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說「洋務」/ 周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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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教授郭世佑曾在浙江省一家報紙上發表觀劇隨筆《走近真實與〈走向共和〉》，其中寫道：近代對外交涉中，「妥協」是一個中性詞，是任何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心理素質，「該妥協時不妥協，就像該鬥爭時不鬥爭一樣，都很糟糕」。此言甚善。考諸近代史，當時就有人發出這樣的見解，譬如郭嵩燾。郭嵩燾在日記中說過這樣的話：

計戰與和二者，因時度勢，存乎當國者之運量而已。未有不問國勢之強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責武士之一戰，以圖快愚人之心……

這個思想也見於他的《綏邊徵實》一書。

郭嵩燾十八歲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時，就與劉蓉、曾國藩換帖訂交，後來又是曾國藩、左宗棠的兒女親家。他自稱「年二十二，即辦洋務」，在晚清洋務派裡，可算老資格了。

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郭嵩燾積多年洋務活動的心得寫了《條議海防事宜》。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上海防六事」，曰「練兵、製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奉旨「下各督撫詳議」。於是有了郭嵩燾的這篇討論洋務方針的文章。

郭嵩燾這篇文章的一個核心思想是：

……中國與洋人交涉，當先究知其國政軍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後可以師其用兵製器之方，以求積漸之功。

這就與總理衙門的「海防六事」著眼點大不相同了。船堅炮利是重要的，總理衙門的「海防六事」講的也是對的，用郭嵩燾這篇文章中的話來說：「海防之大用具備於此」。但還不夠，更重要的是學習、研究西方的「國政軍政」──

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

郭嵩燾不但要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還要學習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用今天的話來講，郭嵩燾還看到了「四個現代化」之外的「第五個現代化」。

郭嵩燾看到的這「第五個現代化」是什麼具體內容呢？用他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出使英國欽差大臣」任上寫的《使西紀程》裡話來講：

……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引者按：「君民兼主國政」後來通常譯作「君主立憲」）。

郭嵩燾具體考察了英國的議會政治、兩黨制度等等，所作評論，頗能得要領。他說英國兩黨制的實行：

……隨聲附和，並為一談，則弊滋多。故二百年前即設為朝黨、野黨，使各以所見相持爭勝，而因劑之以平。

他還比較了中英的政治體制。他說「西洋君德」，找不出能跟中國上古三代的「令主」相比的，「即尹、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可西洋政治「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在郭嵩燾看來，中西政治體制的一條分野是：「聖人以其一身為天下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中國是一人之政治。一人之政治，則「一身之聖德不能常」，上古「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要是碰上暴君、昏君，也就沒有辦法了。而西洋「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郭嵩燾拈出「法治」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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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治亂。……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繩之諸國，其責望常迫。

郭嵩燾的眼光顯然要高於他的那些洋務同儕。鍾叔和由中華書局出版的《走向世界》一書裡，表彰郭嵩燾道：「當其時（一八七七年），王韜雖然已經到過英倫，還沒來得及對英國政治進行深入研究；孫中山尚未『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康有為也還要再過兩年，方『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哩！」但那個時候垂簾聽政的慈禧，是聽不進郭嵩燾的這些意見的（她要到一九○一年被八國聯軍趕出京城才能同意實行新政，要到一九○六年才宣布預備立憲，而這已是郭嵩燾寫《條議海防事宜》和《使西紀程》二三十年後的事了）。

慈禧不但聽不進去，反而把郭嵩燾視同「階級異己分子」。所以郭嵩燾雖然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可能做了很多事情，同僚也都公認他是人才，結果卻是，功是別人的功，官也得由別人做，在統治集團內部他不能得志（當與他同時從政的曾國藩、左宗棠等官拜一品大員時，他也還只能是「賦閒三品」）。一八七九年，郭嵩燾在「出使英國欽差大臣」的任上，被他的副手劉錫鴻打小報告而被撤任歸國（原定做郭嵩燾副手的不是劉錫鴻，軍機兼總署大臣李鴻章他們不放心郭嵩燾，硬要把這個熱衷於「用夏變夷」的劉錫鴻派給郭嵩燾，以便監督郭嵩燾，隨時能夠揭發檢舉），數年後，「封疆大吏」劉坤一向慈禧奏保洪汝奎時，附帶著提到郭嵩燾，說像這樣的「人才」「未可投散置閒」，應該任用。但慈禧沒同意。直到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郭嵩燾故世，王先謙等寫表，李鴻章代奏，說了郭嵩燾治學與為人的許多好處，請給他立傳賜諡，慈禧還是「不准行」，理由是「郭嵩燾出使西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這部「書籍」，就是指他的《使西紀程》。

郭嵩燾的洋務思想還有其他一些頗有眼力的，譬如他重視「學」，在《條議海防事宜》中說：「西洋之法，通國士民，一出於學；律法、軍政、船政，下及工藝，皆由學升進而專習之。」譬如他在《條議海防事宜》中力主扶植「商賈」，不僅如此，他還反對當時辦洋務者的官辦企業做法，反對「官督商辦」，主張「使商人自製」，他甚至說商人「有計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計，因而有考覽洋人所以為得失之資」。譬如他在《使西紀程》及與友人書信裡多次說的，西洋政治務在「便民」、「利民」、「富民」，而所以「國」也「強」；「而中國適與相反」。能夠把「國強」在與「民富」的相聯繫中來認識，這些確實都是很了不起的見解，不是他的一些洋務同僚所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