禅让，禅让只是愚人的晃子。
《史记·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笔者注：英、六即后来古黄国一带），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禹为君主后仍效旧制，推荐皋陶并授以政，结果皋陶先禹而逝，只有把他的后人给以封地了事。之后“举益，任之政。”《夏本纪》说：“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阴）。禹子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从此中国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朝。司马迁说得很清楚，“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是说伯益的功绩和权势不大，远远达不到舜禹的声誉；“禹子贤，天下属意焉。”尧子丹朱、舜子商均与禹子启不能相比，主要是由继任者的权势所决定。《战国策·燕策》亦云：“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交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史记·燕召公世家》亦云：“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可见，禹之授益是名授益而实传启。
再看，大禹和东夷的矛盾原来就有的。大禹三十岁时，在治水途中遇上了实力强大的东夷涂山氏之女，出于连盟的考虑，才迁就着按母权制的习俗、方式成婚，使炎黄和东夷两大集团由此结成了婚媾同盟。大禹和涂山氏开始虽有过一段动人恋情故事，但却因大禹治水时，在排水问题上损害了下游地区的东夷集团一些部落的利益，而引起涂山氏集团的不满，家庭面临破裂，集团濒于兵戎。在禹强大的军事压力和高明的政治手腕下，涂山氏被迫就范，但以后仍然矛盾迭起，始终不得平静。禹年老时，为了顺利传位给儿子启，精心安排在涂山召开方国诸侯计功行赏大会，会后，将涂山也更名为会稽山。这实质是一个向东夷各族属、特别是向涂山氏显示实力的大会。会上东夷的防风氏来得晚了，禹当即诛杀了傲慢不羁的防风氏。这事在历史上引起巨大反响。历代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禹年老了，骄横了。其实这是东西矛盾的剧烈反映，防风氏只是一只替罪羊，而禹是杀鸡警猴。至于禹把禹陵建在涂山，这一方面是向代表母权势力的涂山氏作出重大让步，希望以此来换取他们对长子继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则表示死后也要镇守住涂山。
尧舜禹虽同属所谓的禅让，但各自的势不同。禹虽仿效舜让位于伯益，但尧子丹朱和舜子商均都因势弱无法与舜禹相抗衡，而伯益也无法与禹子启相抗衡。伯益虽受禹禅让，但伯益宗族的权力和影响，没有办法与舜、禹受禅时相比，他没有力量逼禹让位，特别是他“辟居箕山之阳(阴)”是一个大的战略失策，这个地方从鲧、禹到启时，一直是夏宗族的根据地，不是伯益的势力范围，或许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夏启受到诸侯的拥戴，大享诸侯于钧台(其地望在河南禹州市)，而伯益“辟居箕山之阳（阴）”也正在这里。伯益虽然无权无势但心里并不甘心，对启的执政进行干涉，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禅让，是氏族部落通过选举更换酋长传统的继续，在尧舜时期已经是只保留了一个“禅让”的外壳。在禹执政之后，私有观念已经扩大到整个社会，“禅让”的外壳也终于被去掉了。伯益反对被启杀之。之后，有扈氏不服，“启乃召集六军进行征伐，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服。”（《史记·夏本纪》）从此中国第一个世袭王国——夏王朝在中原这块舞台上统治了四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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