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胡雪岩"鲜活地相遇

花生

20世纪以降，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史学的科学化成为主导潮流。于西方主导史学思想之外，近年来又兴起一种非主导思潮的人文主义史学流派，它至少在两方面构成对主流史学的挑战与补充：其一，它承续了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西方古典叙事史的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注重叙事的技巧和文笔，尽量把史著写得文字优美、引人入胜，使历史重新变得多姿多彩，令人读来有趣，难以忘怀。其二，它注重历史的人文价值，着意发掘史实中所包涵的文化意蕴，在研究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终极关怀，使历史再度成为“人”的历史，人重新占据历史的中心舞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被称之为人文取向的史学，也就是“平民”史学、“大众”史学。

　　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首先他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商人、“官”人，且已经湮灭于历史的虚空之路。二月河和薛家柱合著的新作《胡雪岩》撬动的就是沉淀了这个“人”的历史：商场的大起大落，浓缩了人生的悲剧和喜剧，无意中包涵着淡淡的哀愁与讥讽……关于胡雪岩，读者耳熟能详的是台湾高阳先生的“胡雪岩系列”。现在，新“胡雪岩”在暌隔N年之后终于有缘与老“胡雪岩”碰面，彼此居然不是交锋决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坐而论道，新老之间有继承与创新，形成“人”的历史的互补。这宛若东、西方两条河流，本来老死不相往来，孰料殊途同归，鲜活交汇。

　　《胡雪岩》里的胡雪岩，作为商界领袖他能明白大势，努力经营最大的客户———国家。能认准商机，敢赌敢拼。能讲究诚信，戒欺戒骗。作为“人”，他精通中国人情世故，处事得当，把中国人“眉梢眼角、言来语往”的功夫琢磨得透彻。他充满理性，眼光和计谋、韬略和手段都是一流，急公好义，有情有义，乐善好施，爱国爱民。另一方面，戴上了正二品花翎顶戴的官商胡雪岩，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系于官家，很难按照市场规律行商，而只能看官家的脸色或者投机于官家的喜好，其实要说腐败，这个胡雪岩是最善于“行贿”的。所以，左宗堂倒了，他也就失去了靠山，被李鸿章及其手下“拿下”。作者对建立在一种非平等竞争机制下的商业行为，“悲哀”之余，更多的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批判。胡雪岩骄奢淫逸，贪婪好色，这种人性之“恶”，触犯了商界的忌讳，导致被手下欺骗，断送事业。这又是一种“悲哀”。

　　枯燥乏味的正说或恶俗的影视调侃式戏说，无论对历史还是对读者都是一种不公和伤害。在这一点上，二月河继承了高阳的长处。他们均追求“以小说造史、以史造小说”，从人性出发，巧妙地在历史之真与文学之美中求取一种平衡，将史学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统一，使虚构的内容和情节始终遵从历史背景的真实，从而构成独特的“信史”风格的历史小说。

花生

具体来说，从前的高阳是小桥流水看烟波，有意无意地通过“挟泥沙”、“生枝蔓”、“跑野马”等手法，专注于对商战背景的深度发掘，把大开大阖的历史风云寓于日常生活本身，无惊无奇无险，从容不迫，徐徐道来，给人一种大敌当前，胸中自陈雄兵百万的艺术感觉。如今的二月河和薛家柱则别开蹊径，不妨看作是对胡雪岩的另一种写法，他们不仅执拗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而且在一种个人化叙事中，显现出多元文化杂糅的多重题意。嫖客/妓女，现实/回忆，沉沦/救赎……太多的所指倾注于文本之中，于是它能指的释义提供了无限广阔的途径。就笔法而言，他们故意不走平川，独上高峰探险，卷帙间弥漫着传奇色彩、情节冲突与文笔渲染，声势浩大，奇诡紧张，精彩纷呈，自始至终，弦在弓上，一触即发，如急管繁弦铜琵琶，可读性强，兼济了传统章回小说、通俗传记文学和金庸武侠小说之妙之神，是对“平民”史学、“大众”史学的忠实实践。

　　当然，高阳这种舒缓道来，忠实于历史文本的写法，有得也有失。从得的方面看，闲适冲淡、飘逸典雅赋予了它一种精致文化的书卷气、文人气，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味，这使高阳的作品易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获得共鸣，觅得知音。从失的方面看，削弱故事的传奇色彩、情节冲突与文笔渲染，多少降低了作品的可读性；汇集大量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并由此旁涉清末的典章制度、明情事故、饮食服饰、礼仪风俗、建筑样式等，难免破坏作品的连续性和生动性，使小说叙事显得拖沓、枯燥。而二月河，也许急于想抓住读者，行文略显匆促，又渲染了较多的情色镜头，与通俗化太靠拢，反而显得“鄙俗”。读者兴冲冲拿起书，掩卷之余，对胡雪岩的印象与高阳所写并无格外不同。

　　上述得与失的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小说家的高阳和热衷扮演史家的高阳并未获得水乳交融，也反映了二月河和薛家柱在通俗与雅致之间的摇摆不定，左右为难。或许根本就无法达到一致，只能有所取舍，有所牺牲，鱼与熊掌难以兼得。