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氏瞬间感悟之

wang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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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的数年内，财富积累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其一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将会有大量的新兴行业和成长机会产生，很多传统行业将在这种变革中被急剧洗牌，利益将在新的交易平台上进行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垄断性资源为中心，将发生一系列的资本重组活动，拥有这些资源的政府将把大量的垄断机会以市场化方式出售，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间资本者的政治博弈技巧便显得非常重要。往往，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企业家们倒下去的逻辑都有一个，它是中国转型时代特有的“淘汰逻辑”。这一逻辑与制度有关，也与商业精神有关。
　　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但是，中国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头上，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曾对企业失败原因作了大量分析的财经作家XXX，得出一个结论，其中谈到了这样两点：第一，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绝大多数的失败仍然与违背常识有关。绝大多数的失败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所以，它们最后的倾覆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败局。在很多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所有的企业家以及他本人都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它不符合一家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在现金流、团队及运营能力方面都无法保证常规的运作。第二，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对于企业家来说，你很难分清楚“野心”与“梦想”到底有什么区别。然而，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都将引发可怕的后果。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企业家所要应对的外部环境非常复杂，他们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是社会转型压力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大部分企业家出事的概率都很高，致使企业家成为中国的一大危险行业。

　　因此，民营企业家需要自身的努力。即必须产生更多类似于浙江的草根企业家以及中关村的知本企业家，以改变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色，改变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的负面评价。

　　笔者相信，以丁磊、施正荣、俞敏洪等为代表的中国一大批“知本家”精英的出现，是中国财富社会的希望。他们代表着靠知识而不是权力，靠创新而不是钻营，靠奋斗而不是取巧的、新的财富追求和财富品质。

　　少数企业家的心灵和行为方式之所以如此扭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约束、伦理自觉。也因此，对于愈来愈多的企业家“落马”悲剧，社会同样要承担某种责任。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出现某种道德真空的环境下开始的。此后经历了文化、社会的冲洗，一些人的道德信念、伦理意识都十分淡薄，企业家也不例外。那些精神荒芜的企业家每天又与钱财打交道，其行为自然会变得缺乏节制。

　　不过，这并不是企业家推卸个人责任的理由。政治、社会、精神等等宏大结构只是个体行为的总和，它们不可能自行变化。政治、社会、精神等领域的变化，只能从个体的道德自觉开始。尤其是企业家的道德自觉，因为企业家在社会结构中居于重要位置，对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企业家负有推动社会良性演进的道义与历史责任。

　　如果此类事件能够促使中国的企业家深思反省，逐渐改变精神与行为模式，那将是企业家之福，更是整个社会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